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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的历史脉络与文化传承
2016-10-31  点击:[]

 
  贾箭鸣
 
      “百年交大永远年轻,永远富有生机!”温家宝总理2009年6月5日在西安交大四大发明广场的这一亲切话语,笔者与许多师生曾有幸亲耳听到,3载转瞬而逝,仍觉字字暖心。
      身在百年交大而对交大知道多少?笔者常常问自己,恐怕校内外许多人士也会一再提出同样的问题。作为交大人一员,我们深爱脚下这方热土,视她为魂魄所寄的精神家园,但也需要更多地懂得她,更深入地了解她,更自觉和更努力地建设她。惟有这样,才能使她“永远年轻,永远富有生机”。近来由于学校重申校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又适逢建校116周年,笔者职责所关,兴趣所至,再一次问知于母校史册,读史以鉴今,温故而知新,虽不过是尝脔一鼎稍加浏览,而已自感获益良多,岁月之河有如百川奔竞,汩汩滔滔涌来眼底,不禁深深为之振奋。
 
      百年风雨传薪火
 
      至2012年,西安交通大学已有116个年轮,在世界上也许不算什么,我国高校中则是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屈指算来,也只有她才拥有实实在在、明确记录在案、跨越了三个世纪却一天也不曾中断过的的116年办学史。也极少有学校能像她这样,从第一时段起,见证了我国高等教育萌芽、生长、变革、发展的整个过程。而今天回头去看,116年间一系列重要的时间节点鲜明如昨,折射出国家、社会和学校的沧桑巨变。
      1896年,南洋公学诞生。本年末经光绪御批,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在上海着手兴建南洋公学,次年农历4月8日开学,此即校庆之由来。后曾有论者谓:4月8日寓“四通八达”,故交通大学由兹而勃兴焉。南洋与北洋之称相对,是盛宣怀1895年在天津创办北洋大学堂(初名西学学堂)的延续。当时东南沿海统称南洋,而南洋、北洋又是当时清代最为重要的两大口岸,分别设有地位至崇、威权甚高的朝廷通商大臣,经营沿海,统摄一方。而所谓公学,则是盛宣怀学习西方所创造的一种办学机制,即学校由国家办,官员由朝廷任命,教务和行政大权掌握在政府,但常年办学经费却并非来自国库,而完全是由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出资捐助,这就与先一年所办北洋大学堂以官费为主迥然不同,既减轻了朝廷负担,也巧妙地绕开了官僚体制羁绊。两局岁拨规银10万两,在当时要算一笔令人啧舌的巨款。南洋、北洋两校同为中国人自行创建和最早兴办的高等学府,但其宗旨和方向有别,北洋旨在培养地矿、冶炼、法律等方面的实业骨干,南洋的目标则为造就政治、外交、财政专才,其“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洋务氛围愈显浓厚。作为新式教育开拓者,南洋公学第一次在我国完整地设立了大、中、小学体制,培养出最早的师范人才,创建了最早的图书编译出版机构,也第一次将自编教科书、自创校园歌曲、军事训练、体育运动等引入华夏学苑。匆匆8载岁月中,年轻的南洋公学虽尚未及开设大学教育,但通过英才济济的中院(预科)和师范院,成批地送出留日、留美、留欧学生,兴办了经济特科、东文学堂等,为加快近代化进程做了必要的人才准备,并在不经意间培养出一大批埋葬封建帝制的先锋战士,播下了民主革命的种子。
      1905年,初涉实业领域。清廷商部接办本校,名曰商部高等实业学堂,为国立部办之始。创建本校第一个专科商务科、第一个工程教育班次铁路班等,人才培养目标转向我国起步阶段的工商实业发展。
      1906年,结缘工业交通。商部改组而邮传部成立,统驭全国路、电、邮、轮四政,执掌国家近代化之舵。学校改辖邮传部,名曰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此为本校与交通事业——人流、物流、电流乃至信息流交汇往来的大交通之谓也,并含相关制造业,而并非局限于今日所理解的交通运输——密切关联的开端,也是兴办高等工业科技教育的起点。1907年农工商部左侍郎、署理大臣唐文治长校,加快学习欧美先进步伐,倡导工文并重,倾力办好工科。我国第一届铁路土木专科1907年在本校开学,      

      1909年毕业;我国第一届电机工程专科1908年在本校开设,1911年毕业;我国最早的商运航海专科1910年在本校开办。
      1911年,新旧嬗变,大学堂立。辛亥革命大潮奔涌,南洋学子持枪响应。唐文治校长(时称监督)毅然剪辫明志,径改学校名称为南洋大学堂,决心为新生的民国办出一所真正意义上的,未来堪与世界先进水平比肩的工业大学。
      1912年,交通二字冠于校名。学校直辖民国交通部,名曰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增设机械学科等,并于稍后成立铁路管理科,形成工管结合的办学特色。1920年第一届铁路管理科毕业。
      1921年,交通大学问世。出于工业建设和交通事业发展所需,经交通总长叶恭绰精心擘划和不懈努力,交通部所辖4校即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北京电信学校融为一炉,“以南洋为中坚”(叶恭绰语)创设交通大学,成立董事会,选举叶恭绰为校长。交通大学意谓交通部直辖大学,学校办事处驻京,设理工、经济部,校园分布上海、唐山、北京三地,即沪校、唐校、京校,各为机电、土木、管理学重镇,学科专业互有调整归并,统一办学形制而各擅其长。
      1922年,南洋大学命名。叶恭绰在北洋政潮中被迫去职,交通大学校名暂告中止而三校分立,沪校称交通部南洋大学,唐校称交通部唐山大学,京校初称唐山大学铁路管理学院,后经抗争命名为北京交通大学。时南北对峙,政局动荡,兵燹频仍,南洋大学两年间四易校长,经费无着,举步维艰,至唐文治高足、本校青年教授凌鸿勋长校,方进入稳定和持续发展阶段。1926年成立我国大学第一个工业研究所,并在校园举办规模宏大、首开中华先河的工业博览会。
      1927年,交通大学再造。南京政府接管学校,初称本校为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学,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兼校长。唐、京两校则分别称交通部第二、第三交通大学。未几三校复为一体,定名交通部交通大学,交通部长王伯群兼校长。交通大学总部设在沪校,辖电机、机械、土木、管理各系科;唐校为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京校为交通大学北京铁路管理分院。
      1928年,“黄金时代”肇始。民国铁道部成立,接掌本校直辖权,名曰铁道部交通大学,铁道部长孙科兼校长,铁道部常务次长黎照寰主持日常校务(两年后继任校长)。“建教结合”为旗帜,“部、路、校”三体合一为指针,交通大学日新月异,发展迅猛,“东方MIT”、“北清华南交大”之誉接踵而至。上海本部相继成立电机工程、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科学、管理五大学院,并设中文、外文两系,进入理工管三足鼎立的黄金时代。所辖唐山、北京两校亦蒸蒸日上。至1936年建校40周年大典,其声誉臻于巅峰。
      1937年,迎着炮火前进。抗战爆发,学校考验前所未有。铁道部撤并,本校回归交通部未果,改由教育部直辖。部令上海本部改制,设理、工、管三院,原有电机、土木、机械工程各院撤而改系。适值抗战军兴,各大学同仇敌忾,开启南迁、西迁、迁出城市之艰辛历程,本校亦奋勇当先,不意当局竟百般压制,严令淹留上海,使学校于敌锋前突围的努力付之东流。遂冒着炮火安全转移师生,抢运图书设备,隅居租界办学,围困万重而弦歌不辍。为严防敌伪染指,改名私立南洋大学。俄尔太平洋战火骤燃,孤岛沦陷,区区一校何以自全,1942年8月终遭强行接管,黎照寰校长和大批师生愤然离去。
      1940年,重庆分校破土。于此交大本部不幸身陷敌后的严峻时刻,交通大学重庆分校宣告成立,一部分师生系由上海辗转迁来,教师队伍集中了一大批回国参加抗战的留学精英。一代名师徐铭材、杰出教育家吴保丰先后主持,克难攻坚,自强不息。机电之外,重点发展了航空、航海等学科专业,推开一系列抗战亟需的科学研究,并成规模地培养电信研究生。1942年夏,鉴于上海本部困于敌手,遂改此分校为交通大学总部,吴保丰代理校长(嗣后正式任校长)。迨抗战胜利凯旋而归,重庆、上海两部会师徐家汇,国立交通大学拥有师生近4000人,成为一所理工管兼长而海陆空齐备的宏大学府,国内高校无出其右者。
       1947年,兴起护校斗争。当局以经费为由,意欲撤销交通大学航海、轮机两系,停办一个学院,激起民怨沸腾,师生群起抵制。5月,在教授们的支持下,本校2000余名学生自驾火车赴南京请愿,经过艰苦卓绝的沪校斗争,终于保全交大各院系。师生员工“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筑成坚强“民主堡垒”,吴保丰校长为保护学生被迫去职。1926年成立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至1948年党员规模达180名,几占在校学生总数1/10,并领导数以百计新青联成员,为迎接新中国到来不惜流血牺牲。
