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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交大西迁的几个问题
2016-10-31  点击:[]

                                                                             贾箭鸣
交大西迁是1955年3、4月间启动的,前后历时5年。60年后看西迁,有几个基本方面需要我们加深认识:
         一、交大西迁出自中央决定;
         二、高教部、陕西省、上海市合力促成交大成功西迁;
         三、彭康所带领的交大队伍为党和国家缴出一份满意答卷;
         四、正确认识西迁的历史地位和对未来的影响。
         这里兹简要分述如下:
一、交大西迁出自中央决定
      1955年3月30日,国务院二办收到高教部上报中央《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提出加强内地高校的任务,其中就有交大由上海迁往西安,交大的电讯工程系迁往成都。30日当天,二办主任林枫就表示同意此件内容,并特别点出交大迁校问题,报请主管文教工作的陈毅副总理审阅。陈毅4月2日的批示是送陈云副总理审核。4月7日,陈云副总理表示同意林枫和高教部党组意见,并请刘少奇、朱德、彭真、邓小平四位书记处书记审阅后退周总理。这样就有七位中央领导人审阅了这个报告。4月7日晚,高教部将这一精神电话通知彭康。后来国务院又召开全国文教会议,正式提出了交大西迁任务。文教会议文件经毛泽东主席批示下发全党。
     决定交大迁校有两大因素:第一,国家要加快工业化,但上海形势紧张,高校的作用难以发挥,而上海又是全国高校最集中的一个城市,有条件调配力量;第二,一五建设已经启动,西安成为机械电力工业基地,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中西安有17项,进入有史以来空前绝后的大建设时期,但是西安高教力量薄弱,工科尤甚,整个西北也只有一所设在咸阳的西北工学院。
    交大的情况是这样:新中国高教重点发展工业和师范教育,1952年起,一批综合大学改办工科,如清华、浙大、同济、重大等等,老牌工科大学只有交大、天大和哈工大。其他都是各类工学院,新建居多,不称为大学。院系调整后工科大学实力最强的有3所:交大、清华和哈工大,其中教授数目交大最多。哈工大是学苏联的前沿高校。交大与清华相比,交大多了一个造船系,清华多了一个建筑系,其他大体类似。有这样的实力,又面临当时形势,迁校当然首选交大,要在西安建我国第一所万人大学,要发展原子能、计算机等尖端专业。因此,迁校在当时的交大师生看来是受重视的体现,是很光荣的。
    值得注意的是,两年后交大由整体搬迁西安到一校分设西安、上海两地,同样是出于中央的精神。为什么?因为这也是由国家建设大局决定的。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正确处理沿海与内地的关系,因为形势缓和,国家急于建设,内地管长远,沿海有效率,既然打不起来就先建起来。重新启动沿海建设给上海的任务很重,上海希望交大迁校后帮他们再建一所机电大学,经中央同意,高教部在1956年下半年后开展这项工作,这就给迁校带来影响。但客观看,上海的要求是有道理的。这样,在1957年发生迁校争论后,周总理就提出了一校分设两地的意见,后来经过讨论,决定大部分迁西安,新兴专业设在西安,交大的西安部分朝理工大学的方向发展,小部分设在上海,其中有老的机电底子,也有内地无法发展的造船、运输起重等专业学科,以提高质量为主,不再扩大规模。
    正是由于交大的重要性以及迁校影响,总理在1957年5、6月间拿出很多时间来处理交大迁校问题,请了不少师生谈话,并召开国务院专题会议,就交大迁校及未来发展发表长篇讲话,提出支援西北的方针不能变,但方式方法可以调整。这在周恩来年谱中有记载,也是任何一所大学所没有的经历。
    1957年8月到1959年8月,整整两年间,交大是分为西安、上海两个部分的,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并不符合当时的国情。这样,1959年3月,在公布第一批16所国家重点大学时,就出现了西安交大、上海交大两个学校的名称,可见当时就已经考虑分设了。7月30日高教部向国务院提交两校分设报告,很快得到批准,垂30余年的交通大学校名由此画上句号。9月彭康任命为西安交大校长兼党委书记,司法部副部长谢邦治任命为上海交大同一职务。10月1日在西安国庆节大游行中第一次打出了西安交大校牌。
