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恭绰（1881-1968）是我国近现代知名学者、书画家，也是政治史上一位有影响的人物。自1906年进入清廷邮传部，因工作实绩不断得到提升，历任清政府铁路总局提调、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总长，以及国民政府铁道部长等职，是旧中国交通史上的重要人物。在二十世纪初期，作为交通部要员及政府官员，凭着多年办交通事务的经验，以及游历日本、欧美考察政治、经济、交通和教育的经历，试图通过办教育兴交通、进而兴国家的愿望，将交通部设于上海、北京和唐山三地四所高等专门学校，合并改组并定名交通大学，使得交通大学一直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兴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其任交通大学校长主持校务期间，对交通大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促进了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尤其提出的研究学术的办学思想，对交大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今天看来仍具有现实意义。
 
一、“研究学术，学术独立”
      叶恭绰主张大学要进行学术研究，在国外考察期间，他就敏锐地觉察到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方今科学昌明，无处不有学问，小如砌墙运铁，大如行车造路，莫不含有至理，蓄有精义。非如往昔，但计成功而不拘效率者” ^[1]346，科学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国实业之不发达，由于处境使然者半，由于自身缺乏能力者亦半,而实业学校之不能尽学术上之贡献，为充分之援助，亦不无多少之关系。”世界知识日新月异，必须努力研求学习才可能追赶先进。“欧美各国实业之振兴，多由国立及私立之研究局、试验所及各学会之协助，故能新理层出，利用日宏，其重视研究之精神，几引为工业学府之天职。环顾我国，瞠乎其后，则比较完善之大学，讵能放弃责任，自封故步。” ^[1]261西方发达国家都很重视科学研究，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等学校。
      交通大学组成之初，叶恭绰就计划要在交大创设研究院。设立研究院的目的，一方面要招收研究生，使本科毕业生中愿意继续深造者，有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的机会和场所，不至于完全依赖向国外派遣留学生这一条途径。另一方面，给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供研究学术、探讨学术、发展学术的场所，介绍世界最新的科学技术，从事独立研究和发明，解决国内现实中存在的难题。“如以工业言，则关于国产材料之试验，制造方法之改良，管理学术之研究，以及其它方面之科学应用，均赖大规模之研究所为寻求真理、发展学术之地”。大学不只是教授知识、培养人才的场所，进行学术研究，是大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叶恭绰提倡学术研究，还极力提倡学术独立。他在交通大学开学典礼中提出“诸君修学，当以三事为准衡：第一，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第二，人类生存世界，贵有贡献，必能尽力致用，方不负一生岁月；第三，学术独立，斯不难应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学术独立必须有学术自由的环境和氛围，离开学术自由，就很难鼓励学术独立；没有学术独立就难以进行学术创新，没有创新性成果，就无法谈贡献与应用。学术独立，一方面指学术研究活动不受社会限制，如政府干预或政治的影响。表现在高等教育外部，教育要尽可能免受政治风潮的影响，学校内部有学术自由的环境和条件。这也是因当时中国社会军阀林立，政治局势动荡不安，严重影响到高等学校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学术独立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另一方面指作为研究学术的主体自身，要摆脱外在因素的影响，追求个体内部、个体精神层面的自由或独立。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认为，学术研究以自己为目的，并大力主张学术独立，学术研究应该远离功利诱惑，保持其崇高的独立精神。叶恭绰着重强调的也是后者，即研究者自身精神的独立。“夫学术之事，自有其精神与范围，非以外力之逼迫而得善果者”，研究者要把学术研究和个人的精神打成一片，摆脱学术以外的各种物质利益诱惑，如金钱、名誉、权威、权利及地位等，使学术活动为一种原始的好奇心所驱使，使学术活动成为个人的兴趣。学术独立体现人的人生价值和生存意义，“学术独立，应用方宏” ^[2]202，学术研究实现了独立，不急功近利，“终持以专一不懈之精神” ^[3]6，研究自然能够深入，应用于实践才能有力和广泛。
      交通大学组成后，学术气氛明显活跃。三校各种学术团体相继建立，各种刊物、丛书纷纷出版，学术论文增多。如交通大学上海学校成立了工程学会、工程研究会、经济学会及后来的南洋大学学术研究会成立；相继出版了《南洋学报》、《工程学报》、《经济学报》等刊物、丛书，内容包罗万象，其中有不少是科学研究论文。1922年1月，《交通大学月刊》第一期正式出版，上面载有唐校教授茅以升、陈茂康，沪校教授周铭等人的学术论文 ^[4]119-120。学术交流活动蓬勃兴起，学术研究的气氛日渐浓厚，并多次邀请专家和名人到校内演讲。所有活动（包括各种社团组织的纷纷建立）都是学生和教师自发、自主性地组织和参与，学校内部呈现出民主和自由的学术环境和氛围，交通大学处于欣欣向荣、蓬勃向上发展的一派新气象之中。加强研究学术的思想，调动了教师和学生研究工程技术、社会问题的积极性，推动了交通大学科学研究的发展。
 
