题记：他一生名山事业、峥嵘于世，成就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著名的教育大家、国学大师；他开风气之先、破窠臼藩篱，成为中国现代工程教育的先行之人；他淡薄虚名、一生唯实，更是一位审时度势，毅然弃官从教，以身酬业的传奇人物……
一 、“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理念及践行
（一）身体力行，鞠躬尽瘁
唐文治（1865—1954），字颖侯, 号蔚芝, 别号茹经，江苏太仓人，清末进士。我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的开拓者和先驱、国学大师、教育家。
1907年1920年，唐文治在交通大学主校长达14年，进行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改革，奠定了交大优良的校风和学风，开创了以工为主，工管结合以及教学上工文并重的高等教育先例，为交通大学今天的辉煌奠定了基础。他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文化教育和高等工程教育，在掌校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交通大学前身）和无锡国专（苏州大学前身）期间，在多年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教育理念和见解，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当今的大学教育仍然有着丰富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唐文治6岁时，即由他的母亲亲自教他《四书》《诗经》，14岁读完《论语》《孟子》《五经》，及《左传》《史记》《汉书》等儒家经典，16岁入州学，17岁师从太仓理学名家王紫翔。王紫翔教育他：“为文先从立品始，然后涵濡于四子六经之书，研究于史汉诸子百家之言，不患为天下第一等人，不患为天下第一等文。”并在其指导下，研读《孟子大全》《三鱼唐集》《唐宋文醇》及《熊钟陵制义》等，使唐文治在为文和理学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同时，也为唐文治日后探求文章之道和沉潜于程朱理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唐文治18岁中举人，27岁（1892年）中进士。初任户部江西主事，1898年任总理衙门章京。1903年起，先后任商部右丞、左丞、左侍郎。1906年任农工商部署理尚书。在10余年的仕途生涯中，他目睹了甲午之战和八国联军侵华暴行，深感国事衰微，外敌入侵，内忧外患。此时，唐文治“目击时艰，颇怀愤懑，耿耿愚悃，图报无阶”，不顾自己职位低卑，冒“疏（狄)小臣妄言国家大事于法当蒙罪(谬)”的风险，依然直杵权贵，力陈己见，乃于1894年冬向清廷上万言折《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奏折针砭时弊，提出发愤图强、励志改革的八条主张。稿出，翁同龢、沈曾植深加叹赏，称为：“万言疏稿”；得京中师友传诵。然“惜两行痛泪，无补时艰也”。（1）32-33;427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7月，唐文治作为赴日专史户部侍郎那桐的随员，被特命出使日本。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国门，历时一个半月。唐文治借机游览了日本的富士山、岚山等风景名胜，参观了日本的学校、银行、工厂等明治维新以来的新创实业。他用心观察日本予中国可以借鉴之处，归国后写成《东瀛日记》，为国人打开了了解东洋国情的窗口。（1）45
1902年，唐文治第二次出洋，他是作为满清贵族载振的随员出使英、法、比、美、日等国。此次出洋“经途万里，为时17旬，滂滂地园，随日以行，左旋一周，极西极东”。9月返京，公务之暇为载大臣编《英轺日记》,共十二卷。主要记载英国祥于商务及学校诸事；比利时祥于制造工艺；法国祥于议院各衙门制度；美国祥于各部章程及地方自治之法；日本祥于宪法及教育之法。
两次出国，通过考察西方政治、经济、实业、教育、文化，唐文治深感中国要富强必须走实业救国之路，必须大办民族工业，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为此，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大兴教育事业。他考察英国教育之后，非常赞赏牛津大学，认为“名儒名相之出其中者不可胜数”；同时，也对其教育理念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作用，认为“立国之要，以教育为命根，已学术月新，而国家乃有振新之望。”萌发了弃官从教的思想，并从尊崇儒家“人本主义，天人合一，孝友伦常以维安宁”的教育思想，发展到“求实学务实业”的办学宗旨，增强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理念和愿望。
为官经历，使唐文治有机会接触当时中国的实业。因其曾在清政府主管商部，对于工、商、铁、矿等实业的发展有深入的了解，为其后在交通大学求实学、务实业的创举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坚定了他献身教育，以实现为国储才，实现振兴中华的决心和抱负。
1906年11月，唐文治母亲病重，回家乡丁忧居丧，“遂不复到署，一意侍奉汤药”。这成为先生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从此弃官不再涉足政坛,立志走上教育救国之路。自此，唐文治践行尚实办学思想，为国家培养“求实学，务实业”的人才，成就交通大学辉煌之基；此后，更勉力创办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为续中华文脉、倾力余生。先生一生成就卓越、著述颇丰。有《礼记大义》、《十三经提纲》、《尚书大议》、《周易消息大义》、《国文经纬贯通大义》、《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等数十种书著流传后世, 后人结集为《茹经堂文集》刊行于世。
观先生一生，为官、兴学、执教，皆体现出一个爱国文人对国家命运与未来不懈思考并践行探索，以及作为一个饱学之士对延续中华文脉的抱负与远见。
后人对唐文治先生一生的解读，除了对先贤往昔的无限敬佩与怀念之外，更多的是比照当今，如何使先生的精神赓续与发扬，能够对现今的高等教育、中华文化传统有所裨益。他不仅在交通大学的发展轨迹上留下举足轻重的功业，更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下名垂千史的伟绩，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教育文化遗产，令后世敬仰与追忆。
（二）中国近代工程教育的开拓者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借名于中国古代旧式学堂，脱胎于西方大学体制。清朝末年，科举既废，各地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初名）为清末著名实业家盛宣怀先生于1896年创办，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滥觞。盛宣怀主张：“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2） 有学者总结到：晚清率先以实业为基础设学兴教并形成了较为明确的办学思想及模式者，盛宣怀可以说是其主要代表人物。（3）333 “无论南洋公学的建制，还是其学科设置，均体现出两条基本原则：一是以西方为蓝本，把握时代趋势；一是应时需，切实用。”（3）337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邮传部尚书陈玉苍向清廷举荐唐文治担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交大前身）监督（校长），并获准。10月，唐文治掌校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交通大学前身）。“旋赴徐家汇实业学堂，就监督职。”此时，南洋公学由上海实业学堂改办为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学校归属及前途尚处于动荡之时，唐文治却欣然应允，知难而上。他既秉承盛宣怀的办学思想和主张，又不囿窠臼，推陈出新并克己践行。由此，他开始走上为国育才、教育救国之路。
1907年9月，上任伊始，唐文治就住校办公，以便全身心投入办学。他对学校的专业设置、课程建设、教学情况、实验实习、考试考察、培养目标做了细致的考察和分析；在学校的建制方面，他博采众议，取法西方教育经验，“维余平日之志愿，在造就中国之奇才异能，冀与欧美各国拮抗争胜”，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办学方针；他在借鉴外国名校办学经验完善学校的学科建制、章程和加强学校建设等方面屡有体现；此外，他积极选派优秀学生出国深造为学校培养教师，同时千方百计荟萃中外名师，招聘有教学经验的外籍教师来校任教；注重博采各家教育所长，收集国外先进的教材，运用新式的教学方式，试行工、文、管结合，严格管理学校；同时，两次出国游历，唐文治也看到了“横览东西洋诸国，靡不自爱其文化，且力谋以己之文化，扩而充之，深入于他国之人心”，竭力通过国学教育弘扬传承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矢志创办一所中国自己的高等工程学校。
1908年，他为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设立的教育宗旨为：“本学堂分设高等学科，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为宗旨”培养“体用兼备”的人才；办学中贯彻“尚实”的思想，提出：“学堂异于科举，要以上是为宗旨，使人人趋于实学，俾得自谋其生计，而不宜锢之以虚荣。”唐文治期望师生能专心学习科学技术，办好新学，发展工业。而他自己在之后的治校实践中也是身体力行，贯彻“求实学、办实业”的办学宗旨。
当时的实业学堂只有一个商务专科和铁道工程班，还附有中院（中学）和高等小学堂。唐文治认为仅此实在是“规制简略，必须大加扩充”。1907年，他咨文邮传部，陈述办学的具体打算，决定停办商科，创办铁路专科，定学制为3年，这是交通大学教育史上所设立的第一个工程专科；翌年（1908年），他又雷厉风行地设立电机专科，该专科为本科，是我国近代高等学校设立电机科之始；1909年，又增设航海专科。同时，还增添了课程和实验设备。三年中，他做了一系列的改革，把原来培养商务人才的学堂改成以培养工程技术人才为主的高等实业学堂。
1912年，学校改名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堂，铁路专科改为土木科，电机专科改为电气机械科（航海专科1912年在吴淞口另建商船学校）。学校改名后，唐文治又对土木、电气、机械科的课程设置进行了改革。新的课程设置以工科大学为蓝本，铁路科开设的课程18门，改为土木科后，又增加了10门课；电气机械增加了9门。学生的实际水平完全可以达到工科大学的要求。1918年，交通部批复同意增设铁路管理科，学制为四年。这是唐文治在工程教育中注重工管结合的开端，铁路管理科的诞生标志着学校系科设置由原来的工科走向工管结合，这也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
