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交通大学——这承载着悠悠历史和无比辉煌成就庞大的航船，已经航行120周年。桃李芬芳，硕果累累。医疗卫生保健机构只是校园里的一隅。然而，办学又从来离不开医疗的保驾护航，从清末起，在1896年称为“南洋公学”的交大，从招收第一批学生起，同时就聘任了校医。医务人员即在教育战线，又在医疗卫生保健领域上默默地敬业、奉献、保障着全校师生健康。
       展开交通大学史册，豁然跃上眼帘有医院优秀的前辈、名医、大师俞凤宾；赵启华；单惠泉（T.Stearns）；汤兆丰；江上峰；沈云扉；沈伯参等。学校首位校医的名字叫黄荣仁医生。记载中在：1896年3月，公学总理何嗣焜延聘：“安徽无为州人，在芜湖医学院学习西医出身的黄荣仁先生为公学医员。”行使的职能包括诊断、治疗、留观病人和公共卫生。
      俞凤宾，字庆恩；Yu Fengbin。江苏太仓人（1884年—1930年），校史上1910年，在教职员的名单中出现生理教员俞凤宾的名字。1915年，医药室人员名单有校医：俞庆恩（凤宾）。
      俞凤宾先生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毕业于上海 圣约翰大学医学部，获医学 博士学位。1912年留学美国 宾夕法尼亚大学专修热带病学和公共卫生学，获 公共卫生学博士学位。民国4年(1915年)回国，旋即应聘 服务于交大前身： 邮传部高等实验学堂，并组建脚气病研究所。在上海开业行医期间，兼任南洋大学校医、圣约翰大学医学部教授、卫生部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
      在俞凤宾短短46年的一生中，显露出横溢的才华。遗憾的是史记资料没有办法完全还原俞凤宾先生在临床医学、预防医学、祖国医学上的所有建树。俞凤宾先生不仅仅是西医学者，预防医学专家，而且学贯中、西医，对祖国医学也颇有研究。他所处的时代是中、西文化交汇而又激烈冲突的时代，他顺应了这个时代的潮流，以他的智慧和独特个性，对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教育和发展默默奉献。同时他又不似喝过洋墨水的西医学者，排斥中西，而是积极推动中西医结合，并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甚至还是一个文学家，发表的《渡太平洋记》、《新登大陆记》更是有深厚的文学造诣。所触及种种方面无不显示出渊博的知识和超强的组织能力。在《中华医学杂志》的编辑、出版和推动、医学名词审定上颇有贡献。俞凤宾先生是中华医学会的发起者之一，当选中华医学会第三任会长，时仅36岁，任期1920年2月～1922年2月。主要贡献有：参与创建中华医学会；主持医学名词翻译及审定；提倡中西医结合，反对废止中医。
      主要著作和文章：俞凤宾先生一生的著述颇丰，所出版的《性欲卫生篇》、《肺痨康复法》、《婴儿保育法》、《学校卫生讲义》、《学校卫生要旨》、《个人卫生编》《卫生丛话》四册、《中西医学沿革》、《中国药科分剂表》等书籍，在宣传和普及新医学知识方面,起到了启蒙性的作用。其中《性欲卫生篇》被誉为我国“性医学”的发端之作。他翻译的《医家伦理之纲要》,发表在1919年的《中华医学杂志》上,是我国首次引进的医学伦理学的译著,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俞凤宾对学校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方面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针对当时这方面的状况发表了许多文章和论文，是大学生健康教育先行者。1915年《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南洋学报》刊登先生的《提倡高尚娱乐与废止性欲生涯篇》，1917年4月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第二卷第二期发表《本校之学校卫生》；1919年六月南洋学会主办的《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刊登俞凤宾先生文章《婚姻与家庭卫生之关系》； 1921 年 1月，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南洋学报》第三卷，第三号，发表俞凤宾先生的文章：《近世卫生思潮中社会卫生》；《关于学校卫生之标准纪数》；《遗泄斵（zhuo）与伤之防范》；特别是在《关于学校卫生之标准纪数》一文中，俞凤宾先生参照国外大学的标准，经过对国人身体各参数的科学分析，为中国新式学堂拟定了更合理的标准。如：教室的标准长、宽、高；采光；黑板的位置；大、中、小学生课桌、课椅的高度、设施；空气的湿度；教室的空气流通（换气）；学生饮食所需热度等，为今天更科学的校园卫生管理起了推动作用，并奠定了雏形基础。
