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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称赞的“和平老人”邵力子

2016-10-31 点击：[]

李志杰

      为人民做好事的人，历史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曾主陕四年多的“和平老人”邵力子就是其中一位。
      1950年秋的一个下午，邵力子和傅作义应毛主席之邀到菊香书屋作客，闻到墨的香味，邵力子说：“主席正在写字？”“是呀。我才做了个谜，想请你这位清朝举人给解一下。”当邵力子看到“治淮”的字迹，顿时醒悟，笑道：“方案。”“对啊。我今天请二位来，就是为治理淮河，听听你们的意见。”毛主席对时任水利部长的傅作义说完话，转过脸风趣地对邵力子说：“先生当年作过西京王（陕西省长），记得我们红军一到陕北就听到老百姓美传先生是大禹治水，先后修建了泾惠渠和洛惠渠。”“主席过奖了。”邵力子说。毛泽东摆摆手说：“先生当时的作为，今天看来也确实是难能可贵呀！今天请先生来，一是想听听先生的意见，二是如先生能离京去实地考察，那是最好不过。这就是我写字谜的谜底。”第二年5月2日，已是古稀之年的邵力子，以“中央治淮视察团”团长的身份，率各民主党派和中共负责人共32人，分赴皖北、河南、苏北三处工地和南京、海宁、上海等地视察，历时52天，行程6800公里，并亲手将毛主席写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锦旗送到安徽淮河工地。回京后他亲自写报告，主席看后打电话给他：“先生报告拜读了，觉得很好，也符合实际，中央决定先从淮河向水患宣战。”
      邵力子生于1882年，1967年去世，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初名景奎，字仲辉，后改名闻泰，又名凤寿，笔名力子。幼读私塾，乡试中举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考入南洋公学特班。
邵力子学生时期结识于右任。光绪三十二（1906）年春，同于右任赴日本考察新闻，募集办报经费，在日本得识孙中山并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他同于右任先后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民国日报》等。他参与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他“为了守《民国日报》这个阵地”，“没有参加会议”（《一大前后》第二卷第62页）。1922年10月，上海东南高等师专改组成上海大学，邵力子任副校长、代理校长，并与柳亚子发起组织新南社。1924年国共合作时期，邵力子与时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中共代表毛泽东共事。1925年6月上海大学被封闭，邵力子应蒋介石之邀到广州，先后担任黄埔军校秘书长及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这时，他“公开共产党员身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一大前后》第二卷第64页）。1926年1月，他出席国民党“二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邵力子被任命为总司令部秘书长。8月，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列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启程时途经上海，陈独秀、瞿秋白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集会欢迎，要邵“以纯粹的国民党员代表国民党去苏联开会”，欢送他退出共产党。邵力子接受这个决定，“退出了中国共产党”（《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184页）。1927年5月回国，邵力子历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
      1931年12月邵力子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他听到家乡绍兴尚无一所完全中学，当即出银币1000元，派人与朱仲华、金汤侯等地方士绅商谈，于民国二十一年6月创办“私立绍兴中学”，并亲书“卧薪尝胆”四字作为校训，以培训爱乡报国之才。次年春回乡探亲，目睹乡村中迷信盛行，教育落后，又出资兴修“明强”、“运川”两所小学。三十三年冬，奉母灵柩回乡安葬富盛金家岭，当了解该村无一农家子弟入学时，则决定利用坟庄房屋，出资办起“棠阴小学”，还购置渡船，接送邻村农民孩子入学。出资支持编印出版《绍兴县志资料》。拳拳之心，感人肺腑，深受家乡人民怀念。
      1933年5月邵力子改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主陕后，一心想为陕西人民办几件事。他与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实行军政分治，首先抓紧赈灾救济，克服因连续三年大旱造成的困难。在取得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的援助后，成立了以他为主任委员的陕西省农业合作委员会；接着又创办了陕西省合作事务局，推动西安和周围各县建立信用合作社，使入社民众在较短时间内受到了较多益处。他与杨虎城对关中的渭、泾、沣河进行实地考察，请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主持其事，后来建成的渭惠、泾惠、沣惠诸渠，至今仍发挥作用。1935年，他在于右任支持下倡办了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为西北地区培养了许多农业科技人才。邵力子十分重视加强农村小学和城市中小学教育，选送学生数十人去南京金陵大学农林专科班攻读，并由省政府资助派员去国外考察和学习。
      邵力子是清末举人，尤善书法，平时前来求字的人不少，他从不拒绝。当时西安东大街新开一经营淮扬菜的大华饭店请他题写店名，他欣然题写了“大华饭店”四个正楷，并一笔一画地署上自己的名字。这个题字的牌匾至今仍还悬挂在店面。
      邵力子主陕四年，陕西政局发生了较大而又极其微妙的变化。陕西境内既有地方实力派杨虎城，又有西北红军和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还有奉蒋介石之命来陕“剿共”的张学良的东北军。邵力子身居其间，左右调停，费尽心机。他在任用省府和地方官员上，很注意听取杨虎城的意见。两人坦诚相处，力求造福民众。张学良率部入陕后，蒋介石曾多次密令邵力子注意共产党的活动，支持张学良“剿共”。邵力子采取敷衍应付的办法，能“拖”尽量拖，不能拖的就敷衍了事。当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的矛盾激化时，他尽力从中斡旋。他曾当面向蒋介石进言：对东北军、西北军不能多用压力，他们都有怨气，多压生变。蒋听后斥责他书生气十足，说：不用压力，他们就可能与共产党合流。不久，便发生了“西安事变”。邵力子十分感慨地对人说：西安事变就是压出来的，如果委员长当时能接受我的意见，又何至发生这么大的事变呢？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扣留了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旋解往奉化溪口镇软禁。蒋介石让邵力子一同前往溪口，名为休养，教导张学良“读书明理”，实际上是让他对西安事变补过。1937年2月，邵力子被免去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改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邵力子任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秘书长，1940年4月出任驻苏大使，1942年10月返国述职，旋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
      邵力子作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与中共代表谈判。谈判破裂后，他应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邀请，同张治中留在北平，联络留在沪、宁等地的55名国民政府立法委员，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声明同国民党脱离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邵力子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民革第二、三、四届中央常委，1956年任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被誉为“和平老人”。1967年12月25日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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