唐文治说：“讲求实业，不能不资实验，不能不建工厂，嗣后学堂如果发达，则路、轮、电三科必须设立机器工厂。”虽然经费相当困难，但他仍努力扩充实验和实习的设备，千方百计筹措经费。在任时先后建成了铁道测量仪器室、金工厂、电机试验室、木工厂、材料试验室等。这些在当时都是国内首创。同时，为了加强基础理论教学，他还扩充了化学和物理实验室，使学生在校内的试验和实习有了保证。
此时，学校规模扩大，教学质量逐年提高。已经初具工科大学雏形。
（三）人文教育的践行者
唐文治尤其注重给以理工科为主的学生灌输“国学”血液，使兴办实业与保存“国粹”并举。希望学生在精研工科实业的同时，也能于国学“笃信殚精，锲而不舍”。他对理工科人才的培养重视先进理念，重视爱国教育，重视人文教育重视体格意志磨砺等教育思想，为国家培养一流理工人才树立了榜样。
唐文治强调道德育人，重视性情教育；他主张教育应以“正人心救民命”为宗旨，提出教育“断以民德为先，然后民智、民生、民力”。他给学校制定的章程，首先以“蔚成高尚人格为宗旨。无论风气如何，决不变更迁就”。他提倡道德气节，培养性情，进行人格教育。他亲自所写的校训是“勤俭敬信”四个字，要求学生有朴实的学风。他说：“朴实为英雄之本色，古今有为止人无一不然。”贪图享受、挥霍浪费必然会“丧气操守，失其节气”，结果是“名誉扫地，气骨无存”。
唐文治特别重视对学生进行爱国家爱民族的气节教育，身教重于言教更是他奉行的道德准则。他在学校大礼堂悬挂“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条幅 ，作为砥砺学生品德的座右铭。这些教导使很多学生铭记在心，称为终身为人的做事指南。唐文治在学校时，经常给学生演讲，介绍中国灿烂的文化传统；慷慨激扬地高声吟诵充满爱国激情的诗词，尤其推崇岳飞、文天祥的诗文及他们的英雄气概。此外，他时刻关爱学生，要求教师也这样做。他在办公室悬挂“ 今日中国正患多议论之人，少行动之士，学者与言行合一之旨可不重哉 ”。他说“师长对于学生，朝夕相见，礼仪无失，于其疾病，缓急加以调护、扶持、学生自能感化于无形，而仁厚之君子。” 他对教学、考试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有时，他手提灯笼到学生宿舍检查学习、生活情况。学生有事，他必躬亲查询；凡要求学生到的，要求教工也做到的。辛亥革命后，学校经费曾一度中断，为了坚持教学，共度难关，唐文治主动带头主动减薪一半。1913年，经费恢复，唐文治仍坚持“方今国家财力艰窘，规定本校校长薪水仍按大部所定半数支给”。他生活简朴，粗衣布履，经常和学生共餐共食。这些对学生的成长，校风的形成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唐文治精通经史子集，在理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尊崇孔孟的道德观念，提倡传承发扬国粹。他所倡导的道德人格教育，要求青年养成刚正不阿、正气凌然的高尚气节；培植伟大人格，献身祖国，献身事业，为富国民强做一番事业，是令人敬仰的。他所触及的如何处理自然学科与人文社科，现代和传统，科技和道德的关系问题，今天依然存在，足见先生的先见之明。
经过10多年的艰苦奋斗，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交通大学前身）培养的学生和当时西方著名的高等工程学府齐名。在历届清华庚子赔款公费留美招生中，每年都有被录取的学生，并因为在美留学生学习的优异，博得美国教育界的好评和认同。当时，凡持有“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毕业证书的学生可与美国学生一样，享有直接报考美国大学研究院的待遇。至此，唐文治无比兴奋地说：“余私心窃计，以为中国东南各省无大学，于此，盖始基之矣。”
唐文治先生是交大历史上第一位住校办公的校长，也是新中国建国前交大任期最长的校长。他在交大14年，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其核心就是“根植于人文教育，以道德为基础，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现代理工科实业人才。”在办学过程中，他特别强调“实”字，主张“求实学、办实业”。他自己就是一个实干的教育家，所做的艰辛探索和实践，为交通大学日后发展成为国内外知名工科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同时，也使交通大学成为当时莘莘学子神驰情往的著名高校，被誉为“东方的MIT”。掌校14载后，唐文治先生又亲创无锡国学专修馆，为续中华文脉，禅精竭虑，义无反顾继续践行着自己的教育思想和主张。
交通大学是国内外著名的理工科大学，它优良的教学传统和良好的校风，都是和唐文治深邃的教育思想、丰富的教学经验，对教育事业的矢志不渝、为国储才的雄心谋略分不开的。纵观先生一生的教育救国之路，其教育思想最直接的体现，就在于他对交通大学和无锡国学专修馆的倾力实践当中。他的许多经验都是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宝贵财富，一直为后人所仰慕。
二、包罗万象、富有创新的教育思想
（一）大学的宗旨：为国储才，振兴中华
在对高等教育的重要性的认识上，唐文治在《与友人书》中论述了对学堂以及学习西学的重要性的认识。指出：“学堂之在今日，则更有不容不设之势，而并有不忍不设之情。”（4）1他从中国古人的认识中生发，“盖古圣贤之学，体用兼该，是以大学之道，明德必推及于亲民，致物必肇端于格物，可见学者必尽穷天下之理，而后能完我万物皆备之原。”（4）1-2认为学者要各种知识兼容并蓄才能成就大学问，历陈中、西学短长，提出“何若使中学囊括乎西学，斯吾道尚不至有绝灭之惧”。（4）5倡导采西方科学之长处，兴办学堂，挽救国家于危难。另外，先生在《论整理学部》一文中更开宗明义地指出“人才者,国家之命根也；学堂者, 又人才之命根也。”（5）与盛宣怀先生的主张不谋而合且一脉相承。后来，唐文治先生专门撰文《学校培养人才论》，以陈学校之重要性。他在文中说：“今者科举停、宪政举，天下之人才将尽出于学校，天下之言政治、言学术、言外交法律，为农工商诸实业者，将尽出于学生。天下之所仰赖者，非学生而谁赖？”（6）27在封建思想与新式思想交融并撞的年代，唐文治始终以中国文化人立功、立言、立德的传统思想为根。他说：“今宜以至新之心理，发明至古之道德，且俾天下学者知圣贤之道，实在于行而不在于言。”（6）29强调个人的价值都可以在学校这个平台上通过不懈的追求得以实现。并且，他认为居于庙堂治国平天下只不过“定一时”，而培养国家社会所需的人才则“可以淑数世”。这是先生更高的境界和更大的功业。他援引西方著名教育家的言论来说明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对于国家、民族、社会的重要意义。“国中多一青衿，即少一赭衣”，而“中国内地各乡镇多一学子，即少一游民，而异日即少一盗贼。”（7）43
唐文治对高等学校囊括中西之学、当为“国家命根”且能实现个人价值的高度；读书、上大学应该有更高的追求，更大的境界。足见他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关注与重视；他认为学校将为天下智囊，并且敏锐地认识到，抓住教育，就抓住了国家政治、经济的枢纽。指出新式学堂特别是高等教育对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和价值。先生给我们留下的这些真知灼见，即便就当今来看，在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历程中，更是我辈后学所应该极力追崇并见贤思齐的首要之处，也是需要今人不断反思和倡导力行的。
（二）大学的使命：正人心，救民命
在对大学使命及目标的认识上，唐文治更多地采纳当时西方国家大学教育的主张，并结合中国的实际用言辞予以表述并付诸实践。他在清廷任职期间曾两次出国,遍访欧美，特别对这些国家的教育予以着力考察。他在牛津大学参观时，就赞赏该校“名儒名相都出其中!”其实，先生已暗自思考和筹划着中国高等教育的走向和蓝图。
当时的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交通大学前身），正处于由商部高等实业学堂改办为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学校的归属及前途不甚明朗。正如唐先生在校规中所陈述的：“……创办之初，即与北洋大学争雄并峙，……程度不为不优。”（8）15正是在交通大学的14年里，唐文治的教育宏愿终于有了可以实现的理想之所，先生的教育思想和主张在这里得到了实践并日臻成熟，而他对大学使命的认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验证、积淀和升华。
在《学校论》一文中，唐文治主张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政治教育三者与学校教育互相维系，而以学校教育为基础，更重要的是“盖惟学校改良, 而后三者自能改良。惟三者进化, 而后学校益复进化。”（9）170并认为这三者“本末始终，相为表里，然则居今日而言教育，舍正人心，其奚由哉！其奚由哉！”（9）170他提到：“立国之要, 以教育为命根, 必学术日新, 而国家乃有振新之望, 此必然之理。”（7）39这里的教育即是针对当时的高等教育而言。
唐文治“正人心，救民命”的大学使命思想萌芽、成熟于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交通大学前身）时期，正式表述于主持无锡国学专修馆之时。当代学者研究唐文治教育思想的时候，认为唐文治是在总结“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弊病后，于主持无锡国学专修馆时认识到大学应以“正人心，救民命”为其使命。这其实是误解了唐文治为学思想的一致性与连续性。实际为，唐文治在交大期间，一贯要求学校的所有学生要学贯中西、古今兼修。他认为“无论何种科学, 均需熟娴文法, 方能窥其精奥。”（10）并说： “用是十余年来各处学校于国文一科, 大都摭拾陈腐, 日就肤浅, 苟长此因循, 我国古有之国粹将荡焉无存。”（11）
他在交大为培养高质量的科学技术人才，除十分重视学生的数学、物理基础外，还特别重视学生的中文和外文学习。他认为“无论何种科学，均需熟娴文法，方能窥其精奥”。他大力提倡学习两文，以厚植根底，促进学生知识职能全面发展。为此，他特意设立国文科并亲自主持国文教学工作，把国文列为大学里的一门主课, 要求学生入学直至毕业都研读国文。当时，学校还专门成立了国文研究会,要求所有学生尽量参加。国文研究会还定期举行国文比赛，成绩优异者能获得奖励并将其文章贴出供全校师生研习。唐文治更亲自为学生上国文课。在当时办学经费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他还聘请多名知名的国学大家作为学校的国学教师。通过这些具体措施的实施，当时交通大学的毕业生不仅英文好，而且国文好、科学好，为世人所赞誉称道。
