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箭鸣
交大西迁是1955年3、4月间启动的，前后历时5年。60年后看西迁，有几个基本方面需要我们加深认识：
         一、交大西迁出自中央决定；
         二、高教部、陕西省、上海市合力促成交大成功西迁；
         三、彭康所带领的交大队伍为党和国家缴出一份满意答卷；
         四、正确认识西迁的历史地位和对未来的影响。
         这里兹简要分述如下：
一、交大西迁出自中央决定
      1955年3月30日，国务院二办收到高教部上报中央《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提出加强内地高校的任务，其中就有交大由上海迁往西安，交大的电讯工程系迁往成都。30日当天，二办主任林枫就表示同意此件内容，并特别点出交大迁校问题，报请主管文教工作的陈毅副总理审阅。陈毅4月2日的批示是送陈云副总理审核。4月7日，陈云副总理表示同意林枫和高教部党组意见，并请刘少奇、朱德、彭真、邓小平四位书记处书记审阅后退周总理。这样就有七位中央领导人审阅了这个报告。4月7日晚，高教部将这一精神电话通知彭康。后来国务院又召开全国文教会议，正式提出了交大西迁任务。文教会议文件经毛泽东主席批示下发全党。
     决定交大迁校有两大因素：第一，国家要加快工业化，但上海形势紧张，高校的作用难以发挥，而上海又是全国高校最集中的一个城市，有条件调配力量；第二，一五建设已经启动，西安成为机械电力工业基地，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中西安有17项，进入有史以来空前绝后的大建设时期，但是西安高教力量薄弱，工科尤甚，整个西北也只有一所设在咸阳的西北工学院。
    交大的情况是这样：新中国高教重点发展工业和师范教育，1952年起，一批综合大学改办工科，如清华、浙大、同济、重大等等，老牌工科大学只有交大、天大和哈工大。其他都是各类工学院，新建居多，不称为大学。院系调整后工科大学实力最强的有3所：交大、清华和哈工大，其中教授数目交大最多。哈工大是学苏联的前沿高校。交大与清华相比，交大多了一个造船系，清华多了一个建筑系，其他大体类似。有这样的实力，又面临当时形势，迁校当然首选交大，要在西安建我国第一所万人大学，要发展原子能、计算机等尖端专业。因此，迁校在当时的交大师生看来是受重视的体现，是很光荣的。
    值得注意的是，两年后交大由整体搬迁西安到一校分设西安、上海两地，同样是出于中央的精神。为什么？因为这也是由国家建设大局决定的。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正确处理沿海与内地的关系，因为形势缓和，国家急于建设，内地管长远，沿海有效率，既然打不起来就先建起来。重新启动沿海建设给上海的任务很重，上海希望交大迁校后帮他们再建一所机电大学，经中央同意，高教部在1956年下半年后开展这项工作，这就给迁校带来影响。但客观看，上海的要求是有道理的。这样，在1957年发生迁校争论后，周总理就提出了一校分设两地的意见，后来经过讨论，决定大部分迁西安，新兴专业设在西安，交大的西安部分朝理工大学的方向发展，小部分设在上海，其中有老的机电底子，也有内地无法发展的造船、运输起重等专业学科，以提高质量为主，不再扩大规模。
    正是由于交大的重要性以及迁校影响，总理在1957年5、6月间拿出很多时间来处理交大迁校问题，请了不少师生谈话，并召开国务院专题会议，就交大迁校及未来发展发表长篇讲话，提出支援西北的方针不能变，但方式方法可以调整。这在周恩来年谱中有记载，也是任何一所大学所没有的经历。
    1957年8月到1959年8月，整整两年间，交大是分为西安、上海两个部分的，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并不符合当时的国情。这样，1959年3月，在公布第一批16所国家重点大学时，就出现了西安交大、上海交大两个学校的名称，可见当时就已经考虑分设了。7月30日高教部向国务院提交两校分设报告，很快得到批准，垂30余年的交通大学校名由此画上句号。9月彭康任命为西安交大校长兼党委书记，司法部副部长谢邦治任命为上海交大同一职务。10月1日在西安国庆节大游行中第一次打出了西安交大校牌。