二、高教部、陕西省、上海市合力促成交大成功西迁
   交大迁校是高教部根据全国教育发展实际提出的,高教部也具体指挥了交大迁校。交大在西安按照12000名学生的规模征用土地1200亩,也是高教部确定的。高教部长杨秀峰先后来学校多次,特别是1957年6、7月间他连续在交大工作61天,忙起来常常彻夜不眠。他在上海座谈、谈话共计86次,在西安也多达76次,往往一天中就要安排几次,而当时他已经是60岁的人了。杨秀峰历来是主张全迁的。1957年,在形势发生变化,全迁无法实现的情况下,高教部将迁至西安的部分与西安动力学院全部,西农的工科性质一个系,西工军工以外的纺织、地质、采矿系合并起来,使学校能够承担更多任务。也由此催生了西北工业大学。同时,交大上海部分也将造船学院、南洋工学院重新合并为一所学校,从而优化了西安、上海的高校布局。
    1956年交大面向全国招生,1959年列为全国重点大学,都是杨秀峰任内决定的。1983年在杨秀峰(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去世当年,他还为交大进入国家重点建设出了很大的力。
    陕西省、西安市为交大迁校付出巨大努力,地要多少给多少,要哪里给那里,一切特事特办。这样,1955年5月看地方,10月就建房子,交大工地安排了来自南方的2000多名建筑工人。1956年迁校后,西安市连给外宾吃的大米都先尽交大用,菠菜到广州去运。为解决交大调爱、子弟就业,把自己的人先调出来。所以总理当时讲,省上和市里给交大照顾够多了,别的单位都要眼红了。1957年大鸣大放,一些学生把西安校园闹得不像样子,甚至跑到外单位闹,影响很坏。市委第一书记、省委宣传部长都来做工作,西安在建工厂的厂长、工程师们也都来与学生座谈,市里开人代会的一致呼声是把交大留住,情景十分感人。西安市委第一书记方仲如曾表示,交大在上海60年,在西安要有600年、6000年。
   上海从陈毅主政时就赞成交大西迁,柯庆施任第一书记后一如既往支持。上海市为西迁开专列,敲锣打鼓欢送,并经组织动员,将许多服务行业的人员和配套设施送往西安。但上海当时也有压力。1956年市上开人代会,复旦大学的一个教授发言批评市委不挽留交大,引起较大舆论反响。刚才已经写到,中央要求加强沿海建设,上海很着急,要求新建一所机电学院,但对交大西迁仍是无保留支持。1957年围绕迁校发生激烈争论,但柯庆施和市委、市政府多次表态支持西迁,并亲自到学校与教师交流。上海也不光是支持交大,对整个西部建设都出了很大的力,当时在西安的上海人有10万之多。
    正如杨秀峰当时所说:“上海市委考虑支援内地,中央考虑,要照顾上海。”将支援内地和照顾上海紧密结合起来,既立足于长远,高度重视大西北建设,又充分发挥沿海优势和潜力,就成为一校两地新迁校方案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完全符合中央和国务院要求的。
三、彭康所带领的交大队伍为党和国家缴出一份满意答卷
       交大西迁有几个特点:
       首先是动作很快。1955年4月7日晚接到电话通知,8日就进行部署。一个月之内请示了高教部,联系上陕西和西安领导机关,并选择新校址。彭康带领几大教授来到西安实地考察时,正好是他接到电话通知的一个月。紧接着学校又做了迁校决定。基建方面1955年10月动工,次年6月就可以住人,8月就可以迁来上课了。
       其次是组织严密。彭康总揽全局,手中掌握行政、党委两套迁校班子,行政上由唯一的副校长陈石英负责,党内由唯一的副书记邓旭初负责。苏庄调来任副校长后,整整4年全面负责西安方面的工作,西安分党委接受上海市委和西安市委双重领导。新校园建设和搬迁是由总务长任梦林负责完成的。
      迁校之初的领导班子很小,校领导就是彭康、陈石英两人,后来增加苏庄,到1958年由于陈石英调去负责南洋公学,学校又分设两地,才又增加陈大燮、程孝刚任副校长。邓旭初开始是校办主任,迁校中任命为副书记,但当时党委功能与现在不同,学校还在实行校委会领导,其他几位党委常委是人事处长等部门负责人。总之学校领导机构人很少,但效率很高,执行力很强。