      1956年,西迁师生抵达。中央1955年决定交通大学整体迁往西安。5月方接指示,月底即由彭康校长率众教授赶赴西安,在齐腰麦浪中踏勘新址,并随即动工兴建。  

1956年8月,多达千人的第一批师生冒暑抵达西安,在人民大厦举行盛大开学典礼。至1958年暑假,74%的图书资料、大部分仪器设备、全部历史档案相继运抵古城,全校70%以上的教师, 1954、1955级80%以上的学生,1956年入校的全体学生,都已经生活在楼宇初成的西安新校园,而后续师生仍不断迁来。1957年鉴于国内外局势发生变化,中央提出兼顾大西北和沿海建设,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交通大学调整迁校方案,一校之下分设西安、上海两部分。
      1959年,西安交通大学命名。迁校工作前后经历3年,西安、上海两部分都已稳定下来之后,根据两地发展所需和两部分实际运转情况,中央于7月31日作出交通大学西安、上海部分单独建校的决定,分别命名为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为当年公布的全国16所重点大学中的两所。任命原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彭康为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1984年,进入国家队第一方阵。国务院于4月下达文件,以“国内第一流,在国际上有一定声誉和影响,师资力量强,学术水平较高,代表我国先进水平”为基准,批准10所高校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西安交通大学榜上有名。1985年5月,国家计委批复西安交通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共5所高校正式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此项国家重点建设于“七五”、“八五”期间连续实施。至“九五”,国家启动“211”工程,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西安交通大学1996年首批进入,并于此后“十五”、“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持续推进工程建设。
      1998年,跻身“2+7”。“985”工程启动,以落实中央“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战略目标。西安交通大学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共9所高校成为“985”工程第一层次建设的大学(习惯称为“2+7”高校)。至2011年,西安交大“985”工程已进入第三期建设。
      2000年,新世纪,新跨越。根据国务院决定,西安交通大学与原属卫生部西安医科大学、原属中国人民银行陕西财经学院合并,格局为之一新,确立理工特色、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基本走向,开启历史发展新纪元。至2012年,理科有理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工科有机械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学院、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电信工程学院、材料学院、航天航空学院、人居工程学院、软件学院,并已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创办化学工程学院;医学生命科学领域有医学院、生命科学学院以及多所临床医学院、附属医院;哲学社会科学和交叉学科领域有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学院、人文学院、法学院、外国语学院等,新近还与校外合作成立了西安交大戏曲研究院;学校并设有高度国际化,聚集海外拔尖人才,在基础学科领域开展创新性工作的前沿科学研究院。学校有27个一级学科、154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45个一级学科、242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8个专业学位授权点,78个本科专业;有8个国家一级重点学科,37个国家二级重点学科,3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培育)学科,115个省部级重点学科,20个博士后流动站;有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4个国家专业或专项实验室,2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59个省部级重点科研机构。学校成为全国第一家全面实行书院制的高校,建成涵盖全体本科生的 8座书院,形成独具特色的现代书院文化。设在苏州的西交利物浦大学,由本校与英国利物浦大学合作兴办,是教育部批准的第一所中外强强联合大学,现已成为堪与我国一流大学相比的国际化学府。西安交大的校外研究院和各种产学研联合体遍及全国各地,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一支骨干力量。
      当此2012年回望,一部西安交通大学的历史何其厚重,又多么令人自豪!风雨兼程中,她已然跨越了3个世纪,经历了清朝、民国、新中国3个不同时代,曾先后有过7个承载着丰富内涵和重大责任的校名——风起云涌的清末,曾有8年(1896-1904)称南洋公学,有8年(1904-1911)称高等实业学堂;在鼎新革故的民国元年打出南洋大学堂旗帜,并于此后11年间(1912-1921)称工业专门学校,5年中(1922-1927)称南洋大学,更有23年(1921-1922年,1927-1949年)称交通大学,并一直为统领交大京、唐诸校的本部所在;在新中国前10年(1949-1959)仍称交通大学,定名西安交大亦已历时56载。而总起来看,116年间使用最长和声誉最隆的校名无非两个,一是“南洋”,先后冠名3次共15年;一是“交大”,从交通大学到西安交通大学长达90年,“老交大”的根不正深深地扎在这里吗?
      西安交通大学的特色与品格又何其鲜明!在她斑斑可考的116年间,曾有整整40年(1896-1937)系由实力最强、责任最重的国家实业部门鼎力兴办,这其中有官督商办的最初8年(南洋公学)、清廷商部、邮传部前后领导的8年(商部、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更有民国交通部直辖的16年和铁道部悉心经营下的9年。这一特殊经历,使她天然置身于我国工商业、制造业、交通事业发展最前沿,赋予她“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的坚定信念,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打下了深深烙印。在国立交通大学校名前冠以交通部、铁道部,曾是她大发展、大变革时代的见证,记载着她跋涉艰难险阻、走向繁荣鼎盛的许多美好回忆,而抗战起学校进入教育部行列,迄今业已长达75年,作为代表国家水平的一流大学之一,保持最佳声誉乃至今日。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谈及中国高等教育,都不能不提到作为百年典范的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的崇高声誉是由其116年来奋发有为的杰出表现缔造的。无论身在何方,无论处于什么境地,经历了多少风雨磨砺,她始终在向前疾行,向上攀越,向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发展。诚如江泽民学长所言,“继往开来,勇攀高峰”,60年在上海,辉煌一甲子;56年在西安,垂范半世纪。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她不惧强敌围困,不畏艰难险阻,在沪、渝两地高高地举起交通大学旗帜;感天动地的西迁途中,她团结师生员工,战胜坎坷曲折,既出色完成了迁校任务,又分别在西安、上海两地长出参天大树,共续辉煌篇章。历史上西安交大的师资之强、人才之盛罕有其匹,是100多年来中国最杰出科学家、企业家、工程和管理专家、教育家、政治家、文化大师的摇篮。据不完全统计,曾有13名(民国)中研院院士、70余名中国科学院院士、近80名中国工程院院士、12名美国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作为交大人(包括交大教师,1959年前就读于老交大上海及重庆、1959年后就读于西安交大的学子)先后生活在我们的校园中,而已故钱学森学长是目前我国唯一拥有“杰出贡献科学家”、“人民科学家”称号的划时代伟大人物。这样一种群星闪耀、英才辈出的局面,在中国的大学群体中是极其罕见的,永远值得我们骄傲。这一切也正如70年来澎湃激昂的校歌所唱:“宇土茫茫,山高水长,为世界之光!”“校旗飘扬,与日俱长,为世界之光!”
