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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洋中院到今日少年班
2016-10-31  点击:[]

 
贾箭鸣
 
      一直想谈谈历史上的南洋中院,不料却情不自禁从今天的西安交大少年班谈起。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作者自己的孩子就曾是这个少年班一员,后来又选拔到钱学森实验班就读,现在已赴海外深造了。她与同窗们快乐学习的经历经常会引起作者的一些联想。最近作者又应邀参加2014级少年班的面试工作,再次亲身接触那些英姿勃勃而又天真烂漫的报考者,不禁浮想联翩。
     1985年由教育部批准兴办的少年班,是西安交大一个特殊的学生群体,也是一个教改特区,实行两年制教学。近30年来,都是由西安交大自行命题,面向全国初中毕业生招考(早些年还曾包括高一学生),年龄限制在15周岁以下,大致每届1个班,几十名学生。他们入学后就已经拥有西安交大学籍,住在大学生们中间。但毕竟这些孩子年龄还小,一年级的教学和管理都是在西安交大附中进行,二年级起向大学阶段过渡,更多地接触大学师生并上一些大学基础课程,但仍要参加高中毕业考试,合格后方才正式进入大学本科学习。因此不妨说,少年班的性质是初中起点的大学预科,或曰大学的专业前教育,在两年中既要完成3年高中课程,又要初步接受大学教育的熏陶,以确立未来的发展方向。
      虽然少年班的名头响亮,但是一旦进入本科阶段,选择了所学的专业,这些学生很自然就融入到所在学院和书院,与所有的大学生一样,一切从头开始,也就意味着少年班的经历成为过去。由于少年班的学习以两年为期,他们一般会比同届本科生小一点,但也由此而正式进入青年大学生行列了。
      少年班作为人才培养的一种尝试,并不仅仅是西安交大才有,改革开放后最早创建少年班的是中国科技大学,几十年过去依然办得十分兴盛,造就了很多崭露头角的人才,经验丰富,特色鲜明,但它与西安交大的培养模式却并不相同。集中到一点就是,它是在具有天才特质中的高中学生中招考,按未来科学家培养的,学生入学后会很快接触到学科专业,希冀“早出人才,快出人才”,这当然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探索。不过,西安交大后来并没有走这条路,虽然在选拔中也注意那些“超常”的苗子,但把招进来的孩子却是当做普普通通的高中生和未成年人来培养的,因而也就没有单纯地瞄准专业教育,强调他们成为未来的科技专家,而是首先致力于人的自身成长。它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一言以蔽之,是希望那些有潜质的年轻人在选拔进来之后,在免除了中考、高考压力的环境中,尽可能地释放天性和激发创造力,思想活跃,身心健康,为今后的成长和成才打下基础。也正是由于这样做了,并长期坚持下来,它走出了一条符合教育规律的健康路子,受到欢迎。现在这个少年班已经由一个变为三个,由一地分为三地,传统的交大附中之外,苏州中学、南开中学都已成为西安交大少年班的教学园圃,每届学生数额增加到100多名。两年中有一年直接办在中学里,是西安交大少年班的显著特色。西安交大附中、苏州中学、南开中学均系一方名校,师资力量雄厚,人才培养出色,它们可以为学生提供高中阶段最好的教育。
      相对全校几万名学生,少年班算是一个很小的学生群体,是大学生中的小弟弟小妹妹。自然,他们从来都是校园中一个惹人注目的群体,是一个出故事的人群,很阳光,也很有趣。由于每年报考的人很多,考卷精奇古怪富有挑战性,考进来很难,年龄又小一截,有时被笑称“天才少年”,但其实大可看作一群活蹦乱跳的邻家孩子。印象中有一年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专题邀他们赴京访谈,播出的题目就叫《天才少年》。但他们倒是很清醒,并未视自己是什么了不得的天才,只是觉得既然有这么多人关注,寄予如此厚望,那就得天天向上,更加努力了。