      赵启华，学校医疗机构首位外科医生，时任学校卫生股主任。1927年的职员表里有赵启华的名字：“男，38岁，学历：德国亨德堡大学医学博士。历任：同德及崇德医大教授、医院院长。职务：校医兼卫生股主任，月薪220元，到校年月民国16年11月”。
      赵启华先生的史记资料较少。在校期间着力于外科临床工作，预防保健和健康教育事业。赵校医工作认真、负责、科学，事无巨细。1929年上海脑膜炎大流行，影响和危害师生健康，《交大日刊》第25号，特载赵启华先生的文章《脑膜炎之研究》，普及卫生知识和个人防御措施。当时校注册处许阳光先生家中有脑膜炎患者，赵启华主任对于公共卫生极为重视，派调养室冯应泉先生在许阳光家中大消毒并注射疫苗。并再次发表《防护脑膜炎蔓延》一文，从源头上遏制疫病的流行。因学生患胃病日多，赵校医函请添设：《校内午餐将备粥》，发表在《交大日刊》上，文中写到“赵校医有鉴于本校校内午餐素无稀饭，病人极为痛苦，且近到患胃病者实属不少，现为病人计，闻已特为函请上中院膳务科饬令厨房中午也备稀饭，俾利同学之便云。”
      赵启华主任为人平易，和蔼且诙谐风趣。与学生打成一片，深受学生爱戴。1930年的《交大月刊》中有一位学生，发表一篇小说，其中有对赵校医本人直白的描述：“身材又粗又胖的赵校医今天穿的是一套花样新颖的咖啡色洋服……，”。他经常听取学生意见，改进卫生股的工作，在当时的交大日刊上可以看到。任主任期间对病人体现人文关怀。据1929年（民国18年）3月24日《交大日刊》第25号记载：赵启华主任应学生于3月7日《交大日刊》第10号刊登的《调养室诊病时间最好能稍变动》的要求，特登报在《交大日刊》第25号，《答调养室诊病时间之讨论》，接受学生意见，改变门诊时间，并可电话预约。
       赵启华在交大任校医的时间较长，对学校的医疗保健工作熟悉，工作认真，对学生关心备至，没有大医生的架子，是一位好医生、好领导，对交大的卫生保健事业做出贡献。
       汤兆丰，字书年，曾在1919年受交通大学（时称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之聘，担任校医。1930年聘任为交大卫生股主任。1912年毕业于“求是书院”，同年赴日学医，开始医学生涯。1914年到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医学博士，1919年获医学博士。
       留学期间，曾担任《留美学生季报》编辑，负责季报的编排工作。曾在耶鲁大学医学院担任实习医生，并取得密歇根和纽约两个州的注册医师资格。汤书年回国后成名于沪杭，是当地名医。一生热衷于公共卫生事业，先后担任过上海政治分会卫生委员，红十字会第三医院院长等职。是传染病专家、公共卫生专家，特别在防痨工作上的努力和成就最为称道。
       1930年，上海伤寒病流行，交大学生何律时和熊惊翥因传染伤寒而不幸病故，钱学森也染上伤寒而休学一年。汤书年和俞庆恩组织人员对教室、食堂和宿舍进行全面消毒，并在随后几年时间内对学生进行预防注射。为宣传卫生预防知识，汤书年在《交大三日刊》等校内刊物上撰写文章，向全校师生普及卫生防疫知识。经过一系列的措施，学校卫生健康事业有了极大的好转。此外，汤书年先生还担任学校招生委员会委员、体育委员会委员、清洁委员会委员，以自己在日本和美国留学期间的亲身体验，为交大的发展出谋划策。
       汤书年先生是学校公共卫生专家，也是心肺内科专家，在交大工作的同时在上海开了私人诊所，内设病床。门口悬挂“美国纽约注册，汤书年博士”的招牌。可以在诊室用先进的治疗手段给肺结核病人打空气针使肺叶压缩，达到治疗肺结核的目的。诊室还有一台从美国带回来的小型X光机，用于结核病人的检查，这在当时是非常奢侈的检查治疗手段 。他的诊室，X光机造福一方。
       由于汤书年是钱学森父亲钱均夫是杭州同乡，而且是求是书院校友，过往过从。汤书年先生又是钱学森入学保证人。
       发表的文章、著作有：《肺痨之预防》，《痨病之传染与预防》，1932年《交大三日刊》刊登汤书年文章《本年伤寒病之概况》。
       单惠泉（ T.Stearns ），美国人。1917年校医的名单里出现单惠泉先生的名字。1935年-1937年聘任为校医兼卫生处主任。这是交大医疗机构唯一的外籍校医。史记资料显示：1935年4月29日，科三班举行国语演说竞赛会，学校重视对师生的卫生知识普及，演委员会邀请校医单恩全（Dr.Steonus）博士演讲，内容是卫生与健康之准备问题。5月《交大三日刊》报道此次活动“单恩全博士用华语，非常流利，历时40分钟，《讲演卫生问题》”。《交大三日刊》公布单惠泉医师的办公时间：周1-周5，上午11点-12点，下午3.30-5.30。