二、高教部、陕西省、上海市合力促成交大成功西迁
   交大迁校是高教部根据全国教育发展实际提出的，高教部也具体指挥了交大迁校。交大在西安按照12000名学生的规模征用土地1200亩，也是高教部确定的。高教部长杨秀峰先后来学校多次，特别是1957年6、7月间他连续在交大工作61天，忙起来常常彻夜不眠。他在上海座谈、谈话共计86次，在西安也多达76次，往往一天中就要安排几次，而当时他已经是60岁的人了。杨秀峰历来是主张全迁的。1957年，在形势发生变化，全迁无法实现的情况下，高教部将迁至西安的部分与西安动力学院全部，西农的工科性质一个系，西工军工以外的纺织、地质、采矿系合并起来，使学校能够承担更多任务。也由此催生了西北工业大学。同时，交大上海部分也将造船学院、南洋工学院重新合并为一所学校，从而优化了西安、上海的高校布局。
    1956年交大面向全国招生，1959年列为全国重点大学，都是杨秀峰任内决定的。1983年在杨秀峰（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去世当年，他还为交大进入国家重点建设出了很大的力。
    陕西省、西安市为交大迁校付出巨大努力，地要多少给多少，要哪里给那里，一切特事特办。这样，1955年5月看地方，10月就建房子，交大工地安排了来自南方的2000多名建筑工人。1956年迁校后，西安市连给外宾吃的大米都先尽交大用，菠菜到广州去运。为解决交大调爱、子弟就业，把自己的人先调出来。所以总理当时讲，省上和市里给交大照顾够多了，别的单位都要眼红了。1957年大鸣大放，一些学生把西安校园闹得不像样子，甚至跑到外单位闹，影响很坏。市委第一书记、省委宣传部长都来做工作，西安在建工厂的厂长、工程师们也都来与学生座谈，市里开人代会的一致呼声是把交大留住，情景十分感人。西安市委第一书记方仲如曾表示，交大在上海60年，在西安要有600年、6000年。
   上海从陈毅主政时就赞成交大西迁，柯庆施任第一书记后一如既往支持。上海市为西迁开专列，敲锣打鼓欢送，并经组织动员，将许多服务行业的人员和配套设施送往西安。但上海当时也有压力。1956年市上开人代会，复旦大学的一个教授发言批评市委不挽留交大，引起较大舆论反响。刚才已经写到，中央要求加强沿海建设，上海很着急，要求新建一所机电学院，但对交大西迁仍是无保留支持。1957年围绕迁校发生激烈争论，但柯庆施和市委、市政府多次表态支持西迁，并亲自到学校与教师交流。上海也不光是支持交大，对整个西部建设都出了很大的力，当时在西安的上海人有10万之多。
    正如杨秀峰当时所说：“上海市委考虑支援内地，中央考虑，要照顾上海。”将支援内地和照顾上海紧密结合起来，既立足于长远，高度重视大西北建设，又充分发挥沿海优势和潜力，就成为一校两地新迁校方案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完全符合中央和国务院要求的。
三、彭康所带领的交大队伍为党和国家缴出一份满意答卷
       交大西迁有几个特点：
       首先是动作很快。1955年4月7日晚接到电话通知，8日就进行部署。一个月之内请示了高教部，联系上陕西和西安领导机关，并选择新校址。彭康带领几大教授来到西安实地考察时，正好是他接到电话通知的一个月。紧接着学校又做了迁校决定。基建方面1955年10月动工，次年6月就可以住人，8月就可以迁来上课了。
       其次是组织严密。彭康总揽全局，手中掌握行政、党委两套迁校班子，行政上由唯一的副校长陈石英负责，党内由唯一的副书记邓旭初负责。苏庄调来任副校长后，整整4年全面负责西安方面的工作，西安分党委接受上海市委和西安市委双重领导。新校园建设和搬迁是由总务长任梦林负责完成的。
      迁校之初的领导班子很小，校领导就是彭康、陈石英两人，后来增加苏庄，到1958年由于陈石英调去负责南洋公学，学校又分设两地，才又增加陈大燮、程孝刚任副校长。邓旭初开始是校办主任，迁校中任命为副书记，但当时党委功能与现在不同，学校还在实行校委会领导，其他几位党委常委是人事处长等部门负责人。总之学校领导机构人很少，但效率很高，执行力很强。
      第三是迁校、日常工作两不误。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学校科研起步，任务很重；同时学苏联，建专业，办新专业，来校苏联专家有26个，学校在他们协助下搞专业建设；本科改为5年制，研究生招生扩大，教学质量要保证。总之，又要建校、迁校，又要提高质量、发展科研，这就是当时所面临的任务。学校对此处理得很好，三位正副教务长陈大燮、张鸿和黄席椿出了大力。另外，彭康提出1956年一二年级先迁，在西安上基础课；1957年等实验室建好后再迁各专业和高年级学生，从步骤上是正确的。