唐文治对高等教育的认识，已上升和提高到了使之成为国家根基的角度。展现了他对高等教育使命的独特认识。即高等教育必须“正人心”。这表明，唐文治在兴办实业教育的时候，已经有着以道德“正人心”，以实业“救民命”的伟大使命。因而，大学要在学生的道德和具体知识、能力方面均有所诉求。这是大学担负培养对国家和社会栋梁之才的高境界。即使今天用此来限定现代大学的使命也是掷地有声、毫不过时。现今，教育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程度已经为人们所普遍理解；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作为国家战略发展的重要基础已经深入人心。在100多年前的中国高等教育尚处于萌芽生发时期，先生能有如此的洞察和认识，不能不赞其目光之远大，认识之深邃。
（三）大学的目标：培养奇才异能之领袖人才，学成致用
在对大学培养人才的目标上来说，唐文治无疑是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与实际的做法。清末时期，外强辱国、国家多难。国家需大力兴办学校，应时之需，大学培养人才的目标无疑是要以有实际能力、有所专长的人员为主。盛宣怀以实业救国为毕生宏愿确为当时蹒跚起步的中国早期工商业提供了人才支持。唐文治主校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交通大学前身）以后，继承创者宏愿，励志为国储才。
唐文治在《学校论》中谈到：“昔日孟禄、塞娄两博士来华考察学务，皆谓吾国亟宜早就领袖人才，吾深服其所见之远也。”（9）168可见，他非常认可这一主张，尔后在很多场合均对此有不同的表述。如他在《交通大学第三十届毕业典礼训词》中提到: “忆鄙人十年以前, 见美国教育家孟禄、塞娄两博士, 均殷勤相告, 谓中国最要者在造就领袖人才。后访他国教育家, 亦多持此论。故鄙人办学时, 不自量力, 常欲造就领袖人才, 分播吾国, 作为模范。”(12) 在《交通大学工程馆记》中，他又说：“维余平日之志愿, 在造就中国之奇材异能, 冀与欧美各国颉颃争胜。”（13）唐文治此时已与盛宣怀“注重实际、学以致用”的培养人才目标有所不同。盛宣怀曾强调西方国家的教育培养人才以“学以致用”为本。而在唐文治看来，单纯的强调人才的“实用”功能已经不能满足未来的需要了。因而，他在提出要培养领袖人才的基础上，又进一步阐述：“须知吾人欲成学问, 当为第一等学问；欲成事业, 当为第一等事业； 欲成人才, 当为第一等人才。而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 必先砥砺第一等品行。属望今日座中诸同学, 必有大智、大仁、大勇之人, 救我中国。”。
“大智、大仁、大勇”是唐文治对合格人才提出的宏观上的要求。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两点：一是他关注人才的道德培养。中国古代经典中对道德教化的论述非常之多。唐先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在人才的培养上突出道德因素。二是他强调人才的全面综合素质。“大智、大仁、大勇”或许在今天看来太过笼统，但是对学生三位一体的综合要求，在当时高等教育发展的大环境来看，已经显出其前瞻性。同时期的教育大家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强调兼容并蓄，这与唐文治的上述要求似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上，两人却殊途同归。在“蔡元培看来，知识有‘学’与‘术’的区分，大学应‘研究高深学术’，重在‘学’；专门学校传授应用知识，偏在‘术’。虽然在内涵上和传统的道术区分有别，但或多或少还有重学轻术的意味。1917年，蔡元培出掌北大时，曾和北洋大学协商，把北大的工科交由北洋大学办，后者的文科则移交给北大。”（14）唐文治强调的是在实用基础上的全面发展，蔡元培则更注重兼容并蓄基础上的术业专攻。他们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在中国高等教育的百年发展已经证明。不论是此后交通大学的辉煌瞩目，还是北京大学的大师云集，都蔚为大观，人才辈出，为国家、民族、社会做出了应用的贡献。
其次，以“尚实”之风，唐文治强调人才培养的实用功能，主要培养实用性人才。他强调“其大要在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全国实业为主，并极意注重中文，以保国粹。”（15）19在交大执掌14年间，他多次呈请上级部门给予财政支持并通过一系列措施整顿专业设置，合理扩充规模，并建立试验馆，以使得学生能学为所用，毕业后能更好地适应现实需求。此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工业建设领域如机电工程，铁路工程，铁道管理工程等，均有“南洋制造”的学者专家赫列其中。这与唐文治始终强调的“造就专门人才”的实用思想不无关系。
再次，注重通才培养。学校教育的目标很明确，但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被培养成绝对的领袖人才。在唐先生看来，大学教育培养的底线应该是“通才”。他在《咨呈重订章程和宗旨》中写道：“以道德端其模范，以规律束其身心，庶几教授管理有可措手，学生乃能有志上进，蔚为通才。”（15）18此后，他在交通大学验证了这一主张和思想。当时，学校开设西文课，并成立全校性质的英文会，“以会话、演讲、背诵为主，不得涉及朝政”；（16）所有学生入校后自动成为会员，并专门拨款用以英文竞赛等组织工作，给学生创造良好的英文学习环境。唐先生的这一创举对现在的“哑巴式”英语教学还是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的。他非常重视学生的体育运动，强调重视体育以“矫文弱”，使得学生身心得到全面发展。他还强调美育，延请名家为学生教授礼乐，又自己亲自授课，以古音吟诵古诗，至今犹有录盘保存于世。
总之，先生认为，大学培养的人才即便“不为圣贤”，也应该“即为豪杰”。可见唐文治大学培养人才的目的，是有一个具体的通才要求以保证其质量的。
（四）大学的管理：以学生为中心，尊师重道
唐文治不论是掌校交通大学，还是创立无锡国学专修馆；不论学校性质有何变化、办学宗旨工文有别，亦或是建制、规模的增减不同，透过历史资料我们发现：在高等学府的管理中，他都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培养优秀的领袖人才为目标。这也折射出他对交通大学延续至今的学校管理传统以及当今高校管理的巨大贡献。
1、广揽名师，博采众长
唐文治非常重视大学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他认为要培养 “端赖名师”。在考察日本时，他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势强盛的情景, 认为都是教育的功绩，更是很多名师奉献的成果。他说: “夫自古有不世之功, 而特患有不立之志；亦无难成之事, 而特患无任事之人。”大事没有办不成的，担心的是没有办大事的人。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交通大学前身）时，他囿于当时国内工科教师的缺乏，不得不通过各种方法延请名师。即便如此，他也绝不降低对合格教师的要求。他曾呈文请当时的邮传部委托中国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先生代为选拔合格教员，并要求要“详加考核”。另外，为了让学生能精通英文，他在教学经费短缺之下，仍然不吝钱财聘请外国人担任西文教员。为了能让学生更好地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当时的交通大学很多专业课程都实行英语教学。根据史料统计，在唐文治任职的14 年中,交通大学聘请的外籍教师占全校教师的二分之一。对于体育老师的选择，他更丝毫没有降低要求。比如，对于武术教员的聘任，最初请来少林高僧前来教学，后来聘请精武会武术界名师刘震南父子。这使得“同学狂喜”，纷纷选学武术，一时校园武风兴盛。
2、多置设备，重视实习和试验
唐文治认为一个合格的工程类学生，应该学实务，毕业后必然是“务实业”。所以，他非常注重学生在校学习中的实习环节，以使学生的理论能与实际相结合。在《条陈本学堂办法》中，他要求“经费宜扩充”、“专科人数宜扩充”；指出“讲求实业,不能不资试验, 不能不建工厂, 嗣后学堂如果发达, 则路、轮、电三科必须设立机器工厂” 。（8）14学校教学经费紧缺，他曾带头将自己的工资削减一半，以省财力维持学校正常运转。并在这种情况下，首要考虑扩充学校的试验设备。在呈递交通部的公文中，他提到“本校长坐糜巨薪，心实不安。且查本校经费从前岁入约十四万有奇，目下进数仅得三分之二，而所办各事仍从积极方面着手”(17)，这“所办各事”就有一项是指当年另设电机厂，所费千元，而他自己仍然要求校长薪水“仍按半数支给”。由此可见，他对学校资金的管理是以教育、教学为中心，以培养学生为当务之急。他在交通大学在任时期先后建成了铁道测量仪器室、金工厂、电机实验室、木工厂、材料试验室等, 这在当时都是国内首创。至今，西安交通大学的学生不分专业，都要进行一个月的金工实习，这既是对交大传统的继承，更是对唐先生早先提倡的注重实践主张的纪念与认同。
3、校外实习，以成大才
唐文治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管理思想还体现在他首倡校外实习制度，使得学生在未出校门前先有了具体的实际工作经验，并可以在实习后及时地反馈到后面的具体学习中，以实习促学习，以学习资实习，从中增长才干、获得裨益。1909年, 当时交通大学铁路专科高年级学生在唐文治的提倡下开始到校外进行一个月的铺轨测量的实地实习,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很新鲜，纷纷驻足观看。交通大学组织师生进行校外实地实习在全国还属首例，这无疑是当时教育界津津乐道的一大奇事。这种校外实习以后就成为交通大学日常教学管理中的一项必备科目，这为交通大学近百年来深厚的工科人才培养模式奠定了基础，也影响了现代工科大学的建制与培养方案。
（五）大学办学：不求大全，突出特色
“如何办学、怎样办学”是唐文治始终思考并为之不懈努力践行的问题之一。他认为大学要突出特色。在清晰明确的办学方向前提下，他身体力行，自始至终将这一理念贯穿于教育实践历程中并不断丰富和完善。
1、首创工科，以应时需
唐文治到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交通大学前身）后，在短短的时间内，先后开创铁路科、电机科及航海专科，使学校从原来培养商务人才转为培养工程技术方面的实业人才；后又设立铁路管理科，标志学校系科设置由原来的工科走向工管结合，成为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首创。
