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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与大学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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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校友在校史研究中的作用

2016-11-01 点击：[]

任庆昌

2012年12月14日，“西安交通大学校史与大学文化研究中心”揭牌成立。我作为一名校友代表，有幸参加研究中心成立仪式，聆听了几位离休校级老领导的讲话，听取了王建华书记关于校史研究的指示。
交大历来重视校史研究和编辑，已有一系列丰富的成果。该研究中心成立，标志着校史与大学文化研究翻开了新的一页。特别是西安交通大学“双甲子”—2016年120周年校庆已为期不远，今天进一步梳理以往的历史脉络，总结历史经验，迎接这一标志性时间节点的到来，显得尤为重要。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校的发展不仅离不开在校师生的努力，也和每一位校友的事业密不可分。饮水思源、不忘母校之恩是西安交通大学的传统和独特文化。面对母校在新形势下研究和编撰校史的宏大工程，校友们也担当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此写出几点随想。

校史的属性和特征
（一）校史是对历史事件的记载，真实性是第一属性。
历史的真实性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为了保护真实性，首先要尊重历史，对历史事件必须有系统的记录、诠释和研究。
以交通大学主体西迁、在西安落户后定名为西安交通大学的西迁史为例，由于母校多年来十分重视对这段历史的挖掘和总结，才使其具有非常清晰的脉络，让后来提出的弘扬“西迁精神”有根有据。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举措。对交大西迁历史的记载，至今不仅已有众多文献资料，更有自2006年起向校内外公众开放的“西迁历史纪念馆”。人们在纪念馆这座丰富的历史文物库中，可以浏览到翔实的史料。那陈列的周恩来总理和其他多位中央领导同志关于交大迁校的讲话和批示、国务院和高等教育部的一系列文件、郭沫若和钱学森给交大师生的亲笔信函、钱学森学长到西安访问母校的照片和文字记录资料等，系统地展示了中央高层领导对交通大学西迁的部署。纪念馆还对以下史实有详细记载：交通大学校领导执行中央战略规划，以党委书记兼校长彭康为首的领导班子成员带头西进，领导班子主体、大部分教职工和学生离沪来陕，自清朝起办学的原始档案（其中包含光绪皇帝的朱批、钱学森和江泽民学长在校学习成绩单的原件）、大部分教学和科研仪器设备从上海搬迁至西安等。一件件展品、图板、大量文字说明和数据诉说和复现了那段轰轰烈烈的感人岁月，使“西迁精神”形象化、看得见、摸得着。
“交通大学主体西迁”本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事人逐渐减少，也产生出有意无意抹煞这段历史的论调。有的言论把交通大学师生识大体、顾大局、可歌可泣的“主体西迁”壮举轻描淡写为“部分师生赴西安”的模棱两可的表述，模糊了历史真相。
试对比以下两种历史命题（两种命题均有来源可查）：
（1）“交通大学主体实现西迁”，“是交大历史上一次影响到中国高等教育布局的重大事件”。
（2）“交大部分师生赴西安”，“1956年的分校不过是历次分拆分之一,不过是小CASE”。
注意：“交通大学主体西迁”和“部分师生赴西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历史命题。每个命题的真伪关系到“西迁精神”是否存在、“西迁精神”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西迁精神”是否有继承的生命力。只有用史料佐证，才能去伪存真，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上述论题涉及的史料很广，不可能在这篇短文中详细论证。但即使用直觉的“倒推法”（或“反证法”）也很容易证明命题（2）是站不住脚的伪命题。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交通大学主体西迁”这一既定目标未能实现，实际等于没有完成党中央、国务院和亲自过问此事的周恩来总理交给交通大学的任务，交通大学将无法向历史、向全国人民交待。但历史事实并不是这样。前教育部长蒋南翔对交通大学西迁曾给予了以下客观的描述和高度评价：“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 根据国务院的决定, 交通大学大部分系科于一九五六年迁来西安。一九五九年,经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的西安、上海两部分, 分别独立建校”。“历史说明,一九五六年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迁到西安、支援内地社会主义建设, 是完全正确的。敬爱的周总理亲自领导的这次迁校的战略措施是成功的”。“事实充分说明，西安交大的迁校是我国在调整高等教育事业战略布局方面的一个成功范例”。（1981年4月9日在西安交通大学建校85周年校庆典礼上的讲话）^[1]。可以注意到，蒋南翔同志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一九五六年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迁到西安、支援内地社会主义建设”，“交通大学大部分系科于一九五六年迁来西安”。他在讲话中始终是使用“迁校”这一准确概念，而不是应用所谓“分拆”、“部分师生赴西安”等不符合事实的描述。这是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由中央领导人对交通大学西迁事件及其意义给出的最客观、最权威的结论。
回首过去，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交通大学西迁历史不容模糊化、边缘化。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不应当把尊重历史、还原历史、正本清源、给出历史的真相并挖掘其珍贵价值，曲解为孰“老大”、孰“老二”的狭隘性争论。这完全是两回事。
交大西迁历史和“西迁精神”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并未终结。在完善校史的过程中还需要继续深入挖掘。其研究的意义在于保证“西迁精神”能在一代又一代青年人中传承，使之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让人们淡忘，也保证这段珍贵历史不会被随意解释、甚至歪曲。
交通大学西迁已经过去近六十年了，一部分西迁的经历者已经长眠于大西北的黄土地之下，让他们得到一个公正的结论、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是后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经历过西迁、目前仍健在的老同志大多年事已高，在他们有生之年进一步充实这段历史十分重要，抢救历史是对先驱者最好的纪念。
（二）西安交通大学校史是一部厚重的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闭幕时说：“近代以后，我们的民族历经磨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自那时以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奋起抗争，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赴后继、顽强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西安交通大学建校于1896年，跨越了三个世纪，见证了习总书记所说的祖国昔日的贫弱和今日开始富强的历史，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工程教育）的先河，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西安交通大学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了几十位治学有方的校长，交大的校友群星灿烂，在政治、经济、工程、科技、教育界的杰出人才辈出。作为国内少有的一百多年历史的老校，西安交大具有丰富的历史资源，校史的内涵极为丰富。