二、“研究学术，贵致用也”
      叶恭绰提出大学要“研究学术”，但更重视实际应用，“贵致用也”，并主张高等学校的教育要为国家实业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研究学术的终极目的是致用，工程技术尤其如此，因此，在教育过程中要注重实践教学。叶恭绰特别注重交通大学的实践教学环节，在交通大学组成之时拨付巨资修缮并增建试验室和实习工厂，添置机械、仪器、图书、教具等，以便为进行教学和科研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在此基础上，“并经拟订计划，另筹一百万元之基金，为逐年扩充之预备” ^[1]259。沪校新建成的机械实验室和机械工厂（机械工厂的规模在当时国内高校中是少有的），既可为学生提供实验和实习学习的场所，又可以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工作。交通大学的教学实践环节比以前更加健全和完善，把校内实习和校外的实习、参观学习结合起来，培养学生实际应用知识的能力，更好地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对大学生，叶恭绰希望他们能够积极、主动地探索和研求学术，不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培养独立意识。学术独立，还要以服务为宗旨。“研究学术，在人类之虚欲言之，当独立；而在人类之幸福言之，贵致用也。” ^[1]346即在精神上、思想上要达到独立，培养独立意识，不盲目服从，而研究学术的最终目的贵在致用；一个人把自己一生的所学贡献于社会，这样的人生才不算虚度。“鄙人深信学校之目的在培育人才，而其机能则并足辅佐社会之发达” ^[1]346，高等学校除了培养适合社会需要的专门人才外，还必须辅助实业，服务社会。这是高等学校又一重要任务。前文已提到，交通大学组成之初有创设研究院的计划，进行科学研究、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1926年，值交通大学校庆之际，叶恭绰又一次提到大学的目的，“不仅在培育人才，其机能功用，实足以辅助社会之发达” ^[1]260。 
      研究学术成为交通大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并直接影响了交通大学的办学方向。也就是说，交通大学在叶恭绰执掌校长后，不只是名称上由工业专门学校升格为大学，办学宗旨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即从原来单纯的培养专门人才转向既要为社会培养人才，又要注重高深的学术研究，顺应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潮流，走上了培养人才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办学道路 ^[5]141，为交通大学向现代大学制度的转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三、“学术愈精，应用愈广”
     在学习内容方面，叶恭绰比较提倡学习上的专和精，因为社会本身就有分工的。以交通为例，“顾交通中之任何事业，无论若何简单，均含有多种学术，互有关系，非一种人才能办”；“而集多数专家，分工合作，则求其协调动作，必各先有其准备及合法之训练。” ^[1]256叶恭绰在交通部供职期间，曾主张选择派遣铁路人员去国外学习，专门学习和研究一件事情，学成归国后再经过实践锻炼，会有更好的效果。“自先生迭长部务，即累经指派部员及三校毕业生出洋留学及实习，” ^[6]172如被誉为继詹天佑之后的铁路巨擎杜镇远，因条件优秀，叶恭绰遴选留学生时曾被选中远赴美国公司学习，后进入康乃尔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如果人们“能够各专一事，齐一步骤，分工合作，其在事业上所共同发挥出来的能力，当然会显得格外坚实伟大”。国民政府时期，交通部改为铁道部，铁道部有一次选调各路人员准备组织一个测量队，“各路人才不为不多，而事实上想要组织一个完善满意的测量队，竟致非常的不容易着手。”“因为专精于一件事情而有特殊心得与贡献的人才，眼前仍感缺乏”。叶恭绰因此向大家提出，每个人除了努力工作外，对自己所担任的职务，通过学习，培养经验，要精要专，要“贡献于自身所致力的事业上。” ^[2]431
      叶恭绰提倡学习和研究上的专和精，并不是反对知识的广博，而是要“由博返约”，学有所归，即先博学后专精，因为“非博则不能通，非约则不能精” ^[3]5，“约”就是少、专。叶是一个杂家，也可以说是一个通才，用他自己的话“铁路以外，余于外交、财政、实业、教育、文化，暨其他有关管理与技术之事，亦深感趣味”，如对文学艺术、文物鉴赏、史地掌故、书画、建筑等等，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文化事业中，尤其“对国外文化宣传及图书馆、博物馆三者，致力较深”。然而他又说“博而不专，世之通病”，由于自己平时涉猎的门类太多，结果把“有限的时间、精力，仍泛滥于无涯之境，但任何门类均乏精深的探讨” ^[3]354-356，自己也感觉到很可惜。叶恭绰对自己的这番自我批评是很诚恳、很谦虚的，基本符合他的实际。在这一点上他与蔡元培很相似，两人都是封建社会旧知识分子出身，蔡元培认为自己“受中国读书人之恶习太深” ^[7]410，博览中西，泛滥百家。中国读书人的恶习就是博览而无系统，散漫而无中心。正因为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叶恭绰晚年把时间和精力集中于文化和考古事业上。
      “人事无穷”，叶恭绰主张精研学术，注重学习内容的专和精是自己人生经验的总结。同时在学习和工作经历中还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学习方法，如阅读、询问、讨论及实地考察等，这些都可以供学习者借鉴。
 
四、叶恭绰研究学术思想的进一步分析及对今天的启示