      1937年4月24日，学校填送在校外籍教员简表至铁道部7人，请签核后转交教育部。有校医兼卫生处主任， 美国人单惠（ T.Stearns ）。
       5月4日本部举行第八次校务会议，决议。成立公共卫生委员会办理学校卫生事业，推定陈湖、张培恩、卓超、胡审微、张宗蕖（qu）、王时达、史脱次纳（单惠泉T.Stearns）7人为委员。
       李樨身，首任五官科医生，（浙江余姚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士，曾任江苏省立医学专门学校、南洋医科大学教授）。1934年任校医，1936年9月辞职。
       江上峰，又名声峰，（1894.11.21—1965年），福建建瓯人，无党派知名人士。曾在1940年—1943年任交通大学上海校区校医，卫生处处长。是唯一的美国医学院士，新中国的高级领导人。
       江上峰先生为我国的医学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是公共卫生专家，医学专家和教育家。他出生农家，勤奋好学，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福州医学院（旧称 协和），开始医学生涯，二年后转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1923年取得硕士学位。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得以进一步深造，在其母工作的教会，认得一个美国女 传教士，对江上峰颇为赏识，认为他有培养前途，愿意提供一年的生活费和学费送他去美国深造。在她的帮助下，江上峰远渡重洋，于1923年考进 哈佛大学医学系， 1924年获得了哈佛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学位，1925年又获哈佛大学医学博士，留校研究公共卫生鼠疫防治，尔后被选为美国医学院士。美国哈佛医学公共卫生学博士。回国后曾在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校任教授及校医。
      他身处乱世，心系祖国安危。在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上海，江上峰创办的伤兵医院和难民医院，秘密收治19路军将士和难民。 日本人从 汉奸那里获知后十分恼怒，到处 追捕他，抄了他的家，并将其亲属上 电刑，逼问江上峰藏匿于何处。1944年江上峰毅然带着妻子和6个孩子奔赴苏北解放区，参加了 共产党领导的 新四军。当时小女儿才满月，是用篮子挑入解放区的。
      已是知天命年龄的他，从打绑腿，练军操，骑马开始，走上革命道路。以精湛的医术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尽一份力。江上峰先生先后任华中医科大学校长（该校为新四军培养了三千多名医务人员，为 抗日战争、解放军战争和后来的 抗美援朝的医疗队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沈阳市卫生局局长，中央卫生研究所（ 中国医学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央卫生部任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曾为新四军的高级将领如 刘少奇、 陈毅、 罗炳辉等治过病。1958年退休后，仍致力于祖国的医学事业，常常是早晨4点多就起床，深夜才离开书桌。这期间他写了《简易气功疗法》、《科学气功学》和《 延年益寿》等书。1965年因患心机梗塞，病故于北京，墓葬北京西山万安公墓。
      沈云扉，（1890—1969年），祖籍上海祟明，1925年，在编人员有沈云扉（校医）的名字。他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科，终身献给医学教育、临床医疗和学校卫生工作。1956年是跟随交大西迁的年龄最大的教职工，时年66岁。
       沈云扉先生天资聪颖，饱读诗书，思想开朗，秉性耿直。历任南通医学专门学校主任，同德医学专门学校（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前身）教务长。上海宝隆医院代理院长（现为上海凤阳路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第一医院院长、同德医学院教务长和交通大学校医。