这部厚重的校史也是整个国家历史财富的一部分。今天和昨天一脉相承，现代的交大人在总结校史时，应尽力做到不遗漏，保证其完整性，为后人的传承打下坚实基础。
     （三）西安交通大学校史是一部鲜活生动的历史。
校史中的事件（特别是重大历史事件）均有其发生的历史环境和背景，有各种各样的参与者。平铺直叙的记载对反映其真实性必有欠缺，伴有大量的旁证、诠释，方能更好地恢复历史原貌。如果说前者是“线条型”描述，那末后者则是“立体化”描述。显然我们希望有一部“立体化”描述的校史。众多的事件经历者从不同的视觉观察同一历史事件会有不同感受，多层次观感的汇集有助于恢复历史的全貌。
郑南宁校长曾经说过：“一流大学往往是存在于后人传诵的故事中，一所学校有了历久弥新的故事，这所学校就有名了”。（《科学时报》，2009-12-01）^[2]
西安交通大学校史之所以具有鲜活生动性，就在于学校曾经留下过数不尽经久不衰的“故事”。把这些故事挖掘整理出来、总结出来极有意义，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打造立体化的校史编写队伍
一部厚重的学校历史、鲜活生动的校史、“立体化”描述的校史是一项宏大工程，不是少数人冷冷清清可以完成的。它需要一支“立体化”的校史编写队伍。
1.“五个结合”的校史编写队伍
所谓“立体化”的校史编写队伍可以理解为：校内和校外编者相结合、学校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学校不同部门之间相结合，“大人物”和“小人物”相结合，杰出校友和普通校友相结合等，构成由不同方面军组成的“立体化”队伍。
2.重视校友在编写校史中的作用
编撰校史不仅仅是学校内部各院系、各部门的工作（当然这是起主导作用的方面），如果各届校友能够广泛积极参与，可能结果会大不一样。
一百多年来，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的校友达二十几万人，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也是一笔丰富的历史资源。不仅校友寻找在校学习时的历史陈迹十分重要，广义而言，校友们走上社会的奋斗史也是校史的组成部分。校友们离开学校后仍然在继续用自己的行动延续母校的精神。因此校友向母校反馈自己的信息对于编撰校史相当重要。
经过多年的研究和积累，交通大学前六十年的校史已经比较明晰。比如，1986年出版了由西安交大、上海交大合作编写的《交通大学校史（1896-1949）》，1996年两校又合编了《交通大学校史（1949-1959）》。以此为基础，可对交通大学前六十年的历史宝库继续深入挖掘，特别是有关校史、大学文化、老交大传统的第一手资料与活的素材。今后，该段历史时期的亲历者（熟知校史的“活字典”）只能越来越减少。以解放前抗战时期在校的学生为例，年龄都已在九旬以上，再早期的校友更是难寻，向老一辈学长征集史料十分迫切。不仅需要征集文字类史料，也需要有计划地征集重要人物、重要事件的声音、图像资料。
新一轮校史编撰的另一个重头戏将是对交大第二个六十年史实的总结，需要向国家和人民交上第二个六十年的满意答卷。这一任务和新一代交大人密切相关。
人的生命有限，一个人的学习生活经历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瞬间，在大学学习的时间更是十分短暂，不同阶段的校史会有不同的编写主体。我认为本次研究与编写校史应当注意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中期的在校生，他们可以是编写交大第二个六十年校史的一个重要群体。这批学子具有以下两个显著特征：
（1）1956—1959—1966年是交通大学优秀传统、校风、学风在祖国西部扎根、发扬的奠基时期，是西安交大历史上的一段重要岁月。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中期的在校生是交通大学西迁初期十年的在校学子，是直接受到西迁领导班子和教师队伍教育的亲历者、受益者，其成长过程受到老交大传统的熏陶，有深刻的交大烙印。蒋南翔同志在西安交大85周年校庆典礼上说：“同其他高等学校一样,西安交大多年来经过全体师生员工的辛勤劳动,大学本科的教育质量不断提高,曾经达到我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1]。这其中就包括有这批交大学子。
（2）蒋南翔同志1985年在交大的讲话中还说到：“事实很明显：我国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现代化就是要依靠我国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所培养的专门人材去实现。我们对新中国自己培养的青年一代, 应有合乎实际的足够的估计。”^[1] 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中期的交大学子正是蒋南翔同志指出的已经为我国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现代化发挥过作用的人。这批学子毕业后有数十年的工作经历，他们作为交大这个“大工厂”出产的“产品”已经经过了社会检验和鉴定，体现着西安交大对社会的贡献。他们现在年龄都已在花甲之年以上，有着丰富的阅历。把参与校史的收集和编撰作为他们发挥晚年余热的一项活动，对本人和母校都很有意义。
建议校友关系发展部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向各地校友会传递信息，鼓励各届校友积极参与校史研究，建立起畅通的联系渠道。
3.校友参与编写校史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人人可以有所作为
校友参与研究和编写校史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编写题材不限。比如：撰写文字资料记述和发布史实（特别是未曾记载、鲜为人知的史实）；对已有公开的校史信息进行注释、评述，使其更加完善、历史作用更加明晰；通过校友关系发展部向母校提交有价值的纪念物品等。
下面举出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2006年110周年校庆时，母校征文纪念“西迁精神”。我写了一篇题为：“回忆交大迁校十周年纪念活动¾兼谈对“西迁精神“的感受”的文章，登载于《弘扬西迁精神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西迁精神研讨会论文集》（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依此文章为基础我又写出“我对西安交大70周年校庆的回忆及感想”一文，登载于同年《校友之声》第1期（总第18期）[注：《校友之声》是由校友关系发展部编辑印行的刊物]。
2011年西安交大115周年校庆到来，校友关系发展部开办了网站——“建校115周年暨迁校55周年专题网”。该专题网有一个子栏目是“115年回眸”，其中对30、37、40、51、60、61、85、90、95、100、110周年校庆有简略记载。有的年份的校庆记载十分有限，比如40周年的校庆记载只有211字，51周年的校庆记载只有92字，由于年代久远，再补充内容恐怕已经很难了。在五十年代以后的逢五、逢十校庆中唯独没有对70周年校庆的文字记载。于是网站采用了我在《校友之声》2006年第一期上发表的文章“我对西安交大70周年校庆的回忆及感想”（3200字），作为对“115年回眸”专栏的补充，结果这篇文章竟然是填补了一个空白。文章在校庆专题网刊载后，其点击次数达到1200余人次，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70周年校庆（1966年）时，我只是一个大学三年级学生。如果采用该文章题目通过“招标”选择作者，按照资历和信息掌握量，此文的入选作者根本轮不上我这个当年的小卒平辈。能为抢救历史做一点微薄的贡献，我深感欣慰。可见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校友也可以有所作为。