      现在全国高校坚持办少年班的只有中科大和西安交大两家,往往成为舆论热点,叫好的声音很多,质疑也不会没有。根据作者多年的观察,这一培养模式将大学与高中教育有机衔接起来,集中了一批优秀的青少年,实施适合于他们优质教育,开展教育改革实验,成效是显著的,对全局性的教育教学改革也是一个积极促进。说这一做法是拔苗助长,没有根据。大家公认,少年班学生从整体上看,其特点是思维开阔,兴趣广泛,全面发展,后劲很足。他们在进入各院、各专业的本科学习后往往成为排头兵,85%以上考取研究生继续深造。虽然学生中也会有掉队的,但比例很小,绝大多数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成才率可喜。这样的少年班高校中多一点才好。
      据西安交大校长助理,曾任校招生办公室主任,也是长江学者、霍英东基金会青年教师特等奖获得者的郑庆华教授相告,以前有人研究过,平均每1000名在校大学生中未来可出现1名教授,而迄今走出西安交大少年班的近600名学生中,做到教授专家的已颇有一批人了。仅他本人所从事的计算机学科,目前在国外名校任教授的少年班学子就有7人之多。他说,过去并没有做过这种统计,只是因为最近自己希望请一些海外学者来本专业任教,才偶然发现了这一事实。另外在这个群体中目前已有1/3以上获得中外博士学位。如这些年来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西安交大海外校友,如美国工程院院士、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国际知名学者锁志钢;美国总统科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纳米力学研究中心主任陈羲;MIT《科技回顾》所推出的杰出科学家,被誉为全球科技前沿女性代表人物之一的郑海涛等,都曾在西安交大少年班或教改班就读。尤其可喜的是,在我国科技创新和经济建设第一线,同样活跃着昔日少年班学子的身影,如创建3721公司、奇虎360公司,曾出任雅虎中国区总裁、360公司董事长,互联网领军人物周鸿祎;毕业后去济钢第一线工作,短短两三年间修理改造电机400多台,成为企业最年轻劳动模范,人民日报头版特此刊发照片,誉为22岁电机工程专家的傅春刚等等,都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既然在21世纪的今天,大家越来越认可西安交大少年班,名声更加响亮,阵容还在扩大,改革不断深入,教学继续完善,相信假以时日,这方沃土涌现出的优秀人才将更为集中。
      那么接下来就回到南洋中院,借此谈谈老交大的一张王牌——大学前教育。
      正如大家所了解的,1896年建校之际,针对中国科举未除,新学方兴,既没有生源又缺乏师资的实际状况,本校的上院即大学只能稍缓举办,而是率先创建了师范院和外院(小学),力图把基础打好。而在外院学生刚刚上了几个月课后,盛宣怀就急不可耐地要办上院必不可少的阶梯中院了。1898年2月,他批文催促公学总理何嗣焜说,上院和高阶培训性质的达成馆之所以迫不得已缓办,“皆限于人才一蹴难几”。为了积极向前探索,为上院开发生源,中院必须“赶紧开办”,如果等建设中的中院竣工再行招生,“未免太迟”,公学等不起。盛宣怀强调道:“树人如树木,早一年好一年,多一人好一人。时事日亟,幸速图之,是所盼望!”2个月后,外院选拔出的20名学生成为中院首批学子,他们不但免学杂费,还可按学业表现每月领到一笔奖银。1899年夏南洋公学的第一座建筑中院大楼落成。1901年中院首届5名学生毕业,也是公学的第一届毕业生,并由此带出30多届1600多名中院毕业生。放眼南洋公学,中院欣欣向荣。