     第四是抓好后勤保障。迁校中的后勤保证好像一部精密的仪器，几乎达到无与伦比的程度，迁徙前什么都想到了，迁徙中感到很顺利，到达后是一团温暖。加上调爱解决得好，食堂、医务所、幼儿园什么都有，中小学也很快办起来了，上海的服务业进了校，“西安有个小上海”，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人们的紧张不安心理。
      第五是正确处理矛盾。矛盾的焦点集中在1957年4至7月间，由大鸣大放引起，与党的指导思想相关，也与全社会氛围相呼应，加上迁校本身的一些问题，非常复杂。4月份上海方面校工会动员迁校，结果形成否定迁校潮流；5月份西安学生担心上海的不来了，来的回不去了，也开始闹。就是国务院1957年6月4日开会研究之后，也还是闹了一些天。彭康和苏庄带着大家分别在上海、西安两地做工作，加上高教部和地方党委支持，化解了矛盾，保证了西迁新方案的制定与实施。在整个过程中彭康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六是调动积极因素。交通大学饱经沧桑，但内迁西安却要算它有史以来所经受过的一场最严峻考验。因为它不是短暂的支援，而是永久的扎根；它不同于战争年代临时性的迁徙，而是为了建设和发展去开创大业；它本是一株江南鱼米之乡长了六十年的老树，却要去黄土漫漫的大西北生根、开花、结果；它成长在近代以来中国最为富庶、发达、繁华的沿海大都市，却要去一个沉寂千年的西部古城重新开始。迁校中的几载风雨年华无论对学校还是对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因为它需要人们舍弃太多太多熟悉的东西，勇于去一个陌生和艰苦的地方来肩负重大使命、奠立千秋基业、攀登新的高峰。因此，积极因素调动不起来、巩固不起来，迁校就难以成功。而这所有的积极因素归结到一点，就是建功立业、成就事业。什么是事业？机电动大部分迁到西安，体现最新科技发展的一批新专业建在西安，西安校园中的实验室面积超过上海3倍，这就是事业。
       交通大学教师队伍中的大部分迁到了西安。这里有两组数字：
1955年底交通大学在册教师556人中（不包括即将成为上海造船学院的原交大造船系教师，和决定迁往成都的电讯系教师），迁来西安的有341人，占61.3%，留在上海的215人，占38.7%。而最终留在上海的这215人中，也曾有51人（占9.2%），其中包括多位知名教授，迁校期间坚持在西安任教，有的长达两年之久。他们后来返回上海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所在运输起重系的整体迁回，二是学校后来又决定抽调已在西安的机、电、动等专业一部分师资，返回去支援上海。真正由于身体、家庭等因素迁回的仅是个别人。
        1956年底交通大学在册教师737人中，迁来西安的有537人，其中教授24人、副教授25人、讲师141人、助教358人，占教师总数70%，留在上海的230人，其中教授40人、副教授10人、讲师55人、助教125人，占教师总数30%。何以这年在册教师数字较上年有较大变化？这是因为西迁和发展新兴专业的缘故，高教部批准学校增加了一大批新中国培养起来，经过严格专业训练的青年教师。在这批青年教师中，有80%的同志加入了西迁队伍，成为一支强大的有生力量。他们在西迁风雨中成长，在当时就已经起到积极作用，后来又经过多年磨砺成为学校发展的顶梁柱，其中当选为院士的就有姚熹、屈梁生、谢友柏、涂铭旌、林宗虎、汪应洛、王锡凡等。另外1957年随西工并入的青年教师姚穆后来也当选院士。可见，西迁是很能锻炼人的。
       事实上，志存高远的交大年轻一代普遍以投入迁校为荣，十分向往奔赴西安创业。迁校期间从上海出发赴海外深造，1959年后学成回国的那批人，如史维祥、潘季、向一敏、蒋国雄、马乃祥、葛耀中等等，都是直接来到西安任教。
      也曾有人质疑说，交大西迁，好像老教授来得并不多。