用高质量的校史提升大学软实力
一所大学在发展进程中必须提高两方面的实力：硬实力和软实力。这是一个复杂命题，很短的文字恐怕难以说清楚。我们不妨把一些可以用量化指标衡量的状态（教学与科研成果、学科建设成果等）称之为硬实力表现，而大学文化等一些不能用数量指标表示的状态称为软实力表现。软实力是依靠文化和理念因素来获得影响力的能力。校史实际上是大学软实力的象征之一，已经为国内外的知名大学所证明。真实丰富的学校历史可以提供给人们理解过去的教材，也可以启迪未来，作为未来行事的参考依据。
对于西安交大这所老校来说，百年的传统不能丢失、也不能失传。交通大学从东海之滨来到西安已经扎下了根，继承和创新是后来人的责任，要以史为鉴，展望未来，谋划发展。特别要从校史研究中挖掘出对学校当代发展有借鉴、有价值的史料。发展是硬道理，西安交通大学应当用硬实力和软实力，用人才培养的成果、科技创新成果、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说明西安交大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
让我们以优异的校史研究成果迎接历史的检验，使之成为学校发展的驱动力之一。让我们以优异的校史研究成果迎接120周年校庆的到来。

                                                                                                                  写于2013年1月

作者：
        任庆昌，1963级（1968届）电机工程系校友
        西安交通大学校史与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专家组成员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信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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