 
      大河奔流群峰间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波澜起伏,丰姿多彩,西安交通大学的成长壮大亦正如海纳百川,在奇崛壮丽的群峰间向前奔流。读史可知,从历史到今天,她与大江南北众多的兄弟院校都曾有过密切关联,分分合合的故事不少,携手并进的情缘很深。
      (一)血浓于水话交大
      前以述及,交通大学校名始于1921年。从严格意义上讲,至1959年交通大学只有1所,校名就是顶天立地的四个字:交通大学。此后随着迁校告一段落,交通大学才开始冠以地名,称作某某交大,但指的是哪几所,大家心知肚明。不意近年间交大忽然多起来,上世纪末还只有5所,现在能查到的却已经有9所之多了,似乎“科技大”、“理工大”之外,叫得最多的即为“交大”。但此交大洵非彼交大,同名之下差以千里,颇有必要稍稍厘清它们各自的源头。
      与老交大确有血缘关系、共同拥有一个校友总会的交大共计4所,分别是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她们均系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非“985”即“211”,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举足轻重。与上述4校具有深厚渊源的另一所交大,则为设在台湾新竹的“国立”交通大学,为台海最具声望的名校之一。
      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根同源,血脉相连。她们本来就是一所学校,1896年至1959年7月之前的63年间一切皆同,于此之后则同为老交大的嫡亲传人。从历史渊源讲,她们永远亲如手足,密不可分,亦将世世代代永远共同拥有老交大极为丰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财富。
      坊间所传西安交大、上海交大正统之争,其实是毫无意义的。1956年启动的举校西迁是历史事实,1959年分设之后的比翼齐飞同样是不可驳辩的历史事实。这里的关键是尊重历史本身,加以准确表述。特别在言及两校关系时理应阐明,1959年之前惟有交通大学(以及此前曾有过的其他校名),1959年之后才分别有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成为一南一北两棵并峙的参天大树。讲到校友时亦应如此。钱学森是西安交大还是上海交大毕业的?严格地讲都不是,他是1929年考入交通大学上海本部机械工程学院,1934年从交通大学毕业的。指出这一点,并不妨碍他被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两校同时视为最杰出的校友。同样,江泽民学长1996年3月28日在中南海也曾当着西安、上海、西南、北方四所交大的书记校长的面讲过,他是当年在上海的交通大学毕业的。读书的地点是上海,而校名则是交通大学,洵非某某交通大学。因为在当时,某某交通大学的称谓口头间或有之,而作为正式校名根本就不存在。
      即以迁校这一特殊阶段而论,1956到1959年,招进本校的学生,无论学在西安还是上海,也无论最后从哪个部分毕业,校名一律都是交通大学。如果查查档案,甚至1961年从西安毕业的学生还用的是交通大学印章,当然这也是最后一次在使用这一校名了。彪炳史册的交通大学作为我国高等学府至尊至隆的校名,至1959年底就应该划上了句号,但其精神永恒。
      这里兹援引两份历史文件作为佐证:
      高等教育部1957年8月4日呈报国务院《关于交通大学迁校及上海西安有关学校调整方案的报告》:“交大分设西安、上海两地,两部分为一个系统,统一领导。两部分根据西北及上海地区的需要,各担负不同的任务。西安部分的任务为:完整地设置机、电方面的主要专业,逐步添设新技术和理科方面的专业,并发展成理工大学;它在提高质量的基础上适当地发展数量。上海部分的任务为:办好机、电各专业,着重提高教学质量。”
      教育部1959年6月2日呈报国务院《关于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个部分独立成为两个学校的报告》:“1956年经中央批准交通大学迁往西安。嗣于1957年根据交通大学内部的实际情况及当时上海、西安两地的需要,报经国务院批准对该校迁往西安的具体方案做了调整,决定交通大学的大部分专业及师生迁往西安,作为交通大学的西安部分;小部分留在上海并与原上海造船学院及筹办中的南洋工学院合并,作为交通大学的上海部分;西安及上海两个部分在行政上仍实行统一管理。”“由于两个部分规模都很大,距离又远,行政上再实行统一管理,有许多不便之处。特别是考虑到今后两个部分都已确定为全国重点学校,培养干部的任务都很重,长此下去,对工作是不利的。为此,我们拟将交通大学西安及上海部分从现在起分别独立成两个学校,上海部分改称上海交通大学,西安部分改称西安交通大学。”“两校分设后,由于历史关系及两校的专业设置有许多相同,仍应保持密切协作、相互支援的关系,已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国务院在1959年7月31日批准了这个文件。
      对于这些历史事实,我们永远不应忘记。
      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曾同为交通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讲到西安交大就必然涉及上海交大那样,西南交大与北京交大常是相提并论的,因为它们之间不但具有更深的历史渊源,而且过去同为铁道部旗舰高校。同与交通大学结缘,前后则有20年之久。
      西南交大前身是清政府津榆铁路总局1896年创办的山海关铁路官学校,应属我国最早的铁路专门教育机构。由于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山海关沦陷,学校一度停办,1906年恢复后设唐山,命名唐山路矿学堂,1913年更名为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为交通部直辖四校之一。1921年进入交通大学序列,为所辖三校之一,其机械科划归沪校,而沪校土木科归并唐校。1922年6月交通大学一度解体,分设交通部南洋大学、交通部唐山大学,京校曾并入唐山大学。1928年2月学校更名为唐山交通大学(其间曾设锦县分校,并一度称 “东北交大”,不数年并入东北大学)。未几,1928年6月根据南京政府《交通大学组织纲要》,更名第二交通大学,稍后又定名为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并沿用多年。抗战军兴,唐院师生一度借读于上海本部,继而首迁湘潭,更名为唐山工学院(1938年3月交通大学北平铁路管理学院并入),再迁贵州平越,改称交通大学贵州分校,1944年三迁重庆。抗战胜利后恢复校名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但很快便于1946年脱离交通大学体系,更名为国立唐山工学院。以上可见,1921至1922年的1年间,1928至1946年的18年间,这所学校名义上是在交通大学体系中的(老交大30年代颁布的校训在西南交大沿用至今),以交大一员为荣,也曾为交大争得无尚光荣,虽然她事实上从来都是一所独立的学校(京校亦如此)。这也成为谈到交大历史时特别需要加以辨析的地方。
      1949年北京解放后,军委铁道部曾组建中国交通大学,其成员分别为唐山工学院、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但这是一个很短暂的未经过正式认可的校名,1年后即更改为北方交通大学,直辖铁道部。1952年撤销北方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改称唐山铁道学院。1971年为支援大三线迁至四川蛾眉,定名西南交通大学。1989年迁成都。2000年划归教育部。西南交大除1937年至1949年、2000年至今直属教育部外,有90年身处铁路工程系统,优长于轨道交通、土木建筑等,特色鲜明,人才辈出,声誉之著罕有其匹者。茅以升1916年毕业于此,并曾任唐山土木工程学院院长。两院院士有40余位出自该校。
      北京交通大学前身是1909年由邮传部在北京创办的铁路管理传习所,1911年扩展到邮电教育,更名为交通传习所。民国后直辖交通部,增设电气、电信工程等。1917年改组为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北京邮电学校,为交通部四校中的两所。1921年两校合并加入交通大学体系,是为京校。交通大学1922年解体之际最初成为唐山大学的一部分,后经过抗争命名为北京交通大学,于此凡6年,而在1928年后,相继改称北平交通大学铁路管理学院、第三交通大学、交通大学交通管理分院、交通大学北平交通管理学院、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等。1938年在抗战中与唐山工学院联为一体,成为交通大学贵州分校的一部分。1946年脱离交通大学体系,定名为国立北平铁路管理学院。建国前后曾是中国交通大学、北方交通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52年院系调整后更名为北京铁道学院。1971年迁石家庄时复名北方交通大学。1977年迁回北京。2000年划归教育部,2003年恢复上世纪20年代所用北京交通大学校名。