      叶恭绰提倡科学研究、学术独立，对学术独立有自己的见解。我们知道，蔡元培1917年开始在北大提倡和重视学术研究，并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指导思想，主张学术自由，将不同派别的学者集于一校。并进一步认为，教育的终极目的应该使人达到最高的精神境界，即实体世界。叶恭绰在交通大学也提出学术研究和学术独立，比较叶恭绰与蔡元培在对待学术研究上的异同，两人都重视学术研究，这是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两人都主张学术独立，蔡元培更多地强调学术独立、学术自由的外部环境，“外在的自由”，为学术自由的真正实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或者说是可能性。如学位独立，大学有授予学位的权利；有审定学术水平的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有调查自由等。发展学术，学术独立，学术活动不受党派、政见及其它社会关系的影响，教育独立。叶恭绰提倡学术独立，侧重于学者或学生自身，“故求学术造诣之深，必先以学术为独立之事，不受外界之利诱，而后读书真乐”。研究者要超越对各种物质的依赖和外界因素的逼迫、引诱，使学术活动成为一种兴趣，和自己精神追求结合起来，实现精神层面的自由，“内心的自由”。培养独立意识，主动、积极地进行学术研究，不急功近利，始终持有王国维所力主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实现学术自由所要突破的限制大体包括两个方面：外部的社会限制和主体自身的限制。蔡元培主要侧重突破外在的限制，叶恭绰则侧重突破内在的限制。叶强调学习和个人的精神必须打成一片，研究学术，精神和意识要独立、自由；他又进一步提出，“学术独立，非必与致用分离” ^[1]346。
      在研究学术的目的上，叶恭绰与王国维两人之间有所不同。王国维认为学术研究以学术本身为目的，而不应在学术之外去寻找目的，“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 ^[8]221，即为学术而学术。叶恭绰认为研究学术的终极目的在于致用，研究学术，对人类幸福而言，贵在致用，要学有所归，服务社会。既要达到精神上的独立,又要最终能够致用。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或者促进社会的精神文明，或者促进社会的物质文明，为人类社会做贡献，把研究学术提到了一个极高的层次。应该说，叶恭绰在研究学术问题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这与他在交通方面多年的工作历练和人生阅历有很大的关系。
      研究学术为大学的天职，如今中国的大学正在向世界知名大学努力奋斗，更应以探索学问为己任，在保持优良的学术传统的基础上，重塑大学的学术自主精神。处在经济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在市场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过于注重市场效应，容易助长人们浮躁的心态，追求眼前利益。高等教育也不例外，浮躁的学风、腐败的学术道德在中国的高校和社会上已屡见不鲜了。有些大学的改革追求高的“学术”产出，对中国真学术的未来前途不见得是一件好事。“为学当以发明为主”，“学问之事，虽一科之微，非数十年穷老尽气，不能有以自见” ^[3]6。急功近利的学术成果，其高质量实在令人怀疑。客观公正的学术评价、宽松的学术氛围，制度上的一些保障确实能给学术研究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只靠严密的规章制度和条文还不够，学术自主要有其内在的动力，将学术和教育事业提升为“天职”的精神，这种精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能够感受到，一代一代的学者、学生能够切身感受到，并愿将其传承下去，这种精神就是叶恭绰所提倡的学术独立。换句话来说，在研究学术过程中要完全抛开外在的物质，潜心钻研，持之不懈，踏踏实实搞学术研究，而不是成为物质的依附者，金钱、名利、权势的奴隶，学术独立是人类对于新知的渴求热爱，对于生命价值的追求，学有所成，学有所归，服务社会，为人类社会做贡献，仍然是今天我们的教育工作所应孜孜以求的目标。具备自己的学术自主精神的大学所培养的学生才会有德有才，敢于面对现实困境的挑战，也敢于承担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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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叶恭绰.遐庵汇稿(第二辑)[M].1946.
[3] 叶恭绰.遐庵小品[M].北京出版社,1998.
[4] 霍有光，顾利民.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年谱[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5] 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交通大学校史(1896-1949)[M].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
[6] 遐庵年谱汇稿编印会.叶遐庵先生年谱[M].1946.
[7] 耿云志.蔡元培与胡适[C].蔡元培研究会编.论蔡元培,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
[8] 黄书光.中国教育哲学史(第四卷)[M].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作者：
问书芳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