      第三是迁校、日常工作两不误。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学校科研起步,任务很重;同时学苏联,建专业,办新专业,来校苏联专家有26个,学校在他们协助下搞专业建设;本科改为5年制,研究生招生扩大,教学质量要保证。总之,又要建校、迁校,又要提高质量、发展科研,这就是当时所面临的任务。学校对此处理得很好,三位正副教务长陈大燮、张鸿和黄席椿出了大力。另外,彭康提出1956年一二年级先迁,在西安上基础课;1957年等实验室建好后再迁各专业和高年级学生,从步骤上是正确的。
     第四是抓好后勤保障。迁校中的后勤保证好像一部精密的仪器,几乎达到无与伦比的程度,迁徙前什么都想到了,迁徙中感到很顺利,到达后是一团温暖。加上调爱解决得好,食堂、医务所、幼儿园什么都有,中小学也很快办起来了,上海的服务业进了校,“西安有个小上海”,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人们的紧张不安心理。
      第五是正确处理矛盾。矛盾的焦点集中在1957年4至7月间,由大鸣大放引起,与党的指导思想相关,也与全社会氛围相呼应,加上迁校本身的一些问题,非常复杂。4月份上海方面校工会动员迁校,结果形成否定迁校潮流;5月份西安学生担心上海的不来了,来的回不去了,也开始闹。就是国务院1957年6月4日开会研究之后,也还是闹了一些天。彭康和苏庄带着大家分别在上海、西安两地做工作,加上高教部和地方党委支持,化解了矛盾,保证了西迁新方案的制定与实施。在整个过程中彭康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六是调动积极因素。交通大学饱经沧桑,但内迁西安却要算它有史以来所经受过的一场最严峻考验。因为它不是短暂的支援,而是永久的扎根;它不同于战争年代临时性的迁徙,而是为了建设和发展去开创大业;它本是一株江南鱼米之乡长了六十年的老树,却要去黄土漫漫的大西北生根、开花、结果;它成长在近代以来中国最为富庶、发达、繁华的沿海大都市,却要去一个沉寂千年的西部古城重新开始。迁校中的几载风雨年华无论对学校还是对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因为它需要人们舍弃太多太多熟悉的东西,勇于去一个陌生和艰苦的地方来肩负重大使命、奠立千秋基业、攀登新的高峰。因此,积极因素调动不起来、巩固不起来,迁校就难以成功。而这所有的积极因素归结到一点,就是建功立业、成就事业。什么是事业?机电动大部分迁到西安,体现最新科技发展的一批新专业建在西安,西安校园中的实验室面积超过上海3倍,这就是事业。
       交通大学教师队伍中的大部分迁到了西安。这里有两组数字:
1955年底交通大学在册教师556人中(不包括即将成为上海造船学院的原交大造船系教师,和决定迁往成都的电讯系教师),迁来西安的有341人,占61.3%,留在上海的215人,占38.7%。而最终留在上海的这215人中,也曾有51人(占9.2%),其中包括多位知名教授,迁校期间坚持在西安任教,有的长达两年之久。他们后来返回上海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所在运输起重系的整体迁回,二是学校后来又决定抽调已在西安的机、电、动等专业一部分师资,返回去支援上海。真正由于身体、家庭等因素迁回的仅是个别人。
        1956年底交通大学在册教师737人中,迁来西安的有537人,其中教授24人、副教授25人、讲师141人、助教358人,占教师总数70%,留在上海的230人,其中教授40人、副教授10人、讲师55人、助教125人,占教师总数30%。何以这年在册教师数字较上年有较大变化?这是因为西迁和发展新兴专业的缘故,高教部批准学校增加了一大批新中国培养起来,经过严格专业训练的青年教师。在这批青年教师中,有80%的同志加入了西迁队伍,成为一支强大的有生力量。他们在西迁风雨中成长,在当时就已经起到积极作用,后来又经过多年磨砺成为学校发展的顶梁柱,其中当选为院士的就有姚熹、屈梁生、谢友柏、涂铭旌、林宗虎、汪应洛、王锡凡等。另外1957年随西工并入的青年教师姚穆后来也当选院士。可见,西迁是很能锻炼人的。
       事实上,志存高远的交大年轻一代普遍以投入迁校为荣,十分向往奔赴西安创业。迁校期间从上海出发赴海外深造,1959年后学成回国的那批人,如史维祥、潘季、向一敏、蒋国雄、马乃祥、葛耀中等等,都是直接来到西安任教。
      也曾有人质疑说,交大西迁,好像老教授来得并不多。