      与西南交大相同,1921至1922年的1年间,1928至1946年的18年间,这所学校是在交通大学体系中的。她百年兴学,辛勤耕耘,公认为铁道管理和电信人才的发祥地,培养出金士宣等杰出管理学家,与西南交大一起,共同居于铁道部高校领军地位,比翼齐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方交通大学校名系毛泽东主席应茅以升之请于1951年4月题写,亦为交通大学所用,今天悬挂在西安交大校门的正是主席当年亲笔所提的几个字。称北方交大之前,曾叫过将近1年的中国交大,对此,交通大学师生和广大校友是持有不同意见的。据记载,时任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校长的吴有训就曾赴铁道部当面提意见道:你们叫中国交通大学,我们是不是就成了外国交大?事实表明,铁道部充分尊重了来自交通大学的声音。
      新竹交通大学——身在台湾的老交大精神传人。国民党到台湾后,冠以清华、中央、辅仁等老校名的学校陆续出现,稍晚的交通大学也是其中之一。她在台湾的名称是“国立交通大学”,而并非我们习惯按地名所称的新竹交大。
      1957年,经在台交大校友吁请,台湾方面批准从创办电子研究所入手,逐渐恢复交通大学名义。交大老校长凌鸿勋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老教务长李熙谋(时任国民党教育部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副主任委员,并继而当选首任所长。1958年电子研究所成立,招收研究生,1964年起培养本科生,首批学生中有施振荣等。1967年改制为国立交通大学工学院。1968年开始培养博士生。1979年启用国立交通大学校名,设理、工、管三院,与1930年代老交大设置相同。1991年增设人文社科学院。
新竹交大校歌亦采用上世纪30年代肖友梅作曲的《交通大学校歌》,与西安交大相同,其校徽与老交大总体结构相似而微加变格。作为海峡彼岸的工程翘楚,电子科技开拓者,新竹交大志在传承老校薪火,成就了辉煌的事业。
      正是基于同根同源血浓于水,以上交大各校具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葆有一种从老交大传统天然生发出来的,极富亲和力和亲切感的话语体系,所谓交大情结,亘古常新。而从性质和定位讲,发展到今天,这些学校固各有偏重,但已均系具有理工特色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即便是在它们共同优长的工程科技领域,所呈现出亦为信息化所引领的多科性、交叉性、前沿性特色,直接介入传统交通科技领域的仅为其中很少一部分。对于这些学校来说,“交通大学”的涵义早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嬗变,交通大学的旗号之下,所寄托的是使命与责任、理想和追求,所表达的是一种极为特殊和极其厚重的大学精神文化。而其心目中的交通,也正是易经中所揭示的“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大家奋斗目标所向,也无非就是司马迁如椽巨笔所宣示的“欢欣交通而天下治”。北京交大校歌中的核心语句“交融世界,通达古今”等,展现了老交大各校的价值取向和国际化理念。新竹交大官方网页就“交通”做了多重解释:从艺文角度看,交通旨在交流沟通、传播了解;从科技角度看,交通是指交结网路、畅通资讯;而从管理的角度看,交通既是交换经验、贯通管理,又是交通顺畅,经济大展……交通在这里俨然成为一种充满现代化气息的哲理、视阈和生活态度。
      至于后起的其他几所同名高校——华东交通大学、兰州交通大学、大连交通大学、重庆交通大学,是不是也都能认同老交大各校的看法,笔者没有深入了解,不能随便下结论。但也不妨设想,作为清一色地方性的交通运输行业高校,它们所秉承的应属那种具有特定含义的交通文化。与老交大多科性、综合性的发展路向不同,它们均系上世纪50年代以来建成的专业院校,其学科领域或轨道交通,或公路水运,情系共和国交通大动脉,各具特色,各有贡献,其中不乏优异拔尖之处,但这些学校从历史渊源讲与老交大,尤其西安交大是没有关联的。华东交大的由来是,1971年,上海交大机车车辆系和同济大学铁道工程专业并入上海铁道学院后迁至南昌,并以此命名,始属铁道部,2000年转交江西省;兰州交大即兰州铁道学院,1958年从唐山、北京两所铁道学院抽调力量组建,原属铁道部,2000年转交甘肃省,2003年改现名;大连交大即1956年成立的大连机车车辆学校,后升格为大连铁道学院,原属铁道部,2000年划转辽宁省,2004年改现名;重庆交大前身是1951年成立的西南交通专科学校,后改名为西南交校、重庆公路学校、公路工程学校等,1960年合并组建为重庆交通学院,初辖交通部,2000年划转重庆市,2006年改现名。
      这里不揣冒昧提出一个问题,像这样逐年批下的改名而来的交大有如此之多,不同根而同名,不同类型而称谓相似,不同文化背景而未免混淆趋同,究竟该怎么看,对于发展教育事业利弊如何?人们心目中的老交大形象会不会由此而稀释、模糊和地域化了呢?在谈到西安交大、上海交大时,会不会就很自然地以交通运输领域高校、某一个地方性的高校来加以比照呢?现在大家都愿意叫交大,说明交大声誉好,是一块金字招牌,但这种百年炼成的声誉会不会被轻易挥霍掉呢?
无论怎样,这种挥之不去的尴尬和难以言说的遗憾已经成为事实,是不容回避的,也将是长期存在的。作为我们西安交大,恐怕也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发展,苦练内功提高质量,开辟新路永葆特色,以及更加重视弘扬优良传统,更加重视软实力建设,更加重视保护有形和无形资产,等等各种努力,来进一步办好自己的学校,逐渐化解这种原本就不应发生的名与实的挑战。至于充分尊重交通运输领域的省属各新起交大,加强兄弟院校间的交流与合作,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各展其长共同提高,那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不久之前学校就热情接待了一位来自重庆交大的学院负责同志在此挂职。
      (二)海纳百川情缘深
      我国高等教育在探索中的曲折发展,也曾集中体现在政府主导下高校调整分合、重组再造的历史进程中。类似情况各个时期都曾发生过,而以上世纪50年代形成高潮,在当时“学习苏联”所带来的大规模院系调整中,交通大学不少系科专业陆续调整到兄弟高校,被戏称为“会下金蛋的老母鸡”。
      1950年,航业管理系从交通大学分出,成为上海航务学院的基本组成部分。
      1951年,纺织系工程系从交通大学分出,组建华东纺织工学院即后来的东华大学;运输管理系从交通大学分出,并入北方交通大学;财务管理系从交通大学分出,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即后来的上海财经大学。自此交通大学已无管理学院(上世纪80年代初方得以恢复)。
      1952年,数学、物理、化学三个系从交通大学分出,大部分调入复旦大学,小部分调入华东师范大学,自此交通大学已无理学院(上世纪90年代方得以恢复);土木工程系从交通大学分出,调入同济大学;航空工程系从交通大学分出,调入新成立的华东航空学院(该院后成为西北工业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利工程系从交通大学分出,调入新成立的华东水利学院即后来的河海大学;化学工程系从交通大学分出,调入新成立的华东化工学院即后来的华东理工大学。
      1955年,电信工程系的电话及电报通信专业从交通大学分出,调入新成立的成都电信工程学院即后来的电子科技大学。
      与此同时,也有兄弟院校的相关学科专业陆续调入交通大学,其中有暨南大学的理科(后又从交大调至复旦等校),复旦大学的土木系(后又从交大调至同济),同济大学的电机、机械、造船系,山东工学院的电信专修科,以及业已停办的大同大学、震旦大学等校的机、电、动系科专业。
      1957年,西安动力学院(前身为苏南工专)整体并入交通大学西安部分;西北工学院的采矿、地质、纺织专业,西北农学院的水利土壤专业也同时并入交通大学西安部分。但仅在一年后,交通大学新成立的采矿、地质两系即从交大分出,另行组建新校西安矿业学院。1960,交通大学水利、纺织两系也从交大分出,调入新成立的陕西工业大学。
      贯穿1950年代的院系调整给交大带来正反两个方面的深刻影响,其消极方面主要表现在失去了长期形成的理工管并重、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紧密融合的特色,并拿走了工学三大支柱之一的土木,以及航空工程等新兴学科,使学校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一所比较单纯的,带有浓厚产品经济色彩,以机电动为主干的多科性工业大学。以办学多样性、学科互补性和实施全面素质教育讲,这是一个历史所造成的重大损失。迁校后彭康校长曾花了很大的力气,通过创办工程力学、原子能等新专业试图克服其偏差,而真正扭转局面则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1984年率先恢复管理学院和成立研究生院,学校成规模地调整学科设置和管理架构之后,2000年的三校合并更是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深化改革机遇。经过10多年的“985”、“211”建设,今天的西安交大不仅达到“理工管并重”历史新高度,而且在发展医学生命科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促进学科交叉融合等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不过,历史和辩证地看,曾经发生过的高校之间的相互调整,分分合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局面的形成,也使交大自身学到了很多,既丰富了交大文化,强化了优势学科,也将学校的优良传统和治学风范传播至更加广阔的领域,同时还大大加深了兄弟院校情缘,开创了合作共进的新局面,这些都是值得珍惜的。