      不过,在南洋公学办学的最初阶段,设立中院还是被看作一种权宜之计,是向大学阶段的过渡。正如《南洋公学纲领》所规定:“考选13岁以上、15岁以下,已通小学堂功夫者,挑入中院肄业,俾得早充大学之选。俟风气大开,外间中学较多,即将公学内中学裁停。”但实际上当时全国范围内并没有几所合格的学校,本校的小学生一时补不上来,社会上十三四岁的适龄学生更是很难找到,中院最初招进来的几届学生,入学时年龄大约都在十六七左右,甚至20多岁,有的已经拥有监生、附生、廪生之类的科举功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秀才,但他们也勇敢地走进了新学的行列。稍后上海和各地小学逐渐多起来,本校的小学堂办得兴旺,中院的生源才步入正轨,有了切实保证。不过中院历来极为难考,从历史资料看,每年招两个班,甲班由本校小学堂直升,乙班是外界考进来的,集中了很多学校的高材生,但学下来还是要比本校直升的差一大截。
      大抵是创办人盛宣怀万万也不会想到的,出于社会的迫切需要和学校自身发展的需要,本属权宜之计的中院竟经年累月地长期办了下来,并在许多年间成为本校引为自豪的主体部分。从1898年的南洋公学中院创建到1932年的交大预科结束,在长达34年的岁月中,这一层次的招生和教学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对此,不但是最早建成的师范院无法相比,附属小学同样是送出首届毕业生迟于它,而停办则早于它,况且学生规模也一直比它小很多。
      应该申明,中院在这里只是一个粗略的概说,其实历史上真正叫南洋中院只有最初的几年,后来大多是称为附属中学,也曾有几段时间以预科相称。但是在历届师生习惯性的表达中,除中院外似乎并没有别的叫法,可见其十分深入人心。
      中院的前后34年可分为不同阶段:自南洋初办到1905年改隶之前,上院虽然有过特班、政治班等,但还没有正式学历教育的部分,中院相继毕业5届学生,为建成上院做了必要的准备;1905年后,学校相继隶属商部、邮传部以及民国交通部,向实业教育转型,商务、土木、电机、航海、管理诸专科先后兴办起来,中院也随之进入一个大发展阶段,其历届毕业生与专科相比,大约总在3倍以上,甚至四五倍都有,因而成为专科教育的坚厚基石;上世纪20年代,学校加快工业大学建设步伐,全面实施4年本科教育,中院毕业生规模初期大体与大学部相当,后来则有所递减,表明大学部的生源业已实现多元化,而中院仍是它整体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切管理规章和校园生活完全相同。
      师范院校之外,由大学来直接办中小学并一贯给予高度重视,形成大中小学连属一气的形态,别人不大能理解,主管部门也屡屡有裁撤之议,但学校始终未改初衷。当年唐文治在与交通部的一次抗争中陈述原因说:社会上中学毕业生报考本校专科者人满为患,但考下来符合条件的仅有上海南洋中学(非本校附中,是由南洋公学师范生很早创建的一所名校,作者注)等区区几所,而与本校附中学生相比已觉程度稍低,遑论其他。为了保证培养造就出合格专业人才,本校附属中小学不可不长年办下去。
      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底气,完全是由办学的高质量高水平决定的。中院一开始起点就很高。公学监院、西学总教习福开森(J.C.Ferguson)请来的薛来西(Leaey Siters)博士等3位美国学者,原本是为上院讲授专业课的,但上院既然缓办,他们就在中院执鞭任教了,由于劳绩显著,清廷后来都予以奖励。他们带来了美国正规学校教育教学的许多特点,正如1904年入学,后来去美国深造,再后来做到北大校长的蒋梦麟所说:“南洋公学的预科,一切按照美国的中学学制办理,因此南洋公学可说是升入美国大学的最好阶梯”。中院西学出色,与同时高度重视中学,即祖国文化典籍的学习形成良性互补。也恰如蒋梦麟所说,他在南洋中院学习期间,按照老师的要求,“为了发展德育,就温习了《四书》,同时开始研究宋明的哲学家以及历代中外伟人的传记,希望借此学习他们的榜样,碰到认为足资借鉴的言行时,就把他们摘录在日记本上,试着照样去做”。