      的确，教授、副教授队伍是衡量迁校成效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从表面看来，迁过来的教授似乎少于留在上海的，出现在西安名册上的正教授总计只有24位先生来自上海。但实际情况却是，由于1957年交大西安部分与西动的整体合并，与西工、西农部分系科的合并，这几个学校学有专长的一批教授专家（正副教授共计51人）加入了交大行列，于是这年交大西安部分已然有40多人拥有正教授职衔，已超过上海部分。1959年，在采矿、地质两系离开交大单独建校，西安交大正式命名后，全校有正副教授68人，与迁校前规模相当。
       仍留上海而未迁西安的的教授们也有几种不同情况：一是年事已高，其中70岁以上的4人，60岁以上的13人，有的已久卧病榻，决定予以照顾；二是造船、运起两个大系本身就是要留在上海办学的，在这里就集中了程孝刚、沈诚、周志诚等一批教授；三是机、电类专业，以及基础课教学中也还有一部分教授需要继续留上海工作，因为到了1957年，在迁校的前提下，西安和上海两个部分都需要发展的思路已经十分明朗。像电力工程系的程福秀教授、机械工程系的郑家俊、周志宏教授、电机原理教研组罗致睿教授等，都是在迁校中带了头、做了很多工作的，但是因为工作需要，动员他们留在了上海。
       相对而言，张寰镜等个别年近六旬的老专家之外，迁来西安的教授多为年富力强的学科带头人。其中两位一级教授钟兆琳和陈大燮，1957年迁来时一位56岁，一位54岁。其他20多位迁校带了头的正教授中，50岁以上的是个别的，大多在45岁上下，最年轻的陈学俊38岁。而以更显年轻的副教授群体来讲，他们中的70%迁到了西安，1957年平均年龄37岁，正是创造性最旺盛的年华。
       迁来西安的教授名单如下：一级教授：陈大燮、钟兆琳；二级教授：周惠久、朱麟五、沈尚贤、严晙、黄席椿、张鸿、赵富鑫、殷大钧、沈三多；三级教授：孙成璠、张寰镜、顾崇衔、张景贤、陆振国、陈学俊、刘美荫、吴之凤、冯㭎；四级教授：江宏俊、吴有荣、徐桂芳。此外，迁校期间曾在西安工作的朱公瑾（一级教授）、熊树人、雷新陶、孟侃、归绍升、张钟俊、单基乾等多位教授，后因工作需要调回上海，我们也应该记住他们。
       迁来西安的副教授有：庄礼庭、苗永淼、杨世铭、瞿珏、王哲生、来虔、朱荣年、乐兑谦、蔡颐年、袁轶群、陆庆乐、蒋大宗、王绍先、顾振军、谈连峰、冯秉新、顾逢时、季诚、石华鑫、刘耀南、王季梅、吴励坚、何金茂、于怡元、张世恩。
       学生中的情况是：1954级、1955级迁来西安的共计2291人，占这两个年级总数的81.1%，而1956年的入学新生2133人全部在西安报到就读。1955年至1959年迁校期间入学，先后来到西安就读的交大学生中，后来成为两院院士的有：李伯虎（1955入学，1958年选送清华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陈国良（1956年考入无线电工程系）、李鹤林（1956年考入机械工程系）、陶文铨（1957年考入动力机械系）、熊有伦（1957年考入机械工程系）、雷清泉（1957年考入电机工程系）、苏君红（1958年考入无线电工程系）、邱爱慈（1959年考入电机工程系）、孙九林（1959年考入电机工程系）等，他们为我国的科技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中常年在核基地工作的邱爱慈将军为我军第一位女院士。此外，定名西安交通大学之初入学的陈桂林（1962年考入无线电工程系）、程时杰（1962年考入电机工程系），后来也进入了院士行列。
       1956年至1957年，运送西迁物资的列车装满700多个车厢。图书设备大部分迁到了西安。1956年全校藏书约19万册，至1957年10月，运至西安的图书14万余册，占73.9%。1959年两部分单独建校时，西安交大馆藏图书50.71万册，上海交大馆藏图书30.28万册，为1.66：1。全迁或部分迁至西安的实验室有25个，面积较上海时扩大3倍以上，同时迁校过程中还新增实验室20多个，这样，在分设之际，西安交大重要的仪器设备数量超出上海交大近乎一倍。
       而最值得一提的是，以彭康为标志，交通大学的主要领导力量转移到了西安。1955年1月学校首届党员大会选举出的党委委员14人中，有10人迁往西安工作，其中就包括后来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担任学校主要领导工作的史维祥、潘季等。迁校中学校党委常委共有7位，即彭康、苏庄、杨文、祖振铨、吴镇东、林星、邓旭初，其中前6位迁往西安工作。邓旭初副书记同样为迁校付出艰巨努力，后因工作需要留在上海，曾任上海交大党委书记。