      (三)犹忆并峙南北洋
      谈老交大就不能不谈到老北洋——同为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天津大学,在中国高校中这两所学校的渊源是最早也最深的,其真挚的友谊延续百余年。在教育部还只有20多所直属高校而工科院校也仅五六所时,交大和天大就是其中的两所。
      117年前,早南洋公学一年,同一位创办人盛宣怀以巨大魄力擘建北洋西学学堂,不久定名北洋大学堂,即天大前身,设头等(大学)、二等(预科)学堂,于我国大学建立有首创之功。次年盛氏抵沪再办南洋公学,即派首任总理何嗣琨赴津考察,借镜北洋甚多。在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前,南北洋可谓中国人自办大学中的双子星座,垂范于世,交相辉映,而其熠熠神采划过百年,流布至今。有趣的是,北洋大学本以工程与法律两翼见长,后来则专攻工程,一度更名为北洋工学院,解放后命名天大,更成为一所纯粹的工科重点高校。南洋初以培养人才“专学政治家之学为断”,而最终成长为一所理工管并重的工业大学,共同致力于国家的工业建设和科技发展,可谓殊途同归。
      历史上南北洋的深深结缘始于1900年。是年因八国联军入侵,北洋大学堂一度被迫停办。在这种情况下,南洋公学热忱接纳了来自北洋的老师和同学们,资送其首届毕业生和部分头等学堂生出国留学,并以附读形式接办其铁路班,此举也成为南洋公学介入工程教育的契机。其时新办学校寥寥,南北洋两校师生交流频繁,尤其因南洋办有声望很高的中小学,曾一再为北洋输送优秀生源,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外交家的徐谟、著名数学家的秦汾、土木工程大师徐世大等。民国大法学家、大外交家王宠惠是北洋大学第一届第一名毕业生,1899年学成后即聘为南洋公学地理和英文教习,1901年由公学送往日本深造。南洋公学师范生、首任附属小学堂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早期代表人物吴稚晖,亦曾任教于北洋大学堂。
  老北洋还曾经与西安交大医学院深深结缘。医学院前身是上世纪20年代末成立的北平大学医学系,著名生理学家侯宗濂等曾多年执教于此。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京津相继沦陷,北洋工学院(北洋大学当时的名称)、北平大学等校联袂迁陕,继成立西安临时大学之后,又于1938年3月组成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与西南联大相呼应,辗转奋斗在秦巴山地,写下辉煌一页。可惜西北联大存在时间较短,其医学院不久分立出来,命名为国立西北医学院,成为大西北最高医学教育机构。
      三大贡献铸青史
 
      恩格斯讲过一句很深刻的话:社会需要胜过10所大学。但其实这句话也从另一个方面揭示了大学在社会变革与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西安交通大学虽仅为中国大学中的一所,但风云际会,也义无反顾地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三大贡献,其中所焕发的大学精神至醇至美,既光耀史册,更指向未来。
      西安交大对于中国社会的三大历史性贡献分别是:在四书五经的土壤上率先兴办近代化新式教育,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率先建成中国最优秀工业大学,在祖国西部率先创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
      (一)在四书五经土壤上率先兴办近代化新式教育
      中国的科举制度长达1300年,早已腐朽不堪,终于在1905年经清廷之手彻底废除,包括大中小学在内,各地近代学堂大都在此前后兴建。而在这时它们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榜样——上海南洋公学,当时公认办得最好,学业程度最高,文化氛围最为浓厚,集中了最优秀人才的宏大近代化学府。
      “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盛宣怀1896年奏请办理南洋公学的这句名言,表达的是时代呼声,凝结着无数爱国人士的共识。1840年以来老大中华帝国被列强步步紧逼、饱受欺凌,而自己又孱弱不堪、人财两困的沉痛现实,令多少人兴学强国、实业救国的热望沸腾于胸,但真正下手去做并咬牙做成的,却还是盛宣怀这种为数不多的实干家。1895年、1896不过倏忽两载,盛氏精诚所至,官民厚望所归,天津北洋大学堂和上海南洋公学两校凿空而立,成为开路先锋和破晓先声。再往后几年,才有京师大学堂以及山西、浙江等地大学堂的相继问世。
      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科举既未废除,八股仍须研习,讲授四书五经的书院、私塾还在大行其道。如果说北洋、南洋之前已经零零星星出现了一些新式学校的话,那无非是两种,一种是中初等程度,非系统教育的专门训练机构,如同文馆、水师学堂等,由朝廷或地方官府办理,用盛宣怀的话说,这类学校“孔孟义理之学未植其本,中外政法之故未通其大”,所学无多,培植人才不广,他是不满意的;一种是教会学校,如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前身)、育英书院(之江大学前身)、汇文书院等,不但系外国教会所办,操于洋人之手,而且在当时亦非高等学校性质。中国人自办学校,本身即存与外部势力抗衡之志,但这也是很不容易的,直至20年后,所谓的华东六大学除本校一家外,均系教会学校。那之后随着五四、五卅运动的兴起和大革命推进,情况才有所改观。
      北洋、南洋的联袂出现,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同为新式学校,北洋大学堂的起点很高,设立了头等学堂(大学)和二等学堂(预科),1895年兴办当年就已经从稍有新学基础的香港,以及开风气之先的津、沪等地招生,分别编入律例、工程、矿务、机器四学门,1898年送出了第一届毕业生。但是很可惜,1900年八国联军的悍然入侵导致校园被占、师生星散,3年后方得以恢复。这一劈空而来的劫难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它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走向,而其所在地天津,地位也已渐渐逊于工商业、金融业、文教出版业等蓬勃兴起的大上海。
      南洋公学同样在起步伊始,就把培养造就中西兼长的高等专门人才作为办学目标,为此也设立了大学部即上院,预科即中院。但与北洋相比却又多出了两个重要部分:师范院、外院(小学)。就办学体制讲这是更高明的一着,由此形成了一个大中小学相衔接、师资建设与生源开发相促进的崭新格局。师范院和外院(后来更名附属小学堂)成为中国师范教育、小学教育的源头。当时的中国旧弊未除,新苗尚弱,中学也好小学也好,都还没有什么学校,办大学到哪里去招生?举目所见无非都是读四书五经的人群,新学谁来办?针对这种现实情况,南洋公学没有去仓促地去经营大学教育,而是通过师范教育陶冶新学人才,通过办小学解决基本生源,循序渐进,逐步具备条件,不断向上递升。事实证明这是符合国情和教育规律的,也很快就见成效。早在1900年前后,南洋公学的师范院、中院和附属小学堂就已经办得很有名气,是国内任何学校都难以相比的,师范院和中院半数以上的学生由公学派往国外深造。在举办大学教育之后,最好的生源来自本校中院,而中院最好的生源则是来自本校附属小学堂。为此,本校的中小学连续办了30年,成为中国大学中的一个特例。
      盛宣怀早出人才的心情极为迫切,既然大学教育一时难以措手,他就先办了经济特科即特班,把那些具有新思想,愿意接受新事物的举人秀才们招考进来。他还结合译书院的兴办开设了东文学堂,以培养急需的翻译人才。稍后还办过一段专科性质的商务教育。这些都丰富了萌芽阶段的新学实践。而他最具远见的一件事是设立了南洋公学的译书院,重金购来严复所译《国富论》出版发行,并组织编译班子系统引进西方法律、财经、军事、地理书籍,编写我国最早的教科书。这使本校成为中国大学教材编译和图书出版事业的源头。
      这样的一所朝野寄予厚望的高等学府,当然要延请最具声望的学者来办。南洋公学人物翘楚,冠盖如云,相继担任公学总理的何嗣琨、劳乃宣、沈曾植,主持译书院和曾代理校务的张元济,执掌特班教务的蔡元培,担任东文学堂教习的章太炎和罗振玉,当过教务长的伍光建、辜鸿铭等,都是近代中国大名鼎鼎的人物。而西学总教习麾下的多位外国教师亦各有来头,巍峨的上、中两院由美国籍监院福开森亲手设计建成。身为教育家、出版家和实业领袖的福开森,为本校杰出校友中的首位外国人氏,上海曾命名过福开森路。