      到了学校进入实业、工程教育阶段,由于中院是为大学工科做准备的,优秀学生无须考试直接升入大学,因此在课程安排上更加重视数学、物理、英文等课程,除了国文等少数课程外,大都用英文授课,并直接采用英文教科书。为此,英文教学要求很高。正如上世纪20年代初经历了本校小学、中学、大学电机科教育全过程的赵宪初所回忆的:“我记得在中学一年级的时候,英文课每星期有16课之多。每天一课是英文读本,另一课是英文文法。还有4天各有一课英文会话”。但是,又根据学校一贯培养方针,国文是首屈一指的重点科目,入学考试的第一份试卷必定是国文,成绩不佳一票否定,成绩出众,即便其他科目稍差也往往优先录取。在这一阶段,中院虽有专任教师,但大多实行与大学交叉任课,教师中留学生很多,像电机科名教授之一的张廷金,长年代中院数学课,机械学科元老陈石英甚至代过中院的历史地理。
      邹韬奋同样是从南洋附小、中院、大学电机科一路读上来的。他回忆中院生活说:“这个学校虽注重工科,但由于校长是唐蔚芝先生(中院仅有主任,校长也由他兼),积极提倡研究国文,造成风气,大家对这个科目也很重视;同时关于英文方面,当时除圣约翰大学外,南洋公学的资格算是最老,对于英文这个科目也是很重视的。前者替我的国文写作打了一点基础,后者为我的外国文工具打了一点基础。”他尤其不能忘记的,是自己的国文老师朱叔子先生。他不但讲课出神入化,而且循循善诱,特别是“改文章很有本领,他改你一个字,都有道理;你的文章中只要有一句有精彩的话,他都不会抹煞掉。他实在是一个极好的国文教师”。而“关于英文的学习,我不能忘却在南洋公学的中院里所得到的两位教师”,即归国学人黄添福、徐守五(经郛)先生,“黄先生使我们听得懂、听得快,看得懂、看得快,偏重在意义方面的收获;徐先生使我们注意成语的运用,对于阅读的能力当然也有很大的裨益,尤其偏重在写作能力的收获。”兴趣所致,邹韬奋大三是转往圣约翰大学专学英文了,但他说:“后来虽有不少美籍的教师在这方面给我很多益处,但是这两位教师却给我以初学英文的很大的训练和诀窍,是我永远所不能忘的厚惠。”
       与邹韬奋同阶段就读中院的土木工程专家周浩泉曾著有《回忆南洋公学十二年》,对他的中院4年学习经历记述甚详:“中院一二年级功课较简,上课时间也较少。教科除国文、英文、代数三门较重外,其余生理、历史、地理、体操等均较轻松。每周上课时间只有二十余小时,周六下午往往无课。”这就使他有读了《红楼梦》之类图书的余裕。然而“到三年级,搬进中院居住,功课较重。除国文外全部采用英文本,还增加了经济、化学、西洋史和平面几何等几门课程,每周上课时间增加到三十小时以上。这时我的放任自流思想开始扭转,逐渐从被迫读书趋向自觉读书,尤其对国文一课大感兴趣,不但每夜诵读《史记》、《汉书》和唐宋八大家等文章,同时还购置了唐宋诸大家的诗词选集和诗韵全壁,学会吟诗、填词。”而这还不过是渐入佳境的开始,接着“到四年级,功课更加繁重,增加了高等代数、球面几何、物理和化学两课的实习试验,我都能勤奋自励,应付裕如,空闲时还在校中无锡同学会举办的《锡秀》杂志上投稿。到1916年暑假,顺利地拿到了中学毕业文凭。”而他文章中的下面一段话也道出中院学习的不易:“我是1912年第九届小学毕业生,同期毕业的34人,报名入中学的18人,只占半数强”,“就在这18人中包括我本人在内,到1916年中学毕业时,又淘汰了4名”。可见中院的要求如同大学,是相当谨饬严格的。
      1927年是学校的一个转折点,小学、初中都按照政府的指令离开交大单独成校了,但高中部分改称预科保留下来,成为中院的延续,直至1934年最后一批预科学生离开课堂,学校开始清一色地培养本科生。在这最后几年间,预科与大学教学上的衔接更加紧密,但课程安排仍一如既往,注重通识,工文并重,丰富多样。以1929年的预科课程表为例,除了国文、英文、数理化课程外,必修课中预科一年级开设上古及中古史、科学概要、世界地理等;二年级开设商业地理、逻辑学、中国文化史等,并选修法文、德文或日文;三年级分工程、管理两班,为专业学习做准备,其中工程班开设经济学、会计学、心理学等必修课程,以及社会问题、工程史等选修课程,从而体现出知识面广博的显著特点。