      的确,教授、副教授队伍是衡量迁校成效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从表面看来,迁过来的教授似乎少于留在上海的,出现在西安名册上的正教授总计只有24位先生来自上海。但实际情况却是,由于1957年交大西安部分与西动的整体合并,与西工、西农部分系科的合并,这几个学校学有专长的一批教授专家(正副教授共计51人)加入了交大行列,于是这年交大西安部分已然有40多人拥有正教授职衔,已超过上海部分。1959年,在采矿、地质两系离开交大单独建校,西安交大正式命名后,全校有正副教授68人,与迁校前规模相当。
       仍留上海而未迁西安的的教授们也有几种不同情况:一是年事已高,其中70岁以上的4人,60岁以上的13人,有的已久卧病榻,决定予以照顾;二是造船、运起两个大系本身就是要留在上海办学的,在这里就集中了程孝刚、沈诚、周志诚等一批教授;三是机、电类专业,以及基础课教学中也还有一部分教授需要继续留上海工作,因为到了1957年,在迁校的前提下,西安和上海两个部分都需要发展的思路已经十分明朗。像电力工程系的程福秀教授、机械工程系的郑家俊、周志宏教授、电机原理教研组罗致睿教授等,都是在迁校中带了头、做了很多工作的,但是因为工作需要,动员他们留在了上海。
       相对而言,张寰镜等个别年近六旬的老专家之外,迁来西安的教授多为年富力强的学科带头人。其中两位一级教授钟兆琳和陈大燮,1957年迁来时一位56岁,一位54岁。其他20多位迁校带了头的正教授中,50岁以上的是个别的,大多在45岁上下,最年轻的陈学俊38岁。而以更显年轻的副教授群体来讲,他们中的70%迁到了西安,1957年平均年龄37岁,正是创造性最旺盛的年华。
       迁来西安的教授名单如下:一级教授:陈大燮、钟兆琳;二级教授:周惠久、朱麟五、沈尚贤、严晙、黄席椿、张鸿、赵富鑫、殷大钧、沈三多;三级教授:孙成璠、张寰镜、顾崇衔、张景贤、陆振国、陈学俊、刘美荫、吴之凤、冯㭎;四级教授:江宏俊、吴有荣、徐桂芳。此外,迁校期间曾在西安工作的朱公瑾(一级教授)、熊树人、雷新陶、孟侃、归绍升、张钟俊、单基乾等多位教授,后因工作需要调回上海,我们也应该记住他们。
       迁来西安的副教授有:庄礼庭、苗永淼、杨世铭、瞿珏、王哲生、来虔、朱荣年、乐兑谦、蔡颐年、袁轶群、陆庆乐、蒋大宗、王绍先、顾振军、谈连峰、冯秉新、顾逢时、季诚、石华鑫、刘耀南、王季梅、吴励坚、何金茂、于怡元、张世恩。
       学生中的情况是:1954级、1955级迁来西安的共计2291人,占这两个年级总数的81.1%,而1956年的入学新生2133人全部在西安报到就读。1955年至1959年迁校期间入学,先后来到西安就读的交大学生中,后来成为两院院士的有:李伯虎(1955入学,1958年选送清华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陈国良(1956年考入无线电工程系)、李鹤林(1956年考入机械工程系)、陶文铨(1957年考入动力机械系)、熊有伦(1957年考入机械工程系)、雷清泉(1957年考入电机工程系)、苏君红(1958年考入无线电工程系)、邱爱慈(1959年考入电机工程系)、孙九林(1959年考入电机工程系)等,他们为我国的科技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中常年在核基地工作的邱爱慈将军为我军第一位女院士。此外,定名西安交通大学之初入学的陈桂林(1962年考入无线电工程系)、程时杰(1962年考入电机工程系),后来也进入了院士行列。
       1956年至1957年,运送西迁物资的列车装满700多个车厢。图书设备大部分迁到了西安。1956年全校藏书约19万册,至1957年10月,运至西安的图书14万余册,占73.9%。1959年两部分单独建校时,西安交大馆藏图书50.71万册,上海交大馆藏图书30.28万册,为1.66:1。全迁或部分迁至西安的实验室有25个,面积较上海时扩大3倍以上,同时迁校过程中还新增实验室20多个,这样,在分设之际,西安交大重要的仪器设备数量超出上海交大近乎一倍。
       而最值得一提的是,以彭康为标志,交通大学的主要领导力量转移到了西安。1955年1月学校首届党员大会选举出的党委委员14人中,有10人迁往西安工作,其中就包括后来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担任学校主要领导工作的史维祥、潘季等。迁校中学校党委常委共有7位,即彭康、苏庄、杨文、祖振铨、吴镇东、林星、邓旭初,其中前6位迁往西安工作。邓旭初副书记同样为迁校付出艰巨努力,后因工作需要留在上海,曾任上海交大党委书记。