      兴办南洋公学的初衷是培养朝廷所需要的内政外交人才,按盛宣怀的想法,学生固然要下工夫学到西方的许多学问,但从根本上还是要讲孔孟之道和维护皇权的,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规定读经、祭孔、讲师道、不逾矩,但学生们是怎么想的却已完全由不得他了。新学既立,新潮必至,时代风来满眼春。1902年“墨水瓶事件”中斥退一名无辜学生引发的举校抗议、集体退学、另组爱国学社,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学潮,标志着青年学生民主意识的觉醒,宣示了他们与旧制度的决裂。而历届走出南洋的学生中,黄炎培、邵力子、蔡锷、白雅余、吴稚晖、钮永建等,连同他们的老师蔡元培、张元济,都成为不惜赴汤蹈火推翻封建帝制的民主革命先锋。盛宣怀希望就读公学者 “学优则仕”, 最优秀的学生将来能成为“曾(国藩)李(鸿章)两星”,但他绝不会想到辛亥事起,全副武装的南洋学生军继攻打江南制造局光复上海之后,首先冲进李公祠,开枪击碎李鸿章的头像。
      (二)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率先建成中国最优秀工业大学
      从历史上看,办实业教育、办工科,本校并不是最早的,但一旦办起来就一发不可收,办出了当时中国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即在世界上,其某些方面也毫不逊色。上世纪30年代交大机械工程学院毕业,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的钱学森一去就发现,交大的课程安排与该校同出一辙,连实验课的内容也一样,“交大是把此校搬到中国来了,因此也可以说交大当时的大学本科教学是世界先进水平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年交大学生前往欧美名校读研究生一路绿灯的原因。
      上世纪20年代电机科毕业,曾长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的陆定一所作《交通大学校史序》是一篇重要文献。其中写到,在他读书当年,“由中国人自己办的,设备、师资等方面条件好的理工大学,只有很少几个,交通大学算是凤毛麟角”。在他看来,“有了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同没有这样的学校,情况大不相同。中国人就能培养出自己整套的办学干部,积累自己整套的办学经验。”格外令人欣慰的是,“交通大学栽培高级理工干部,是有成绩的。在机械工程、土木建筑、铁路运输、船舶及海洋工程、宇航工程、桥梁工程、材料工程、电讯技术、核物理、电脑等各个工业部门,都有许多交大历届校友在作出辛勤的劳动和卓越的贡献。交大校友受人尊重,名誉很好。”
      从清末到民国,在中国社会风云激荡剧烈变迁的背景下,本校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实现了学校教育的3次重要跨越,率先建成我国最优秀的工业大学。
第一次是通过唐文治、叶公绰、凌鸿勋等的持续努力,实现学校人才培养转型,建成国内最具影响的工科大学。
      兴办工科,进而将本校办成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始于国学熏陶至深而又最早睁开眼晴看世界、具有强烈革新思想的唐文治。1907年辞去朝廷要职执掌本校,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业已开设却又程度不高的铁路班加以改造,报请邮传部将其升格为铁路土木专科。接着又于次年建成我国第一个电机专科,从而使本校有机会赶上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走到国家实业教育的最前列。紧接着又办中国所没有的轮船驾驶科、商船学校,办交通管理科,增设机械科目等。他办大学从基础抓起,学校第一个实验室、第一个实习工厂以及教学所用的无线电台、图书馆等都在他手中建成。他本人是国学大师、进士出身,但极其重视向西方学习,1910年通过驻美使馆征集当时全美98所大学章程。他要求各专科课程设置以美国同类高校为蓝本,教科书直接购自哈佛、麻省、宾夕法尼亚大学等校。在他所聘的外籍教师中,电机科主任来自威斯康星大学,土木科主任来自康奈尔大学,体育主任来自哥伦比亚大学,而本土教师也大多出自欧美名校,且是亲自经他手送出陆续学成归来的。他先后送洋深造的本校学子逾200名,成为交大名师的计有数十人之多。唐文治长校前后14年,其建树几乎无人堪与相比,事实上本校在他手中业已建成一所东南仅有的工业大学,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1917年莅校考察后对其评价是:“办理之妥善,成绩之优美,为举国学校所仰慕”。民国教育部1918年批准本校以本科4年毕业。
      叶公绰是一位“交通救国论”的代表人物,虽然在北京政府里做官,但与孙中山相知很深。1921年,他以交通总长的权威将本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以及北京的两所学校融为一体,成立由他任校长的交通大学,设理工部、经济部和专门部,这是本校正式称为大学的开端。是年9月他在开幕大典上发表讲话说,这一新型大学“其创学宗旨为培植技术人才,其已办科目为工程及管理,其教员为鸿儒俊彦,其学生为俊髦优秀,其管理师法欧美,其设备酌合中西,其地点为分散,其精神为团结”。他所设计的这种集中于大部(交通部),分布在三地,学科专业设置相互调配、整合以突出各自优势的办学体制并无先例可循,据此大可称叶氏为我国大学体制革新、院系调整之鼻祖。新生的交通大学以成立董事会、与哈佛麻省接洽商谈合作事项、授予学位等举措,展示了教育改革的勃勃雄心,虽然不久即遇挫折,但其主张已产生深远影响。
凌鸿勋1924年以本校教授身份出任南洋大学校长时才只有31岁,英姿勃发,富有朝气。他于1915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本校土木科,赴美实习两年后任职交通部,主持过大型铁路工程,也担任过本校多门课程的教学,特别是在1920年唐文治辞职时还曾以交通部官员身份代理过半年校务,因而经历丰富,视野宽广。任校长后他重视教学与研究、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在学校经济经济状况极为窘迫的情况下,千方百计争取来一笔庚款, 1926年建成我国第一个工业研究所,为研究高深学问和服务社会发展开辟了道路。他主持举办的大型工业博览会亦系我国大学首次,架起了学校与实业界合作的桥梁。
      第二次是通过蔡元培、孙科、黎照寰等的孜孜求索,形成学校理工管并重的发展格局,缔造交通大学“黄金时代”。
      蔡元培曾是南洋名师,而在1928年2月以民国政府大学院院长(即高教部部长)身份接长本校时,早已是一位曾执掌北大多年,名满天下的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他果然带来新的变革,力推交通大学理工管并重,并筹划成立各相关学院,特别是主持成立了数理化三系,以及中外文两系,为本校设系之始。半年后在他离校之际,新颁《交通大学规章》已设有交通管理、电机工程、机械工程各学院,确立了新的发展走向。
      在那个时代,交通被视为现代化基石、国富民强之源,而铁路建设又被看作交通第一要义,是带动社会发展的火车头。孙中山毕生致力于此,而其哲嗣孙科又成为民国铁道部的第一任部长。他出身于美国名校,是非常重视教育的,1928年11月兼长交通大学,将学校定位为“全国最高学术机构”,寄予很高的期望。他请常务次长,曾拿过5所美国大学学位的黎照寰任副校长,主持日常校务,两年后去职就由黎照寰接任。孙科和黎照寰主张“部路校联成一贯”,举一部之力来促进交大发展,“从精神上提起交大的精神,从物质上重新建设”,据此提出了10年建设计划,其所包含的改进组织、增加经费、重建校舍、提高程度、充实内容、改善待遇等一系列举措,都一一得以落实,仅学校新建实验室即达25之个。
      五大学院的建立更是一个大手笔,所建电机工程学院设有电力、电信门,机械工程学院设有铁路机械工程、自动机械工程门,土木工程学院设有铁道工程、道路工程、构造工程门,科学学院即理学院设有数理化三系,管理学院设有铁道管理、公务管理、财务管理、实业管理四科,这是当时中国工业教育中最完备的学科专业设置。按照当时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管理学教育由专门学校来承担,大学各院中是不设管理学院的,但本校从国家建设实际出发,坚持成立这一学院并予以精心办理。
      清末以来垂30年的不懈努力,终于使学校步入历史进程中的“黄金时代”,全中国第一流的师资和学子云集于此,包括钱学森、张光斗、杨嘉墀、汪道涵、王安、吴文俊、徐光宪等在内,交大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有很多出自这一时期。30年代交大校歌所唱的母校为“青年之模楷,邦国之荣华”,起到“鼓舞群伦”的作用,诚为写实。
第三次是通过吴保丰等在抗战条件下的艰苦工作,开拓新兴学科专业,攀登“海陆空兼长”的历史高峰。