       在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度后，曾由地方政府保送到南京陆军学校读书。因他对学医更有兴趣，从军校保送到德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宝隆医院附设的同济医学堂（同济医科大学前身）读书，是徳派医学生出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籍教师全部被遣回国。由沈云扉先生接受管理同济医学堂。直至大战结束后，德国人重返上海。沈云扉先生治学严谨，培养了不少医学专门人才，一生辅办南通医科专门学校，创办了同德医院，与留德博士合作创办了同德医科专门学校（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前身之一），又在当时医疗条件十分落后、缺医少药的崇明县家乡创办了该县第一所私办公助的西医医院（现在的崇明县人民医院的前身），后在上海开办了设有病床的私人诊疗所。在抗战期间作为中国红十字会举一员，义务参加了战地伤兵医院的工作。
       沈云扉先生和交大的不解之缘始于1921年至1925年，就受聘于交大担任兼职校医。并在1946年起再次担任交大兼职校医。解放后，放弃了在上海经营的个人诊所，任全职医生。1956年交大迁校，沈云扉先生时年66岁，已是跨入老年人的行列。带着对新中国建设的憧憬，对交大的热爱，他态度非常坚决支持迁校，并身体力行要求到西安校区工作。学校领导考虑到他年纪大了，再三劝他留在上海，均被他婉拒。在西安交大，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的老同志都知道，尊称：沈老医师。1957年6月25日《交大》98期刊登沈云扉填词《忆江南》：摘取首尾两段：“（一）长安好，/陵阙汉家残照里，/古宫唐代话风流。/不见使人愁。/（六）长安好，/建设待支援。/十万健儿湖海气，/吴侬软语满街喧。/何必忆江南“。
      1969年，沈老先生终因病不治而逝。享年79岁。
       沈伯参:（1907—2002年 ），祖籍上海祟明。上个世纪20年代，辗转就读于同济大学医科、中山大学医科、上海同德医学院。1946年任交通大学兼职校医，1949年成为交通大学的专职校医，任卫生组主任，卫生科科长。1956年随交大西迁至西安。是西安交通大学卫生保健室的首位主任。
      抗战胜利后，1946年，交大由重庆九龙坡回迁上海，吴保丰校长派总务长张锡荣先生修函聘任沈伯参先生和他的叔父沈云扉先生担任交大兼职校医。那一年沈伯参39岁，正值年富力强。这一干就是近30年，直至1975年退休，68岁的他才离开朝夕相伴的诊室。今天，难以一一例数这位老主任的贡献，只知道，在交大的日日夜夜中，他把自己的一切融入交大的安危，兴衰，融入交大的医疗保健事业。2002年因病去世，终年95岁。
       在解放前夕，军警在学校搜索毒打进步学生和员工时，沈伯参和卫生组成员不顾个人安危参加伤员的抢救、护理。1956年为国家西部的建设的需要，他义无反顾放弃了上海优越的条件、携夫人张秀珏医师举家西迁。1957年卫生科改为卫生保健室（行政为处级单位），沈伯参担任卫生保健室主任、同时担任校务委员会委员。
       抗痨治疗：据统计，解放前夕结核的发病率10%以上。解放后，学校重视从旧社会遗留的肺结核高发问题，在抗痨工作中沈伯参组织医务人员为师生健康教育、检查身体、打疫苗、组织“肺病同学健康促进会”，系统的治疗，使病人康复。特别是到西安后，人地两生，为开辟新的治疗渠道，他即去走访西安市防痨协会，并指派李玖澜医师定期联系工作。经过一系列治疗、预防手段，获得可喜的成效，1957年底，全校有4155人接受肺部X光透视检查，发现肺结核16人，发病率降为0. 26%。卫生保健室与陕西省结核病防治所合作，总结交大到西安后七年来（1957年­—1963年）《学生肺结核病流行境况的调查》，刊登在1965年出版的《结核病防治资料汇篇》。抗痨成绩显著。
      防病治病：西迁后的50-60年代，发生两次大的疫情，是沈伯参主任带领全体医务人员完成的。一是初到西北，由于和上海的湿润，温暖反差太大，1957年全校发生大流感，约1600～1700人患病。二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营养不良致使体质下降，全校患病人数剧增。据记载当时主要的病种是：浮肿病、妇女病、肝炎和肺结核。形势非常严峻。从教育部、卫生部到学校高度重视，这两次重大疫情都是在老主任带领下不计工作时间，加班加点，采取了医疗干预的应急措施有效的控制疾病蔓延，转危为安。
      沈伯参主任注重业务干部的培养，学习。注重引进新人。注重加强科室建设。医务人员由1949年的5人，到西迁时的30人，再到1957年的52人，卫生保健室分内科，外科等四个行政小组。基本上满足了医疗保健需求。可以说，老主任在卫生保健室的医疗，预防，业务建设无不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为今天的医院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