       再从行政领导班子看，迁校中由高教部调来担任副校长的苏庄，是仅次于彭康的学校负责人（当时陈石英副校长已任命为南洋工学院院长，南工撤销后继续担任交大副校长），1956年由他带队西迁后，就一直具体负责西安部分的工作，享有很高威望。1957年至1959年间，高教部又先后任命三位知名教授担任交大副校长，其中陈大燮、张鸿都是迁校的重要带头人，另一位程孝刚教授（学部委员），历来坚决支持交大西迁创业，态度极其鲜明，只是由于所在的运起系后确定不迁，他又兼任该系主任，才最终留在上海工作。此外，总务长任梦林从1955年4月起，就一直在西安征地建房，开创学校事业。工会主席赵富鑫教授1956年第一批带队迁来西安后，就再没有离开过。至于各系部主任、教研室主任，造船、运起两系之外，其绝大多数迁到西安工作。党委和行政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也基本上到了西安。
       迁校中起了重要带头作用，并做了大量工作的同志很多，尤以教授中的钟兆琳、陈大燮、张鸿、黄席椿，以及沈尚贤兄妹、陈学俊夫妇等为代表，职工中则以沈云扉医师叔侄等为代表。钟兆琳、沈尚贤是江泽民经常提到的人，2009年江泽民第4次来西安交大，为已故沈尚贤题词：“举家西迁高风尚，电子工业是前贤”。
四、正确认识交大西迁的历史地位和对未来的影响  
     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都曾关心交大西迁。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交大迁校重要决定，周恩来亲自处理迁校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当时主管文教工作的陈毅副总理曾说：迁校对不对，十年后看结果，他还曾表示自己准备挨骂十年。
      在此期间西安交大得到新的发展，成为首批16所全国重点大学之一（1959）。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中，邓小平、彭真当年是对迁校报告圈阅过的，彭真在1996年来陕期间接见我校教授时讲过，必须铭记交大迁校的历史功绩。此外，胡耀邦1965年任职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时来交大讲过话，习仲勋两度来过西安交大。
       在此期间西安交大与北大、清华等10所高校列为国家重点建设单位（1984）。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江泽民在担任总书记期间，1989、1993、2002年三度来校，离任后2009年还来过一次，讲话中多次谈及迁校。曾庆红2005年出面解决部分西迁教职工住房问题。
       在此期间西安交大首批进入“211”（1996）、“985”（1999）工程建设，成为“985”第一层次建设的“7+2”高校之一。
      教育部对交大西迁历来有很高的评价。在1955年中央决定交大西迁后，高教部长杨秀峰曾再三表示：“交通大学到西安，将担负起在上海不能担负的任务”，“中央是把重大任务交给交大”。时隔25年，1981年4月，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在西安交大发表讲话指出：“交通大学的迁校，是我国在调整高等教育战略布局方面一个成功范例”。再过25年，2006年4月9日，教育部在西安交大召开迁校50周年纪念座谈会，周济部长发表题为《继承弘扬西迁精神，为创建世界高水平大学而努力奋斗》长篇讲话，其中指出：“如果把中国的发展战略比作一盘棋的话，交大西迁则是党中央在这盘棋局中摆下的一个十分关键的棋子。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随着国家经济发展重心进一步向中西部转移，当年这着棋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早已充分显现了，而且会越来越重要。可以说，交大西迁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十分重要的举措，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正是交大的西迁，改变了整个中国西部高等教育的格局，改变了西部没有规模宏大的多科性工业大学的面貌。西安交大通过自身的发展壮大，引领和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蓬勃发展，形成了‘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大好局面。” 