“至高等专科，如果日后教授精良，人数发达，届时应否改作工科大学,……”(8)16在他的长远规划中，高等职业学校发展到最后，应该是办成工科大学。这就为此后交通大学的发展确定了方向。怎样办好工科大学, 在中国当时尚无前例。唐文治在遍访欧美的时候，有意留心欧美各国教育中实业教育的特点与模式等。当他得知美国大学的办学章程等可免费取阅时，就立即函呈清政府，积极要求大使馆代为索要，“检寄美国九十八所答学章程，以资参考”。由此参照欧美办学模式设置学校课程及专业，并以欧美标准将学制从三年改为四年，以方便学生以后的留学深造等进一步的学习。在科目的设立和课程设置上, 唐文治主张根据培养学生实际的能力实事求是地进行操作。当时，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交通大学前身）的很多科目的课程设置都没有照搬当时清政府颁发的《奏定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和《实业学校规程》。如学校电机科、航海科、铁路科,都没有在规定的十三科之内；而有些专业比如土木科所开课程比则比指定得要少, 另还有擅自增开的多门课程。这些引起了当时教育主管部门的不满，要求学校按照规定办事。但是唐文治在呈报上级的函件中却申辩到“虽间有参差, 而学成致用于实际尚未窒碍”。他强调虽然课程有所不同，但是对于培养学生的发展确实没有什么大碍；另外，要求上级部门“实事求是,当不以文法相绳”。先生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为早期交通大学的工科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文治针对工科大学的办学思路与举措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是难能可贵的。虽然那时新式学堂纷纷建立，但是社会上人们整体的思想观念还未得到扭转。“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有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的专家指出，当时的法政学堂的数量和规模为学堂之冠，而法政学堂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在朝的官员培训或者培养大批有志为官的人员。为此，唐文治专门撰文予以批判。他在《咨邮传部转咨学部文》中指出“原学堂异于科举，要以尚实为宗旨，使人人重于实学，俾得自谋其生计，而不宜锢之以虚荣。”（7）39,并要求当时政府能改变毕业生的“奖官”制度，他说“苟停实官奖励，则无虚荣可慕，而奔竞之风自息，此今日学务之急宜改定者一也”。（7）41他的“尚实”之风以及对时弊的认识，都是他办好工科大学的关键。因而，我们也能从另一个方面看出当时兴办工科大学的困难之巨。
唐文治兴办工科大学的主张与思路以及他以“尚实”之风所塑造的交通大学灵魂，都是当前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所应学习与思索的。
2、提倡人文，以保国粹
唐文治一方面要求学生“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以“尚实”之风要求学生求实学、办实业，不似古代科举制度下的文人术士一样，终其一生为求功名。另一方面，他又在学校内专设国文科，并聘请名师予以教授。这是他主张通才教育的具体措施之一。他曾引用别人的观点对这一点予以解释，认为为学宗旨是“尚志居敬以立其本，致知格物以观其通，天德王道以会齐全，尽性至命以要其极。”（18）55学习要让知识融会贯通，然后能为我所用。他明确认识到西方科学的长处在格物致知，并称赞其“精不可及”。他对中西文化两者的不同有自己独到的认识：“近人谓泰西之格物即吾儒之格物，混道与器为一，欲以一材一艺之长，侈谈平治，而民生实受其病。”裘君之言曰：“科学方法治天下，未免错误，吾儒所格者，事理，西人所格者，物质。斯言也，可谓一矢破的。”（19）西方科学重视的是物质层面的认知，而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的是道德层面的认知，各有所长、不可偏废。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下，唐文治重视学生的道德教育，提倡人文传统的承继。他在离开交通大学以后，在双目几近失明的情况下，针对当时国内西学渐进、国学式微的形势而毅然兴办无锡国学专修馆，以保国粹。无锡国学专修馆的办学经历，是唐先生晚年从事教育事业的主要部分。无锡国学专修馆以其鲜明的办学特色，是彰显先生教育理念与思想躬身实践的又一典范。
（1）弘扬国学传统，以文化立于世界。唐文治致力开设国学馆绝不是简单的开历史倒车，而是在比较国内外形势后，以对中西学有深刻认识基础上所进行的一项保存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革新之举。他在创办之初为学校拟定的学规中提到“吾馆为振起国学，修道立教而设，缅怀往哲，能无奋兴。”（20）1471927年，国学馆改为国学专修学院。唐先生在新的办学宗旨中更特意提到：“研究本国历代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20）156足见他对国学馆办学意义及宗旨认识是与一般的经学卫道士有本质不同。他在《国学专修馆十五周年纪念刊序》中写道“横览东西洋诸国，靡不自爱其文化，且力谋以己之文化，扩而充之，深入于他国之人心。……文化侵略，瞬若疾风，岂仅武力哉！”（21）强调文化的传播特性也就是文化的生命力所在，中国传统文化如果不尽力去传播，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而“文化侵略”的威力或许比武力来得更凶猛。
在那个内外交困的时代，唐文治首先看到了“文化侵略”的这一层，他提倡国学教育下的民族文化观对当前的跨文化传播与交流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是非常具有远见卓识的。
（2）汲取传统书院式管理优点，以改旧而立新。中国传统的高层次教育，书院式管理模式一直是其显著特点。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书院多系私人办学，教授传统经学典籍，且很多都为当时名重一时的大儒所创建。所以其观点与思想都有一定的个人特色。清末由于国学式微，书院已经难觅踪影。唐文治在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时，为了让学生能耳濡目染,对国学传统有所领略，他在管理上大胆沿用已为当时教育界所弃用多时的传统书院管理模式，在众多新学中独树一帜。但是，无锡国专的书院式管理却不是对传统书院的简单照搬。它首先汲取了书院式管理的各种优点，比如书院的教学、管理与学术多重职能。唐文治将所有学生都归于书院管理当中，这样使得管理人员减少，以便于集中师资与财力教授学生。便于师生关系的建立以及形成良好的学术争鸣氛围。唐文治主张无锡国专实行开放式管理，提倡学生多问、老师勤答，以便让各种思想交流碰撞，更有助于产生真知灼见。其次，唐文治广聘名师，并不以个人一己之思想独占独大，而是允许各方不同思想共生共存，这与传统书院的强烈个人特色是有显著区别的。在这样改旧立新的创举下，无锡国学专修馆培养了大批有别以往的国学专才，为保存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
当代有学者研究无锡国专的办学历程，认为它是中国“传统书院现代转型的典范”。2008年，西安交通大学在全国较早实行“书院制”管理模式，创风气之先，使得很多高校纷纷效仿。这是继承唐文治老校长优秀办学理念的创新之举，定会给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注入活力。
纵观唐文治矢志不渝的办学之旅，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交通大学的掌校之路，还是无锡国学专修馆的创新之举，先生在办学思路上结合实际、突出特色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先生的办学思想都是倡导全面发展、兼容并蓄的。当前很多研究者认为唐文治是看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弊端后，选择“读经救国”的道路来挽救当时的中国。笔者认为这无疑是有失偏颇的。
（六）大学发展与未来：因时而变
唐文治在思考大学发展与未来的时候，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大学在办学基本目标和方向确定的前提下，要因时而变、不断调整。他说：“昔朱子谓读四书，先《大学》，次《论语》，再次《孟子》，而种以《中庸》。但余谓读书须视时代为转移，今者急于救人心、救人命，则非先读《孟子》不可。”（22）他的这一主张对大学的发展与未来有着宏观的指导意义。
唐文治认为“汝倚宜知新，……学说日新，而世界遂日变，惟世界日变，而学说更与之日新。盖遂古以来，不变者，伦理也，日变着，学术也。知其变而不变者，守旧之徒也。知其当变而变，不当变而不变者，与时消息之士也。知其当变，而辄薄不变者，叫嚣隳突之流，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知其当变，而不能不变，而犹执不变者以为卫，是抱残存古之儒，《易》所系‘硕果不食’《诗》所称‘鸡鸣不已’者是也。”(23)24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世界在变化，学术也应根据世界的变化不断为之变化，这段话分别就应对世界变化的做法提了自己的看法并予以了点评。他在对大学的思考上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与时俱进，因时而变的思想。在交大时，他考察社会的实际需求，曾多次就学校专业的设置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和主张，也是他大学宜因时而变思想的具体体现。如1907年，先生任监督第一年，即呈文要求将学校铁道班改为铁路专科，使得铁路专业成为交通大学第一个工程专科。翌年，他还呈请增设电机、邮政两个专科。并对学校的发展规划绘制蓝图，要求“经费宜扩充也”、“专科人数宜扩充也”，并希冀学校在“教授精良”、“人数发达”的情况下创建为工科大学。
我们从唐文治的教育实践中可以看到，他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未来是深思熟虑的，遵循着大学发展与未来因时而变的思想进行具体实践。
（七）小结
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但是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比较仍还有着较大的差距。回顾百年前唐文治在中国高等教育事业萌芽起步阶段所做的努力与探索，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迪与反思。他对于大学重要性与意义、大学使命、大学目标、大学管理、大学的发展与未来等各个方面都有着自己独到的准确的认识和见解，并以他在亲身躬行的办学经历，为社会培养了合格的栋梁之才，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大教育家的睿智与远见。先生的不懈努力，其实是中国自古有之的“大学”二字的解释注入了新的内涵。他提倡的中国传统人文教育体现着“明明德”的思想；他的“尚实”之风以及培养实用人才的做法，是联系当时社会境况的“亲民”的表现；他的“学术日新”思想包含着不舍追求、“止于至善”的精神。先生以一生的教育实践，为我们书写着“大学”真正的含义。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令我辈后学所敬仰和推崇。
三、身正为范、深沉隽永的道德思想