      抗战时期的交通大学重庆本部艰难到极点,但在吴保丰校长、李熙谋教务长主持下,同样成就了一段辉煌的历史。吴、李都是交大培养出来,又送到美国深造过的,具有高远的志向和长远目光。李熙谋当时一再呼吁说:“一旦战事结束,我国必须进行大规模之工业建设”,“我国欲赶上欧美工业,必先迎头赶上欧美之工业教育”。为此学校一方面大力引进回国青年学者,把世界上最新的科学知识传授给学生,另一方面又大力完善学科专业。1942年开办航空工程系,1943年开办造船、轮机系等,并成立电信研究所,培养硕士研究生。至1945年,重庆本部拥有电机、机械、土木、航空、造船、运输管理、工业管理、财务管理9个系和航海、轮机两科。特别由于航空和航海、造船等系科的开设,前所未有地拓展了学校的事业,被称为“海陆空”大学。抗战胜利与上海部分汇合后,优势更为凸显,其规模之大、实力之强、声誉之隆、人才之盛一时无两,是足以令交大人骄傲到今天的。据记载,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工科学生总计不过2万余人,而一所交通大学就有2000多,又集中了菁英翘楚,其地位可见一斑。
      (三)在祖国西部率先创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
      交通大学西迁这段历史大家都很熟稔,但迁校是为了什么,似乎说法不一。其实,所有的资料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交通大学的迁校是在国家全面推进工业现代化建设,大西北日益成为重要的开发建设区域,亟待培养人才、发展科学研究和兴办工厂企业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并充分考虑到沿海局势、交大自身建设发展等多种因素。用当时高教部长杨秀峰的话讲,迁到西安去就是要担负起在上海所不能担负的任务。
由于新生的共和国迫切需要工程技术人才,交通大学在1955年已经达到6000名学生的最高峰值,而国家仍需要她尽快办成万人规模的大校。加上雄厚的师资和一流设备,交大在国家建设中的责任举足轻重。但当时遇到的一个现实问题是,由于台海局势趋于紧张,上海作为前沿地带必须放缓建设,制约了交大的发展。
      与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不同,当时西安,甚至整个大西北是没有几所工科学校的,力量十分弱小,人才极为紧缺。而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大规模工业建设在西北、西南地区全面展开,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大量部署在西安、兰州等内地城乡,铁路新线建设的半数任务、工业投资的1/3安排在西部地区,开发和建设大西北形成激动人心的高潮,深刻影响国家未来。
      以上成为中央决定交大内迁最直接的两个因素。在高教部当时制定的计划中,学校迁西安后在校生规模将达到12500人,5倍于解放初期,体现出国家对于建设人才的迫切需求。
      周恩来总理1957年6月4日在国务院交大迁校会议上透辟地分析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交大内迁是根据西北工业基地建设的需要,和离开国防前线的条件下提出来的。西北过去是落后的,但是必须成为我国建国的巩固的后方,西北西南的建设不靠沿海先进地区的支援是不可设想的。针对迁校的争论,总理说,也不是没有想到交大内迁的困难,一棵老树在上海60年,生了根的大学,为什么不叫西北工学院扩充来解决呢?当时设想的工业速度要加快,以西北工学院为主不可能,交大搬去,可以搞得快些。
      总理主持召开这次会议旨在妥善解决迁校过程中发生的困难,提出了全迁和部分迁不同的方案,最终采取了大部迁西安,同时在上海保留一个机电底子,继续向前发展的办法。交大师生牢牢记住了总理讲的几句话:“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中国革命发源于东南,成功于西北”;“交大在西北发展前途大”;“总的原则是求得合理安排,支援西北方针不能变”。
      面对国家和人民重托,从彭康校长到教授们,从教职工到同学们,甚至包括家属,交大人做出了自己响亮的回答。彭康在领导迁校后年近六旬,主动要求去条件艰苦的西安新校工作。他是新中国一位罕见的具有精深哲学造诣和丰富革命实践经验的大教育家,早年就读于著名的日本京都大学,在上海当过教授,在解放区就开始办大学,还领队考察过苏联东欧最好的高校。他在离开上海前往西安时表示,希望能看到西安交大有一天能成为世界上有名的大学。1960年困难时期饭都吃不饱,但彭康想得最多的仍然是如何按既定目标办出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西安交大,强调学校的方针就是要“多培养几个钱学森,甚至比他更好的”。由于全校上下齐心,共同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西安交大的发展成效甚至超出人们的预想。教育部长蒋南翔1981年4月8日来校考察时说:西安交大是我国在调整高等教育战略布局方面的一个成功范例。
      1959年3月中央确定全国首批16所重点高校,尚未公布新校名的西安交大不但是西北,也是当时整个中部、西部地区唯一的一所。此后西安交大都是代表中西部独家列入国家重点建设单位、首批进入“211”“985”建设的。“如果把中国的发展战略比作一盘棋的话,交大西迁则是党中央在这盘棋局中摆下的一个十分关键的棋子。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随着国家经济发展重心进一步向中西部转移,当年这着棋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早已充分显现了,而且会越来越重要。可以说,交大西迁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十分重要的举措,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正是交大的西迁,改变了整个中国西部高等教育的格局,改变了西部没有规模宏大的多科性工业大学的面貌。西安交大通过自身的发展壮大,引领和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蓬勃发展,形成了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大好局面。”(引自教育部部长周济2006年4月9日在教育部交通大学迁校5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
江泽民总书记1995年12月题词:“继往开来,勇攀高峰,把交通大学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他在1998年5月代表中央发表讲话指出: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随着“985”工程的实施,西安交大成为国家正式行文确定的,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知名高水平大学为目标的几所大学之一。这使学校切实加快了深化改革的步伐。以近些年来的实践看,一是坚持内涵发展,把人才培养质量作为核心,实行“2+4+X”培养模式,并通过兴办钱学森实验班、基础拔尖人才实验班、侯宗濂医学实验班和提高少年班水平,开办工程坊,首创书院制,弘扬体育精神等,贯彻钱学森大成智慧学,带动教育教学改革的整体深化;二是推进体制改革,打造适应未来发展的学科格局,并通过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加快国际化进程,全面提高学校的创新能力和学术水平;三是加强协同创新,以全国范围内政学产研的深度合作,以大力度积极参与创新型国家建设和西部大开发的实际行动,赢得学校发展的广阔空间和丰厚资源;四是建设先进文化,突出哲学社会科学的先导地位,坚持文化强校,弘扬大学精神,并赋予民生工程重要地位。所有这些努力都悄然带来可喜变化,大大增强了办学实力和影响力,带动了各项指标的全面跃升,仅以其中的一件事——引进“千人计划”学者而言,目前西安交大已拥有31名,排在全国高校最前几位,比西部其他所有高校加起来还要多。
      在祖国西部率先创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既是光荣使命,也注定是一个艰辛和坎坷的过程,取决于学校在新型工业化建设、学习型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进程中的表现,取决于今天的西安交大能否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中把握先机,也取决于学校的国际化、卓越化程度,特别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能不能继续起到标杆、表率和引领作用,能不能坚持不懈地出先进思想、出创新成果、出一流人才、出丰富经验。过去的路走得不容易,今后的风险和挑战更大,但志在续写百年辉煌的交大人充满必胜的信心。
 
      一派文脉蕴葱茏
 