       再从行政领导班子看,迁校中由高教部调来担任副校长的苏庄,是仅次于彭康的学校负责人(当时陈石英副校长已任命为南洋工学院院长,南工撤销后继续担任交大副校长),1956年由他带队西迁后,就一直具体负责西安部分的工作,享有很高威望。1957年至1959年间,高教部又先后任命三位知名教授担任交大副校长,其中陈大燮、张鸿都是迁校的重要带头人,另一位程孝刚教授(学部委员),历来坚决支持交大西迁创业,态度极其鲜明,只是由于所在的运起系后确定不迁,他又兼任该系主任,才最终留在上海工作。此外,总务长任梦林从1955年4月起,就一直在西安征地建房,开创学校事业。工会主席赵富鑫教授1956年第一批带队迁来西安后,就再没有离开过。至于各系部主任、教研室主任,造船、运起两系之外,其绝大多数迁到西安工作。党委和行政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也基本上到了西安。
       迁校中起了重要带头作用,并做了大量工作的同志很多,尤以教授中的钟兆琳、陈大燮、张鸿、黄席椿,以及沈尚贤兄妹、陈学俊夫妇等为代表,职工中则以沈云扉医师叔侄等为代表。钟兆琳、沈尚贤是江泽民经常提到的人,2009年江泽民第4次来西安交大,为已故沈尚贤题词:“举家西迁高风尚,电子工业是前贤”。
四、正确认识交大西迁的历史地位和对未来的影响  
     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都曾关心交大西迁。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交大迁校重要决定,周恩来亲自处理迁校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当时主管文教工作的陈毅副总理曾说:迁校对不对,十年后看结果,他还曾表示自己准备挨骂十年。
      在此期间西安交大得到新的发展,成为首批16所全国重点大学之一(1959)。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中,邓小平、彭真当年是对迁校报告圈阅过的,彭真在1996年来陕期间接见我校教授时讲过,必须铭记交大迁校的历史功绩。此外,胡耀邦1965年任职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时来交大讲过话,习仲勋两度来过西安交大。
       在此期间西安交大与北大、清华等10所高校列为国家重点建设单位(1984)。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江泽民在担任总书记期间,1989、1993、2002年三度来校,离任后2009年还来过一次,讲话中多次谈及迁校。曾庆红2005年出面解决部分西迁教职工住房问题。
       在此期间西安交大首批进入“211”(1996)、“985”(1999)工程建设,成为“985”第一层次建设的“7+2”高校之一。
      教育部对交大西迁历来有很高的评价。在1955年中央决定交大西迁后,高教部长杨秀峰曾再三表示:“交通大学到西安,将担负起在上海不能担负的任务”,“中央是把重大任务交给交大”。时隔25年,1981年4月,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在西安交大发表讲话指出:“交通大学的迁校,是我国在调整高等教育战略布局方面一个成功范例”。再过25年,2006年4月9日,教育部在西安交大召开迁校50周年纪念座谈会,周济部长发表题为《继承弘扬西迁精神,为创建世界高水平大学而努力奋斗》长篇讲话,其中指出:“如果把中国的发展战略比作一盘棋的话,交大西迁则是党中央在这盘棋局中摆下的一个十分关键的棋子。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随着国家经济发展重心进一步向中西部转移,当年这着棋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早已充分显现了,而且会越来越重要。可以说,交大西迁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十分重要的举措,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正是交大的西迁,改变了整个中国西部高等教育的格局,改变了西部没有规模宏大的多科性工业大学的面貌。西安交大通过自身的发展壮大,引领和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蓬勃发展,形成了‘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大好局面。” 