后代学者对唐文治思想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他弃官从教后对于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孜孜追求与不舍探索。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一个经历了清末国家凋零、民国社会动荡以及新中国万象更新的老人，一个学识渊博、学贯中西的著名国学大师，他对于传统文化中有关道德、传统、为师、为学等等的认识与理解以及个人的阐发，也是我们需要挖掘与发现的。这些同样是唐文治教育思想中熠熠闪光的重要的一个组成方面。
唐文治作为国学大师，学识渊博，对中国古典研究造诣尤深，撰述宏丰。他不仅饱读诗书，而且从中汲取优良文化传统道德并以此为砺。在执掌交大期间，奉行身正为范，还要求教师、职员以身作则，给学生良好的表率和影响，并且形成文字写入学校章程。他的高尚品德和与个人魅力给交大师生深刻影响，从而使学校形成朴实勤奋的优良校风。
（一）完善人格是个人生存、为业的起点
唐文治对个人人格的描述，是其道德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论著当推《茹经堂文集》和《十三经读本》。前者合计45卷，百余万字，是唐文治文章的总汇；后者唐文治对经学研究的结晶。这些论述，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仁义礼智信”的思想，而又超越了这五个方面的规范概括。他将之与当时的社会现状、人们的表现联系起来，借古喻今而又能化古为今，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以道论道、简单说教。这是先生有关人格思想的闪光之处。
1、立诚为本，修身为业
唐文治虽然开中国工科教育之先，但他同时也是位饱读诗书的国学大师。先生从小就熟稔中国古代经典，这使得他有着深厚的国学基础；而对于传统国学的深入研究与创新解读，更使得他真正成为一个学养深厚的大家。在博学的国学根基的滋养、以及对现实境遇的解读下，先生对学生道德培育的一个重要见解就是要诚信。
首先，他认为诚信的品质是道法自然的一种自然品质。他说“天地不息，一诚而已。人心不死，一诚而已。天地之道，春夏秋冬，未尝愆时，是谓之诚。人以五常之德配之，措施之而无所谓虚伪，是谓之诚。”（18）48也就是说，诚信就跟天地万物的自然循环一样，是一种合规律的规范。这一观点应该是对中国古典经典中有关诚信观点的一种继承和总结。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对诚信这一话题的讨论，中国的国学经典中多有论及。《周易》中说：“君子近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礼记》中更提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孟子又说道：“诚者天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周子《通书》也说道：“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纵观这些论述，都是把“诚”看做是一种人们取法自然万物的自然而然的品性。唐文治继承了古人的这一观点，把“诚”看做是人性中与“虚伪”相对的概念，仁、义、理、智、信这五德是以诚为归宗的。诚是这五德的基础。现在，我们讲“诚”与“信”连用，是为“诚信”，其实，在唐先生看来，“诚”是比 “信”更高的范畴。他所说的“诚”的含义应该跟现在我们讲“诚信”的内涵相当。他继承传统思想中的有益思想，将诚信从自然的角度予以诠释，给我们当前理解诚信提供了一种有益而且更为深刻的路径与角度。
其次，他认为诚信是一个人为学、修身的起点与基础。他说：“学生在学校时，谓之修业，修业以何为要？学业自立诚始，人格自立诚始。”（18）48这里，先生视诚信是个人修为、成长的基础和根本。他认为一个合格人格的培养，必须是肇始于诚信品质的培养与塑造。人格教育是唐文治教育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他曾在《绪言》中提到：“人格者，人道也，人道有标准，合乎此者为人，不合乎此者非人”。对这一点的认识，在他整个的教育生涯中均有展现。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交通大学前身）时，他就将“尚实”之风作为学校的根本。而“尚实”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求学生要首先讲“诚”作为第一等重要的品行加以注意。他曾说：“先儒说经，首重实事求是四字，实事者，摒绝空虚之论也；求是者，破除门户之见也。”“实事求是”就是先生提倡诚信为本的一个重要体现。他在执掌交通大学时，从严治校，对于考试作弊等情况制定严格的赏罚规条予以规范执行，这是他对于诚信理念的一种具体实践。
2、人贵有恒，方有大成
唐文治认为，完美人格培养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要有恒久的精神，也即我们常说的恒心问题。
第一，他认为人民的恒久精神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他说“案国民有恒久之精神，国家始有恒久之基础，故一国之长久，在治国者之有恒。一家之长久，在治家者之有恒。”（18）50我们现在讲要塑造一个国家的精神，什么是国家的精神？唐文治在百年前总结我国千百年来的传统，认为恒久是中国人、中国的精神之一。也就是说，一个国家要有韧性。在唐文治先生生活的清朝末年，战乱频仍，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整个国家处于风雨凋零之况。这个时候，一个国家恒久的精神才是这个国家向前发展的支柱之一。所以，唐文治在浩如烟海的国学典籍中，为我们国家、我们的人民凝练出“恒久”这个元精神，是有其用意之处的。唐先生的忧国忧民之心可见一斑。
第二，他认为恒久的志气是恒久精神的先决条件，而恒久精神的培养需要各方面的努力才行。他说“必须有恒久之志气，而后有恒久之精神。……然而矢有恒之志气易，保有恒之精神难。有恒之精神，半生于历练，半生于生理。”这里，唐文治为我们培养恒久精神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意见。那就是一种精神的培养有其自身的规律，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立志有恒才能不断去追求恒久，而不断追求的过程也即是培养永恒精神的最佳途径。现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学界有不少人有浮躁的情绪，对什么东西都是浅尝辄止、走马观花，不能深入，而谓之“没时间”。其实，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没有恒心的表现。正如先生所说“志趣无定，作辍糜常，甚至今岁学师范，明年学实业，今岁学工业，明年学商务，有一年之中，入数校者。……营营扰扰，见异思迁，其心则驰于外而不收，其气则浮于上而不沈，以致外人讥吾国民只有五分钟热度，以是而欲成事业，难矣。”（18）50历史何其相像！我们必须从历史中有所顿悟，在纷繁复杂的大环境下，把握住自我，认认真真地去做好每一件事。
第三，恒久精神的塑造需要潜移默化地进行，欲速则不达。他引用孟子的话说：“其进锐者，其速退。”告诫人们，不按规律办事，冒险冒进，只会给自己增添更多的烦恼。现在我们讲循序渐进，其实就是恒久精神塑造的一个重要方式和方法。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赶超英美”等豪言壮语，仅仅是给我们以精神的鼓舞，而绝不会成为恒久精神的应有之意。当前，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快速发展的转型期，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使然，是我们个人的微薄力量所不能阻挡的。但是国家的快速发展绝不是要求毫无章法地突飞猛进。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中，一个突出变化就是提出要淡化经济增长速度，注重内涵式发展。这是国家依据现实情况适时做出的正确调整。唐文治先生教育思想中迸发的恒久精神在今天更具魅力，这正是我们要大力提倡的。
3、立志在先，以正方向
唐文治还特意提出立志的重要性。认为立志是人一生成就大小的根本与关键。他说：“案学者立志，必须为天下第一等人。以第一等人自命，且不免为第二第三等人，若立志不高，则不知为何等人矣，语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者也。”（18）55要求为人要志当存高远，这样才能为一生确定目标、打下基础。立志在先的思想，也是唐文治对中国古代经典深刻解读及有选择的继承。《孟子.尽心》篇中就说：“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 士是上古掌刑狱之官，商、西周、春秋时期为贵族阶层，多为卿大夫的家臣。春秋末年以后，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统称。战国时的“士”，有著书立说的学士，有为知己者死的勇士，有懂阴阳历算的方士，有为人出谋划策的策士等。孟子所在的时期，士是社会中一个重要的阶层，这个阶层代表着整个社会的文化与传统。而且这个阶层的人出则可为官、为将，相当于现在智囊团或者人才储备库的概念。所以孟子给这个阶层所赋予的标识即是“尚志”。也就是说人要做事，必须是在成长时期树立远大的志向。唐文治将这一士大夫立志当远的思想扩大化，认为人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未来对社会有用的人，首先就是要树立远大的志向。唐文治先生所说的“立志”包含了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他认为立志是为学、为业的基础与根基。他说：“初学之基，始于立志。譬之建九仞之台，根基必须完固。”（18）55这就明确了立志的重要性。立志在个人品行的塑造中应该是居于基本的，一个人只有有了志向，才能算是有了方向；一个人只有有了高尚的志向，才会有一番伟大的事业。先生针对当时的社会时弊，提出了自己的批评：“今之学生，问其志趣，茫然不知所答，其质直者则曰‘吾求衣食而已’。夫集天下人之心思财力，所讲求者不过衣食教育，何怪其志气之愈卑，行诣之愈劣哉！”（18）55审视当下，我们很多大学生未尝不是如此？上大学却不能很好地定位自己，动力不足所以行动不足，导致大学的黄金时代被白白浪费，以后走向社会，走向工作岗位，也必然被社会所抛弃或者遗忘。
第二，他认为立志贵在实践。他说：“故所谓以第一等人自命者，并非狂妄之谓，要在归诸实践。”（18）55也就是说，立志是人成功的基础，但是光立志也不行，需要坐言立行，归于实践。付诸实施才能获得成功。他在很多地方都提到过言行的关系，并力劝人们要重视行动。比如在《学校培养人才论》一文中提到：“今宜以至新之心理，发明至古之道德，且俾天下学者知圣贤之道，实在于行而不在于言。”（6）29表达了对于实际行动的重视。现代的大学生中很多人对于行动的重视程度还是不够，往往是说得多做得少。比如对于就业的问题，不去思考与切实抓紧时间培养和提高自身的能力，而更多得去指责就业难问题。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我们需要的是继承唐先生言先于行，但行重于言的思想，从而更好地培养自己、锻炼自身，只有这样才能学有所成、学有所用。