      南洋中院也是很早就搭建起来的中外交流沟通的一座桥梁。甲午之役后,清政府痛定思痛,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1896年4月派出首批13人。仅仅两年之后,刚刚创建起来的南洋公学抓住日方邀请一批中国青年留日的机会,选派在读的2名师范生和4名中院生赴日深造。他们不负厚望,留日期间分别获得东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文凭,并及时回国效力,其中两位进入南洋公学译书院任职,缓解了在引进西学中缺乏翻译人才的燃眉之急。
      而在1901年公学开始有中院毕业生后,鉴于上院未及办成而人才难得,学校毅然将他们公派留学。用时任公学总理沈曾植的话说,这些毕业生“为公学一时之杰出,志气远大,不安小成”,送洋深造实乃上选。虽然留学费用甚钜,“然计他日该生等学得有归,比之囿于新造不齐不备之上院,不可同年而语矣。”事实证明他是有远见的。首届中院毕业生共6人,派往英国留学4名,他们在伦敦大学学习后,在不同领域继续深造,学有所成。其中曾宗鉴获剑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任民国外交次长;李复几进入德国波恩大学,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大气中氦的发现者凯瑟尔从事光谱学研究,成为我国在海外获得物理学博士的第一人,回国后曾执教南洋母校。
      1900年底,公学首次向美国派出中院生留学。1904年毕业的5名中院生全部资送赴美,先后就读于耶鲁、伯克利、斯坦福、威斯康星大学等名校。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而在此之际,南洋中院留学生的步子还在不断加快,第二、三届共18人毕业,13人派往比利时留学。第四、五届毕业生15名悉数派往英美留学。公学初期的五届中院毕业生,或学校直接派,或通过其他途径派遣,或通过自费,出国留学竟高达83%。
      在进入实业教育阶段之后,由于直接肩负向各专科输送人才的责任,在唐文治励精图治的辛勤耕耘下,中院得到长足发展,质量有了更大的提高。1909年全国首届庚款招考,本校咨送中院生为主体的50人参加,几乎占到全国应考学生的10%。本校最终考取14人,高达全部录取人数的1/3,亦为全国同类学校之冠。
     在校园生活中,也是由于上院一时办不起来,附于上院的特班学生又年龄偏大,中院成为南洋公学初创阶段最活跃的一个群体。学校最早的运动会就是由夏孙鹏等一批中院生操办起来的。在学生最钟爱的足球场上,中院生是理所当然的主力,其中1918年毕业的朝裔申国权更是名震沪上的巨星。清廷覆灭前,中院学生还曾自编自演以戊戌变法为背景的话剧《六君子》。
      历史学大家黎东方把他当年南洋中院的课余生活概括为:踢足球——南洋足球队与外校比赛,校长是一定要亲临助阵的;打拳——南洋的技击部有刘震南这样的武术大师在教,“我们足足跟刘先生学了三年。单刀、花枪、齐眉棍、双刀,都学了一点。镖,也练了,不敢说精,二三十步以内还飞得相当准”;练洋操——兵操即军事训练,由一位曾官居少将的军官来手把手教,“唐校长规定,我们学兵操要学四年,在第三年与第四年加学兵学”;唱洋歌——学校音乐生活十分活跃,“我进了南大欢唱会,而且参加了合唱团,被指定唱男高音”,“最初唱的是《青蛙之歌》,十分有趣。不久居然唱起《圣地,鲁奇亚》来”;讲洋话——学生们组织成立了英语演说会,“每星期三晚上开会一次,轮流由一位会员担任主席,两位会员演说,一位会员担任讲评。会场上,大家只说英语,不说中文。”
      中院学生追求进步,思想活跃,尤其值得大书特书。老交大民主堡垒的筑成,其源头就是中院学生在1902年11月,由于墨水瓶事件处理不公而发起的抗争风潮。他们不屑当局利诱,不惜放弃功名,排成整齐的队伍集体退学,表明了争取民主自由的鲜明态度。中院学生陈虞钦在五卅运动中英勇献身。黎东方在校时是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回忆自己当年参加全校演讲比赛,“我提出来的题目,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真是直截了当,开门见山,一点儿也不含糊。”