       虽然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但历史与未来相连接。可以想见,在今天的新丝绸之路建设中,在西部大开发之际,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西安交大必将承担起更加重要的使命与责任。
       下面介绍一下关于西迁精神的表述。2005年的一次党委常委会曾指令由笔者(时任宣传部长)负责研究拟定关于西迁精神的表述。经过调研后又经过常委会讨论,最终将西迁精神确定为16个字,即“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它有两层涵义:
       第一,胸怀大局和无私奉献是对整个西迁过程的写实,既反映了西迁师生员工的实际表现,也是现在和以后必须坚持的。
       第二,弘扬传统和艰苦创业,是将前60年代的历史与现实任务联系起来,既是指新的创业,也是体现交大的特色。弘扬传统的内涵极其丰富,但其精髓是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精勤育人、追求卓越,办出中国最好的大学,向世界先进水平迈进。
       现在回顾西迁历史,弘扬西迁精神,有两个问题需要深入思考:
       1.站在历史高度认识西迁的意义和作用。由于西迁,交大为国家民族做出了其他任何一所大学所无法作出的贡献,“7+2”即为明证。这也并不单单是一所大学办得怎么样的问题,而是体现了大学在整个国家发展中所应起到的作用。
       2.也正因为大学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紧密相连,交大才得到今天这样一种发展局面。西安交大如此,上海交大同样如此。从现在起,随着国家建设重心西移,西安交大的未来发展必将更加美好。
       如果提出相反的假设,比如,当时迁不动,不迁了,迁来的从西安退回去,也可以继续办出一所高水平大学、有实力的大学,但其精神和气势就完全谈不上了。即使这样的大学办得好,意义何在?陕西省委当时就讲:交大不迁来,后果不可设想。这是讲到了根本上。
     当年的交通大学内迁西安,是她创建60年后,面向共和国未来和学校未来的一次庄严出发与再出发,表现出开拓奋进的坚强意志,彰示了爱国爱校的大学精神。西迁意味着创业、孕育着发展,西迁,就是要以高涨、持久、永不磨灭的激情,投入祖国西部的开发与建设,就是要在大西北的山川莽原间孜孜不倦地耕耘、播种和收获,建成中国一流大学,并向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前进。西迁注定是艰苦和岑寂的,但其巨大的反差、艰辛的磨砺、严峻的考验,恰恰成为西迁人搏击、攀登与创造的无穷动力。师生员工用生命和汗水换来的,是精神的升华、事业的甘甜,他们以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无私地报效祖国人民,筑成西迁精神的巍峨丰碑。因此,对于这段宝贵历史以及创造历史的人们,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
                                                                                                                                                     写于2015年3月1日

作者:
贾箭鸣西安交大副秘书长,校史与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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