第三，他认为立志要切合实际，并且在实现志向的过程中要循序渐进，不可投机取巧、盲目冒进。他说：“若徒侈然自大，乃至旷安宅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则是自暴自弃之流，尚有何志之可言乎！”也就是说，在实现理想志向的过程当中，要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如果不走正路、不择手段，那还不如不立志。这对于我们当前大学生也是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的。很多大学生毕业后多是手高眼低，不能很好地定位自己，以至于在工作中遭受挫折。青年人有很好的志向是好的，但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不论志向多么远大，我们还是要从身边一点一滴的事情做起。唐文治先生在对人格培养的大命题下，能注重立志须从细节着眼，这种务实的精神，是与他一生的追求与实践相吻合的。
第四，他认为立志当高远。他引用孟子论述伊尹的话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18）55是说伊尹之志，在于忧民，与后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就强调不仅仅是立志的问题，而是立何志向的问题。他又说道：“其所以自任天下之重者，非为功名富贵也，为救天下之民也。故问我之所志，必当如伊尹”。（18）55-56很明显，唐文治先生是以伊尹之志号召年轻学子树立忧国忧民、为国奉献的大志向。现在社会是一个讲求多元价值的社会，但我们青年学子应该要有崇高与伟大的志向与追求，并且要有道德操守，克服浮躁，关乎大义而不损害到他人的利益。
4、养以公德，完其品性
人格塑造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公德心的培养。这是唐文治关于人格教育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除了国家遭受的苦难蹂躏外，普通大众的道德素质问题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积弱的一个表现。先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特别强调了公德心的培养在塑造一个人完善人格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学生之对于学校，爱情而已矣。有爱情于学校，乃能有爱情于社会，有爱情于社会，乃能有爱情于国家。”（18）59换言之，学生要具有公德心，爱护公家之物。他把家国的思想用在公德心的培养上，认为一个人从热爱家庭，热爱学校，继而会扩展到热爱社会，热爱国家。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对于公德心的培养，唐文治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予了阐释。
第一，有公德心是珍惜生命、爱护财产的表现。他说：“要知天地间之物，无论出于天产，出于人工，或属于私，或属于公，皆当有以爱之护之。”（18）60并要求大家要懂得人民的辛苦，“稼穑之艰难”。的确如此，公共物品也是靠大家劳动所得，是集合所有人的财力、物力完成以供所有人享用的。它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但却属于我们所有人。爱护这些公共物品，是对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辛劳的珍惜；而反过来，也就是对自己的珍惜。唐文治生活的那个时代，外强侵略、国力不济，正是需要整个民族奋发图强、以振国力的时候。因此，唐文治从大局着眼，强调个人人格修养中公德心的培养，这无疑是合乎当时境况的。当然，这也是对当时社会恶习的一种批判。他曾说：“近世学子，罔知公益，于己物则爱之宝之，于公家之物则毁之弃之，甚至若仇视之者然。岂特学校，社会亦复如此。……以致外国人讥我国人，但又私心，绝无公德。”（18）60反观现在社会，虽然我们的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但是很多国人的公共意识缺乏，各种社会现象频频透射的国人在公共场所的弊端和良知的丧失，及国外旅游中爆出的国人缺乏公德心的报道即是佐证。唐文治先生将公德心作为个人完善人格培养的一个方面，这无疑也是有很强的现代意义的。
第二，无公德心是养成残忍品性、违背人道的表现。他说：“天下之伤残武力者，皆其戕贼天理者也。”他又引用斯宾塞的话说“学生任意毁弃物器而不加禁止，是养成其残忍之性质，此非细故也。”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公德心的培养，长期以来就会形成对生命的漠视、对他人劳动成功的不尊重。纵观历史上的暴君，往往是骄奢淫逸、无法无天的，他们对于一物一生命的态度，是跟一般人决然不同的。那是因为他们把天下视为己物，那当然就会任意取用，表现在性情上就是个人的残忍暴戾。儒家讲仁爱之心，是要我们对人对物都要有爱心，反过来别人才会爱你，人民才能安定，社会才能和谐。公德心是仁爱之心在公共事物上的表现，所以唐文治引用古今中外的实例与言论，目的就是要告诫广大学子主义公德心的培养，以养成完善的人格。
（二）爱国为一个人当终身恪守的大义
唐文治有关道德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他对爱国的阐述与实践。先生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40余年，无论是交大时期的“实业救国”，还是无锡国专时期的“读经救国”，无不映射出他的爱国情怀及教育救国的理念。今天，我们能在交通大学校风中看到 “爱国爱校”这样的字句，也是百年前先生提倡爱国所留给交大学子以及当代社会大众的永恒印记。
唐文治先生的爱国思想，绝不是封建卫道士所谓的“忠君爱国”的愚忠思想的产物，而是那个时代爱国知识分子关注国家和民生，自觉履行社会共同责任情节的结晶，也是先生胸怀志高、大义担当情怀的宝贵沉淀。
1、家国所寄，个人根本
在对爱国思想的阐释上，唐文治首先有一个“家国”的概念在里面。在唐文治看来“事亲以立身为主，爱家乃能爱国”(24)。 他将一个人对家的热爱作为根本，认为一个人只有对父母双亲尽孝，才能对一个国家尽忠。爱家和爱国是意义相通的。
首先，这种“家国”思想是唐文治爱国思想的基础内容。而家以孝为伦理核心。中国人自古以“孝”为根本，古语有云“百善孝为先”，可见“孝”在中国传统思想的独特地位。对于幼年时饱读诗书，接受了系统完整国学教育传统的唐文治来说，把“孝”作为他阐述爱国思想的基础实在合理与合适不过了。在有关忠孝关系的论述中，我们听得最多的无外乎“忠孝不能两全”，这是就忠与孝也即国与家出现矛盾时候的取舍问题来说的。但所不同的是，唐文治更看重家与国中所蕴含的孝与忠的相通的一面。即一个人只有在家行孝，在外才能爱国。这里，他不仅指出了爱国思想的层次问题，而且指出了爱国思想的如何修养问题。在家行孝是基础，是一个人培养爱国思想的起点；而且只有这么做，才能真正地使个人具有自然而然的本真的爱国情怀。
其实，交通大学“爱国爱校”学风也是由唐文治爱国思想中“家国”的含义引申而来的。根据交大学子陈容的回忆：“校风者，学校精神之现象也。母校精神所趋向之道，其重要者有三。注重体育以矫文弱之弊一也，注重国学国文以保存国粹二也，注重科学工艺以增进民智三也。而母校精神所汇集之点，则爱国救民也。”(25)在先生看来，学生一入校，学校即为家，老师即为父母。在《学校培养人才论》一文中，他就是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做了相似的比喻，来论述学校教育的一些原则和做法。
其次，他认为：“教育主为国育才、治经主立节崇廉，文学主歌颂爱国”。先生将爱国主义精神作为培养道德人品的灵魂。在《学校论》一文中，他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相提并论，认为三者只有相互促进才是培养合格、健全人才的最佳出路。当然，唐文治爱国思想中“家国”思想的提出还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的。首先，当时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蔚然成风，面对西风东渐的大环境，有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妄自菲薄，觉得中国文化、中华文明是落后的、低等的。先生以家喻国提出他的爱国思想，就是针对这一现状而生发的。其次，当时很多人空喊爱国而不重个人修为。爱国是一种高层次的道德修为和品质养成。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家都不热爱，也不知道如何去爱国，那么他所谓的爱国也就仅仅是一句口号；因而，当真正需要个人作出爱国行为的时候，或许就不能舍生取义、为国效忠了。在唐文治先生看来，这是一种“伪爱国”。
2、存文续种，国为依托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存在的象征与根本。唐文治从教前有过多次的出国考察经历。在遍访欧美各国后，先生看到“横览东西洋诸国，靡不自爱其文化，且力谋以己之文化，扩而充之，深入于他国之人心”，相形之下，“吾国人于本国之文化，孔孟之道德礼义，修己治人之大原，转略而不讲，或且推去而任人以挽之”。（26）针对当时的国人大多因学习西方而转为崇拜西方，先生对此十分惋惜。他指出：“夫爱国者，必先爱一国文化，俾之不亡；爱乡者，必先爱一乡文化，维于不敝。窃愿吾乡学者，毋忘大本大原，相与博考乡先贤遗书而保存之，而口诵之，而心维之，一乡之文化不亡，一国之文化不亡，则一乡一国未有亡者也。”（27）先生讲爱国与爱文化相联系，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中国存在的根本基础和标志；要求大家要热爱国学，从而达到保存文化、以续国家的目的。这是唐文治倡导爱国的另一个层次。
他在交通大学时，就曾力主学生苦修国学，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举，以达到“为国贮才”的目的，更是把自己的爱国思想、民族意识赋予在国学机体上。他期望通过阐扬传统文化中丰富涵养的人文精神，以此来达到培养合格人才，并能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脉的目的。在《师友格》中，他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国学教育的重要性：“今既举经常之道而废弃之，道德无所知，义理无所据，历史掌故无所考，政治严格无所知闻，此可痛而宜维持之者一也；国民诵鄙倍之文字，于是知识日益卑陋，见解日益拘墟，心志猥琐，气象萎苶，皆源于此，此可痛而宜维持之者二也；倘国学不通，翻译谬误，所谓输入文明者，安能普及？此可痛而宜维持之者三也；有形之侵略易防，无形之感化难测，他人方将以其精神，化吾国民之精神，而吾国民乃牲牺其固有之精神，不惜降心以从之，此可痛而宜维持之者四也；不爱国学，何有于国产？不爱国产，何有于国家？今人动言爱国，而于爱国实际所在，反益淡漠焉，皆因不爱国学有以影响及之。此可痛而宜维持之者五也。”所以，最后他说：“欲成人格，当爱国家，欲爱国家，先爱国学。” （28）82-83