      在老交大的前30余年,中院真可谓举足轻重,不可或缺。其长期兴办和越办越好,一方面为本校大学部输送了最佳生源,另方面则是为一大批有志青年实现人生理想打下了牢固根基。
      由中院直升大学部,而后跻身于专家学者行列,献身工程科技,是当年很多学子的衷心向往。他们中的一些人经过中院、大学的完整学习,再经过海外深造,成为母校师资队伍中的骨干力量,为交大历史上黄金时代的到来奠定基础。按届次先后,计有王绳善、徐佩琨、杨培奉、淩鸿勋、薛桂轮、唐庆诒、徐承燠、陈章、钟兆琳、金悫、马就云、曹丽顺、许国保、柴志明、郁仁充、沈奏廷、张煦、庄前鼎等多位交大教授,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同时,由中院直接送往海外深造,或考取其他高校,学成后执教母校交大的知名学者中,先后有李复几、胡敦复、夏孙鹏、张铸、周善同、张廷金、周铭、徐铭材、胡端行、陈柱、李熙谋、庄智焕、杜光祖、杜定友、单基乾等诸多人士,他们共同铸就老交大人才培养的辉煌。
      中院毕业,经过各种历练,后来成为中国各界领军人物的,有曾任先后做过浙大校长的胡壮猷和邵长光、当选中国工程师协会首任会长的韦以黼、中国人首位出任国际法院法官的徐谟、20世纪初叶中国最重要发明家之一的周厚坤、中国汽车工业先驱支秉渊、国际药理学的一代宗师陈克恢、新闻出版巨子邹韬奋、中国农业科技教育的开创者过探先、曾任中国电机学会理事长的鲍国宝、中国儿科学的奠基人褚福棠、曾任中国银行总裁的徐恩元、曾代理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席德懋、曾任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所长的著名物理学家兼剧作者丁西林、中国水土保持事业的创始人之一的傅焕光、曾任华东师大校长的孟宪承、曾任中国铁道学会副理事长和车辆委员会主任的茅以新、重建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的赵曾珏、水利学泰斗张光斗等。中国共产党思想宣传战线的领导人陆定一、中共交大地下党最早成员之一的顾谷宜、新四军政治工作领导人之一的顾德欢等,都完整地接受了交大中院和大学部的教育。
      曾在中院学习过而并未毕业,后来又转向他处深造,成为著名人士的亦举不胜举,其中就有北大校长蒋梦麟、北大法科学长林行规、我国大学物理教育的开拓者夏元瑮、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金石考古学家马衡、文学大师朱东润、著名画家朱屹瞻等。
       交大历史上的中院光芒四射,中院学生们总是那样的朝气蓬勃、雄心勃勃,正如中院院歌所吟唱的:
       “佳气兮葱茏,春风光座中”;
       “学问本无限,毕生研究未易穷。譬如登高山,须到喜马第一峰;又如赴远道,须游地球遍西东。吾同学有志少年,一得毋自封。须努力奋斗,为国为校争光荣”;
       “今日桃李花,他年翠柏与苍松”!
      继往开来,这百年前的骊歌,也正像是为今日所唱。同为大学专业前教育的一个重要群体,同处于怀有无限青春梦想的豆蔻年华,同样肩负着母校厚望,今天西安交大少年班的莘莘学子亦必将更加奋发有为,以响亮的声音回答时代要求,沿着前贤走过的道路,留下一串串闪光的足迹。
                     
     作者:
     贾箭鸣 西安交大副秘书长,校史与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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