       虽然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但历史与未来相连接。可以想见，在今天的新丝绸之路建设中，在西部大开发之际，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西安交大必将承担起更加重要的使命与责任。
       下面介绍一下关于西迁精神的表述。2005年的一次党委常委会曾指令由笔者（时任宣传部长）负责研究拟定关于西迁精神的表述。经过调研后又经过常委会讨论，最终将西迁精神确定为16个字，即“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它有两层涵义：
       第一，胸怀大局和无私奉献是对整个西迁过程的写实，既反映了西迁师生员工的实际表现，也是现在和以后必须坚持的。
       第二，弘扬传统和艰苦创业，是将前60年代的历史与现实任务联系起来，既是指新的创业，也是体现交大的特色。弘扬传统的内涵极其丰富，但其精髓是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精勤育人、追求卓越，办出中国最好的大学，向世界先进水平迈进。
       现在回顾西迁历史，弘扬西迁精神，有两个问题需要深入思考：
       1.站在历史高度认识西迁的意义和作用。由于西迁，交大为国家民族做出了其他任何一所大学所无法作出的贡献，“7+2”即为明证。这也并不单单是一所大学办得怎么样的问题，而是体现了大学在整个国家发展中所应起到的作用。
       2.也正因为大学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紧密相连，交大才得到今天这样一种发展局面。西安交大如此，上海交大同样如此。从现在起，随着国家建设重心西移，西安交大的未来发展必将更加美好。
       如果提出相反的假设，比如，当时迁不动，不迁了，迁来的从西安退回去，也可以继续办出一所高水平大学、有实力的大学，但其精神和气势就完全谈不上了。即使这样的大学办得好，意义何在？陕西省委当时就讲：交大不迁来，后果不可设想。这是讲到了根本上。
     当年的交通大学内迁西安，是她创建60年后，面向共和国未来和学校未来的一次庄严出发与再出发，表现出开拓奋进的坚强意志，彰示了爱国爱校的大学精神。西迁意味着创业、孕育着发展，西迁，就是要以高涨、持久、永不磨灭的激情，投入祖国西部的开发与建设，就是要在大西北的山川莽原间孜孜不倦地耕耘、播种和收获，建成中国一流大学，并向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前进。西迁注定是艰苦和岑寂的，但其巨大的反差、艰辛的磨砺、严峻的考验，恰恰成为西迁人搏击、攀登与创造的无穷动力。师生员工用生命和汗水换来的，是精神的升华、事业的甘甜，他们以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无私地报效祖国人民，筑成西迁精神的巍峨丰碑。因此，对于这段宝贵历史以及创造历史的人们，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
                                                                                                                                                     写于2015年3月1日

作者：
贾箭鸣西安交大副秘书长，校史与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