我们曾经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弃之不用，认为那都是封建糟粕，是不值得学习和传承的。而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环境下，世界各国越来越强调民族个性、国家特性时，我们才发现传统文化是最应该珍重与传承的，是我们的珍宝与国粹，是昭示我们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文化命脉。先生在百年前高瞻远瞩，在大多数人对国学避之不及的时候，毅然创建无锡国学专修馆以传国学，并用他的余生书写了对国家、民族以及民族文化的深深的眷恋和热爱。“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先生用他的实际行动默默地昭示着一个真正爱国者的思想与作为。
3、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唐文治是一位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他常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来勉励学生。这句话也成为他爱国思想最直接的表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唐文治依据中国时势，提出过不同的教育目的和主张，但是一以贯之的是先生的爱国情怀和教育救国思想。
在交通大学时，唐文治就主张军国民教育。这种教育的一个主要用意就在于让学生读书不忘救国，当国家有难时能即刻奔赴国难。为了能提升我国的海防事业，他更是向当局提交了《请增设航海科》的提案,希望能在学校设立航海专业。这篇提案充满了强烈的爱国情感。他说: “我国航海人才之阙乏, 不自今日始, 凡稍有知识者类能言之。此项人才不出, 我国航海事业, 永无振兴之期。重洋万里, 我国无片舟驶于其间。国旗飞扬, 往来不绝, 而我国之国旗无与焉。此国体攸关, 尤宜注意。不独此也, 利权外溢, 民生苦窳, 长此以往, 何堪设想? 此前途之岌岌可危也若是, 则航海为当务之急, 有断断无疑者。”（29）这直接彰显了他教育救国的思想。
在无锡国专时，他同样在学校大力提倡军国民教育，教授学生国术。此外，学校还增设军训课，并定期让学生进行实弹演习，同时增开民族文选，讲授岳飞、文天祥等爱国志士的诗文，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1937年卢沟桥事变，唐文治不顾自己双目失明，以74岁高龄，毅然率领国专师生西迁桂林。先生与师生同行跋涉几千里，尽管沿途劳累，身体疲惫，甚至“形神几若相离”，但志不稍衰，一路上不断地鼓励师生战胜困难，并亲自朗诵爱国诗词鼓励士气。
唐文治还将爱国教育和热爱国学联系起来，使学生认识到热爱国家应该热爱本国的文化，并且结合国学教育，进一步强化学生的爱国情怀。他给学生讲授《岳阳楼记》时突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他极力颂扬岳飞的爱国精神，在九一八事变后，先生题词“世界龙战，我惧沦亡，卧薪尝胆，每饭不忘”的牌匾，勉励学生奋发图强。他将自己的爱国思想倾囊相授于学生，希望年轻一代能够继承这种爱国的传统。他说：“自兹以后，惟望诸同学恪遵师训，以道德为本，奋迈往之气，具贞固不摇之精神，始终勿懈，以达保身、保家、保国、保民族之目的，余当拭目以俟之。”(30)其爱国殷切之意，可见一斑。
唐文治时时刻刻都将教育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教育学生要热爱国家，要为国家的富强而努力学习。他终生遵循的以家国为基础，以文化为载体，以责任为目标的全面爱国思想，体现了先生对于我们国家的深深眷恋以及对当时境况的深刻反省。百年后的今天，他的这种全面爱国思想仍然在历史的长河中焕发着它永恒的光辉，在我们的内心引发震撼和回味，我们应该学习他的爱国精神，做一名新时代的真正爱国者。
四、不惧艰险、勇于求索的实践精神
唐文治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在这三个时期中，他先为官吏、后做教育。在急剧的历史变革涤荡中,先生始终充满了对祖国、对人民的挚爱。前半生为官时期，他恪尽职守，对清末商政多有建树；后半生弃官从教，更是为中国近代教育呕心沥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纵观先生的一生，平凡中孕育着伟大，伟大中饱含着平凡。他总是在孜孜以求的探寻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更是在一言一行间彰显着不同与非凡。他是旧时代中国人进取之心的体现，更是我们这个民族反省与自我修复、自我重生机能的代表与呈现。他的一生，就是不惧艰险、孜孜求索的一生。他一生的事业与成就，足以使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一生求索所表现出来的实践精神，更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最为珍重的遗产。
（一）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
唐文治在传奇一生中，有一种精神始终贯穿他人生中的每个重要阶段，这就是先生“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
《老子》有云：“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出于对“无为”思想阐述的需要，认为人应有“不争之德”，强调“无为而无所不为”。但是，“无为”好做，敢为天下先却是不好做的。中国古典典籍中包含的“敢为天下先”，永争第一的思想为后世人留下了深深的思考与启迪。唐文治先生的这一实践精神在他的很多文字中均有涉及。他说：“吾辈负培植人才为责，日以擎天拔地之姿，属望于当世。”（31） 也就是说，人只要有了长远的目标，就要具有舍我其谁的霸气努力争取。又说“中国最要紧者在造就领袖人才” ，所谓的领袖人才，即是要带领我们的国家在各行各业开疆扩土，为国家的强大贡献力量。这一观点体现了唐文治思想中与众不同以及超越时代的成分。他希望当时的中国应该痛定思痛、迎头赶上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他一生在教育方面的不断实践，更是他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的最好佐证。
1、遍访欧美，首创工科
在唐文治的一生中，创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科大学是他最主要的贡献之一。先生为官时就深感官场腐败、国事日非。他在外务部工作期间, 曾去英、美、法、比、日等国考察, 认为“兴学为救国之要务”，“人才者, 国家之命根也。”
兴办专门性的工科大学，一直是唐文治教育思想中的重要方面。清末时期各种新式学堂纷纷创建，但是囿于当时环境，学堂可以办新，思想难以更新。普通大众上新式学堂，大多也还是为了谋取功名。加上当时政府又给学堂毕业者一定的官阶，更助长了这种风气。对此，先生曾谈到：“查科举未废以前，欲士人之趋向科学也，则即以科举所重之名目诱之，此盖以一时权宜之计。科举既停，尊重科学，科学尚实，不宜诱之以虚荣。”（7）39-40要求政府从政策上引导人们崇尚科学。他上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后不久，即为学校筹划了长远的发展计划，希望不久将之办成专门性工科大学。之后，先生通过一系列改革，终于将之办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真正意义的工科大学。先生首创之功，不仅对于交通大学，更对中国教育乃至整个中国的发展意义重大。他在学校开办国术班、首倡校外实习基地等等改革更是开风气之先，引领当时教育潮流。
2、“不合时宜”，倡导国学
唐文治自幼便拜于名师门下，深研国学，此后更成为一代国学大师。在交通大学时，他注意“保存国粹”，更针对当时学校教育中过分轻视国文鄙弃国学的情状, 从五个方面阐析了重视国文、传扬国学的重要, 坚信“欲成人格, 当爱国家，欲爱国家，先爱国学。”（28）83他在学校里开国文课、聘请名师，有时更不顾自身体弱及事务繁忙亲自给学生授课。这在当时西风东渐，社会对国学教育普遍看轻的情况下无疑是个特例。此后，更有社会人士对先生在工科学校里开设国文课的做法提出批评和反对，但是唐文治不为所动。他认为，学校培养人才，当如孟子所谓“先立乎其大，所过者化，所存者神”，而“惟精研国文自能收效于无形”。虽然自从欧化东渐，艺术纷陈，“人皆曰国文无用或且疑久王而将厌者，庸诅知自天文地理礼乐兵刑食货河渠诸要政，靡不纤悉，咸赅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纵横万里，即古鉴今，了然如指诸掌。划伏羲画八卦以来，含五行之秀，秉天地之心，六艺炳然，纲纪人伦，折衷道德，人生有用之文，孰大于斯?”（32）这些言论，都是他对国学教育极为重视的具体表现。
先生因目疾日深离开交通大学后，更亲创无锡国学专修学院。时值五四运动正盛，“德先生”、“赛先生”已经随着学潮在全国广为流传并且深入人心。五四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前期新旧论战，已经将国学教育的生存空间压之最低。唐文治并非守旧之人，但为何在此时却要逆反潮流创建学校而力倡国学呢？笔者认为这也是唐文治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表现。他忧虑当时的社会风气对国学教育可能矫枉过正并由此带来严重的后果。他说：“科学之进步尚不可知，而先淘汰本国之文化，深可痛也！”（33）感叹长此以往，未来想找一个能通古文、善解古人的人才都很难了，那中国才算是真正的灭亡了。
（二）求变立新的创新精神
纵观唐文治一生，无论是从政还是从教，他都能紧跟时代、立意长远，不断地求新求变，是能洞悉那个时代风云背后深意的领先者。
唐文治认识到：“自欧化东渐，其迅也如建板之水，汹旭而出不可遇。向之所谓历史地理者，彼西人且朝书一册，夕摹一图，锲而不舍，进而不已。辫析之微极于秒忽，吸收之富达于无垠。学说日新而世界遂日变。惟世界日变，而学说更与之而日新。盖遂古以来，不变者伦理也，日变者学说也。知其当变而不变者，守旧之徒也；知其当变而变，不当变而不变者，与时消息之士也；知其当变而辄薄不变之理者，叫嚣慕突之流，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知其当变而不能不变而扰执不变者以为衡，是抱残存古之儒，《易》所系‘硕果不食’，《诗》所称‘鸡鸣不已’者是也。”(23)24也就是要放眼世界，看到世界的变化，不要食古不化，应该适时创新。他又说：“人生所最当注意者，惟在一化字，化不在行迹，而在于精神之间。……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皆精神之同化也。其可不慎乎，其可不慎乎？”（28）80从而指出，人很容易被环境所同化，形成一种惯性，而认为所有事情理应如此。所以，他提出要认真做事，提防个人落入被同化的怪圈，要能够打破旧统，求变立新。
1、从政——立主革新
唐文治年少时师从名师，饱览中国传统古代典籍，接受的是当时普通孩子最正常的“读书-科举-功名”的老路。在进士及第后, 唐文治即踏上仕途、服官京师。不久，中日爆发甲午海战中国战败，全国上下为之震动。唐文治十分痛心,他不顾个人安危, 毅然向清政府上了万言书。在万言书中，他指责北洋大臣李鸿章“欺君误国”,北洋将领在甲午战役中“贻误戎机、丧权辱国” , 直言“ 这四人皆可杀”,决不能“含容而曲青之”。除此之外，万言书还提出了挽救危局、革新政治和改革科举制度等。但万言书未被当时的清政府接受，他的政治主张没有得到采纳。甲午海战后, 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卖国条约。对此，先生痛心疾首。适逢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得知消息后, 更积极响应，并主动为江苏会试举人撰写了《呈都察院请代奏拒签辱国条约》的奏章,支持响应康有为等维新派人事的爱国行动。
先生在商部任职时，主持制订了振兴工商业、保护民族工业的政策并且还拟定商部章程, 商部办事权限和商律多条，这后来成为中国最早的工商法规。在实践上，他积极采取措施扶助工、农、商的发展，使当时濒于破产的中国早期工商业得以恢复和振兴。另外，唐文治还提倡设立商会，为当时的中国工商业发展提供了便利，促进其发展。他还力主自力更生兴办铁路，但是终因各种原因，未能达到规模和实力，从而难以达到与西方相抗衡的程度。后因以先生代表的这一自力更生的原则为继任者所抛弃，随后在全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
唐文治从政期间的这些举措，都是他深思熟虑，结合实际，富有创新性质的有益之举。奈何清政府昏庸，使得像唐文治这样富有创新精神的爱国官员宏志难伸，此后弃官从教也就在所难免。
2、从教——躬亲变革
唐文治立身从教后，其教育救国的思想终于有了展示的舞台，对于变革、创新的思索与实践一直没有止步。在交通大学初创和发展阶段，唐文治“费几许心血，历无限艰辛”，锐意改革，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为学校的发展壮大和日后成为著名工科大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任职的14年间，是交通大学发展初期最稳定的阶段。唐文治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探索和创建了近代高等工科教育的体制，培植与开创了交通大学良好的校风和优良的教学传统。
首先，他提倡以德为首, 强调道德教育的作用，在学校开设国文科，聘请名师教授学生。唐文治强调道德教育作用时更多是用实际行动予以支持。他亲自配制了学校的校歌、校旗。校旗上绣着一只狮子和一个地球, 雄狮脚踏地球, 傲视远方；校歌中唱道:“醒狮起, 搏大地, ……既醒勿睡, 既明勿眯, 精神常提起……”校歌振奋, 校旗猎猎,无不振奋和激励着莘莘学子奋发图强、努力读书；其次，要求学生学以致用，以“尚实”精神开展教学工作。他广泛搜集、综合参考西方高等工科教育模式,合理地建立了符合中国学生需求的全新的课程体系。他把社会的实际需求作为学校专业和课程开设的基本依据。学校有很多课程与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不符，他也坚持己见，为的是培养更全面的、更符合科学精神的领袖型人才；第三，他坚持中西并举的做法，让学生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互融合，以培养更多合格人才。他聘请外国老师担任英文教员，并且很多专业课都直接用英文教材，另外，在他领导和倡议下，学校还专门成立了英文学习会，要求全体学生参加，以锻炼英语的实际应用能力。在重视英文的同时，他不忘督促学生学好国文，认为人文传统不可丢。这些创新之举使得当时的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教学质量倍受赞誉，人才辈出；第四、在全校范围内开展各种体育活动“以矫文弱，”并鼓励学生在体育运动中力争上游。唐文治主张“各种有益之体育运动均须鼓励”。他还亲自主管体育, 成立了学校体育会, 组建了田径、武术、足球、越野赛跑、篮球、游泳等运动队, 并把武术列入正课。足球队与外校交流时，他曾亲自带队。队伍踢得不好他鼓励队员再接再厉，踢得好时，他专门拨出款项予以奖励。正是通过这一项项符合实际的创新改革，交通大学逐渐根基巩固，在社会上独领风骚，有了相当的知名度，为以后成为著名工科大学打下了基础。
创建无锡国学专修馆后，他在首重国文教育的前提下，也是领风气之先，开办武术班，聘请教员为学生教授国术。他在《国术进化概论序》一文中认为日俄战争中日本人能战胜俄国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私学中国武术所致。所以他将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时提倡的“军国民”教育引入无锡国专。学生们在学习国学之余，还能有武术可练，并接受一些军事训练，这些无疑也是促使学生全面发展的创新之举。
（三）务本尚实的做事精神
唐文治在他的很多文章中都多次提到务本尚实的概念。这是他一生为之坚持的理想和信念之一。他引用《学记》中的话说：“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并认为：“天下之忘本者，未有能成人者也。”（18）58这既是一种做人的品德，更是一种为业为学的态度跟精神。而另一方面，他非常重视“尚实”的精神。认为教学不得其时就会“宜实也而教以虚”，所以应该大力提倡实用主义。他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的校歌中写到：“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就是要学生以尚实精神刻苦学习，学有所长从而报效国家。
1、“务本”和“尚实”是关注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
从做学问的角度看，“务本”就是要求要从本源做起，循序渐进，所谓“又必先潜研乎规矩之中，然后能超出乎规矩之外”（33）就是要求从根本做起，重视基础。而“尚实”是指在为学中一丝不苟、认认真真。可见，“务本”和“尚实”相为补充，都是做事、为学应该极力提倡和遵守的一种精神和要求。这从他对学校以及学生的管理即可看到。唐先生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在他严慈相济的学生管理理念中，首要重视的是“严”。
首先，在他领导下，学校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使得学校管理有章可循。1911年，学校制定了《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章程》。“设学总义”，阐明办学宗旨，专业，学制等；其中，“学科程度”，是对课程设置的相关规定；“职务通则”，对针对教职员工的权责阐释；“学堂规则”，则宏观规定了学生日常的言行举止以及讲堂、宿舍、等公共场合的具体要求；“考试规条”，则是对考试相关问题的阐述；“赏罚规条”，是对学生奖惩办法的学校官方规定；另外，还出台了一些“放假规条”，“各省官费生”“校外通学生”及“出洋留学生”等等方面的管理细则。“无规矩不成方圆”，唐文治先生从严治校，就是让学生从平时就养成认真、务实、务本的品性，为日后的长远发展打下基础。
其次，他还以身作则，在日常管理中以规章制度办事，绝不懈怠。比如，他经常到宿舍看望学生生活起居状况，发现有不当之处，更会予以惩罚。他在学校招生中更是严格要求。在1911年航海科招生时，有一个考生是翁同和的后人，但当主考科长夏应庚以该翁姓考生“程度较低”而“以为不可”时，唐文治宁愿于内心深怀终生的“歉然”，也毅然将其“摈去。”（1）390他说：“凡天下至乐之事，必从至苦而来。”（35）让学生在这种严格要求中逐渐成才。这些具体做法都是唐文治务本尚实精神的具体体现。以后的事实证明，唐文治的务本尚实的主张，使得交通大学培养的学生非常优秀，获得社会的认同，更获得美国大学入校的免试资格。
2、“务本”和“尚实”在个人行事层面上，更多地体现为个人不能忘本以及实用主义的倾向
“务本”就是要记住本源，根本；而“尚实”就是要追求实用、追求实际。所以说“务本”是“尚实”的基础，没有了对本源的追溯，只考虑实用是不行的；而“尚实”是“务本”的目标，只有从基本的小处着眼，我们才能实事求是做好事情。他把务本的精神渗透在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唐文治一生简朴并时刻不忘劳苦大众的辛苦，经常乐善好施，寄托了他对中国普通民众的深深眷恋。据唐文治后代回忆，有一次先生坐船回太仓，遇见船民询问常熟灾情。船民说：“近来乡民大多数只能吃豆牺。有一家三口饿得奄奄一息, 乡邻为他们借米烧粥等粥烧好三人都已饿死。” 先生听后老泪纵横。回沪后四处为灾区捐款、捐物，此后更有多次赈灾义举。足见他对普通大众的关心。这从根本来说就是他务本精神的具体体现。
在“尚实”方面，他从政期间办实业、修铁路，此后又从教办学，专以学习西方实用科技为主，力主兴办中国第一个工科大学，其务实之精神足令后人景仰。今天，交通大学校内矗立的“饮水思源”碑，也是对唐文治先生“务本”“尚实”精神的一种传承与纪念。
总之，唐文治务本尚实的做事精神贯穿其一生。不论是清廷为官的岁月，还是弃官从教的征程，他都没有放弃自己对务本尚实作风与精神的追求。
五、结语
唐文治先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开创了至今被公认的交通大学良好的校风和优良的教学传统——“爱国爱校，追求真理，勤奋踏实，艰苦朴素”的校风——“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教学特色。他深邃的教育思想，丰富的教学经验，对教育事业的孜孜追求，以及矢志不渝的为国储才的献身精神，指导了交通大学办学的理念和准则，铸就了交通大学的品格。这个传统沁润了历届师生的汗水，是几代人艰苦奋斗、辛勤劳动、刻苦学习、用清苦的教学生涯和忠诚于教育事业的信念换来的。他的道德教育，他的以身作则，尤其是对学生进行的人格教育：要求学生有伟大的人格才能完成伟大的事业。培养了交大人热爱祖国、忠诚事业、为人光明磊落的品格，使一代代莘莘学子受益匪浅。因而，也铸就了交通大学的品格，成为近代高等教育史上一笔宝贵的财富和一朵耀眼的奇葩。
郁达夫曾经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而一个拥有英雄而不知道爱戴他拥护他的民族则更为可悲。”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英雄辈出、充满智慧的伟大民族。唐文治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可以说称得上是一位英雄。清廷为官——弃官从教——到最后致力国学。他人生轨迹的跌沓起伏，不可谓不精彩；力主革新、首创工科到后期读经救国，他致力的事业成就斐然，不可谓不璀璨，然而，名山事业，海市蜃楼，当我们今天去抚开尘埃凝望先生的一生的时候，总不能窥其全部，不可谓不遗憾。但是，“夫传道之志愿，不在行迹而在精神。”（36）先生留给我们的是他为业、为人的可贵而伟大的精神。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回首历史的片段，撷取精神之一粟，以纪念唐文治先生非凡的一生，并激励后进者继承宏愿、奋勇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