      去年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后学校提出,将“老交大传统、西迁精神、钱学森道路”作为西安交通大学的基本文化形态,作为大学精神的核心内涵和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完整地传承下来并不断发扬光大。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很高的认识和要求,对于学校未来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一)继承老交大传统
      老交大传统指的是1896年迄今116年间形成的学校优良传统,为一代代在本校学习生活过的师生员工所共同培植、养育和传承,体现了交大人的核心价值观,是西安交大的立校之本和生命之源。老交大传统极为深邃厚重,这里仅举出以下几个方面。
兴学强国、勇攀高峰是老交大传统的灵魂。116年前的南洋公学是中国在落后挨打、危机四伏、孱弱到极点的情况下奋力兴办的,是要通过“造就桢干大才”来寻求自强之路,因此她给自己定的起点很高,追求的目标很高。在唐文治带领下转向工业教育时,学校还只有五六百人的规模,高等教育的部分尚未及启动,却已经鲜明地提出“造就领袖人才,分播吾国,作为模范”;“造就中国之奇才异能,冀与欧美各国颉颃争胜”。为国家民族办一所最好的大学,培养造就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杰出的人才,这既是先贤的殷切期盼,也是116年来全体师生员工的不懈追求和艰辛实践。如果说从清末、民国到新中国,从上海到西安,从现在到未来,学校能够越办越强、越走越高的话,首先就在于她始终葆有高远理想和美好愿景,以振兴中华为己任,把国家民族的繁荣昌盛看得高于一切。
      严谨治学、严格要求是老交大传统的精髓。交大校训“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 是先贤“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教育主张的人格化体现,是一种坚持实事求是、坚守科学求实的精神风范。育人崇实,求实必严,为此交大以“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作为教学特色,以严谨治学和严格要求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以质朴敦诚的校风学风塑造师生形象。唐文治校长“功课密,管理严”的规矩,黎照寰校长“本校4年之学要高于他校5年”的尺度,彭康校长 “三严” (严谨、严格、严密)的要求,保证了教学科研的一流水准,使广大师生受益终生,在今天仍然给我们深刻启迪,去年制定完成的学校“十二五”规划提出了“校风最好、教风最好、学风最好”的校园文化建设三大目标,我们应为此而不懈努力。
工文并重、崇德尚实是老交大传统的本原。1908年唐文治创办当时最先进的学科专业电机科时,阐明本校宗旨为“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全国实业为主,并极意注重中文以保国粹”。他以此来贯彻办学路线,形成工文并重传统,上世纪前50年间,工科大学的文脉之盛,莘莘学子的文品之高,大江南北仅此而已。而根据他手订的学校章程,这样做的目的又在于“注重道德,保存国粹,启发民智,振作民气,以全校蔚成高尚人格为宗旨”。以德为先,崇德尚实,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百余年前的唐文治时代即成为本校育人方针,并一直坚持到今天,体现在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师生员工谨记先贤教导:“吾人欲成学问当为第一等学问,欲成事业当为第一等事业,欲成人才当为第一等人才,而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须先砥砺第一等品行”,努力加强高尚道德修养,自觉接受中外优秀文化陶冶,以一流素质立足社会,以品学兼优造福桑梓。
      爱国爱校、追求真理是老交大传统的核心。老交大破土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岁月,集中的是一批渴望光明的年轻人,因此她是以师生共同创作的《警醒歌》作为自己第一首校歌的,民国初年所作的校歌同样高咏“醒狮起,搏大地”,呼唤师生为国担当,奋袂而起。老交大成为旧中国历次学潮的策源地和“民主堡垒”,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最活跃的一方阵地,成为革命家、思想家、马克思主义者摇篮,从中先后走出侯绍裘、陆定一、江泽民这样的最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及黄炎培、邹韬奋这样的最卓越的思想文化大师,都不是偶然的。她是追求真理的沃土,熊熊燃烧的火把,百炼成钢的熔炉,其精神气质弥足珍贵。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很好地继承和发扬老交大光荣革命传统。
      思想活跃、学习活跃、生活活跃是老交大传统的升华。“三活跃”是交通大学迁至西安后由彭康校长提出的,其根本要求是坚持解放思想和学术自由,培养 “政治坚定、思想活跃、业务较好、身体健康、有创造精神”的科学家、工程师,而不是那种“思想简单,没有创造精神的书呆子”。为此他主张大范围地开展因材施教,让拔尖学生学得更好,让更多的学生赶上来,同时希望“青年人要朝气蓬勃”,“兴趣要广泛,接触面要广”。在当年那种极左思潮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这是交大办学思想的一个重大突破,为迁校后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的全面素质教育和创新人才培养与之一脉相承并不断有所升华。
      (二)弘扬西迁精神
      交通大学西迁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开拓奋进历程,一棵上海生长了60年大树说迁就迁过来了,说扎根就在西安深深地扎了下来,而且发展得更好,前程更加远大。以此凝结成交大人的西迁精神:“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话很朴素,但内涵却极其丰富。
      西迁精神是勇于为国家民族担当的精神。建设大西北和开发大西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迈出的重要一步。交通大学西迁,出自中央重大决策,完全是从国家长远需要出发的,其目标是西部地区能够尽快拥有一所示范性明显、骨干带头作用突出的名牌大学,将先进科技、优秀文化和一流人才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并大力促进这一地区教育科技事业的发展。为此,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了西迁工作,中央部委、西安上海两地以及社会各界给予了全力支持。交通大学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学校精心擘划,教授带头西迁,师生员工以迁好、建设好、发展好学校的实际行动成为西部大开发先行军。江泽民曾由衷赞誉交大老教授“举家西迁高风尚”,而其崇高就体现在交大人为国家民族勇于担当的精神境界上,它让人们深切感受到交大作为中国卓越学府的可敬与可贵。
      西迁精神是一种伟大的创业创新精神。与历史上由于战争等方面原因引起的阶段性的高校迁徙不同,交通大学西迁作为国家整体战略布局的一部分,立足于长远建设和未来发展,是要干出一番大事业的。从中国最发达的大都市到黄土弥漫的大西北,她面临的并不仅仅是环境挑战和条件困难,最主要的还在于交大能不能发展得更好,更加出色地完成国家赋予的使命。交大人以高远的理想、坚忍不拔的努力和巨大牺牲精神,缴出了一份满意答卷。西迁成为学校大规模培养工业建设人才的开端,全面推进科学研究的开端,兴办尖端学科专业的开端,西迁带来了高知群体在西部的聚集,促进了教育科技界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结合,形成了浓郁的文化氛围和文明风尚,从而凸显了优秀大学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先导性作用。而西迁也磨砺了学校的品格,提升了她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几十年来的快速和健康发展,为学校创建世界一流水平研究型大学打下了牢固根基。
      外界似乎有一种议论认为,西迁,尤其是西安、上海两个部分的分设,是交通大学的损失和削弱,假使当年坚持不迁,现在比北大清华还强也说不定,但这种看法是不足取的。西迁是为了国家建设,也是为了在更加广阔的领域开创学校事业。放到50多年后来考察,交大西迁和分设恰恰成为一次质的飞跃,效益和影响倍增,1+1远远大于2,原来的一所交大成为东西呼应、珠联璧合的两大名校,同处“2+7”行列,分别在沿海发达地区和西部广袤原野起到表率作用,这个贡献还小吗?试问目前还能有哪所大学堪可相比?
      西迁精神是艰苦奋斗实现理想价值的精神。如果说艰苦奋斗是办好任何事情的先决条件,那么交通大学西迁就是将艰苦奋斗精神发挥到极致,不但3年西迁过程中需要战胜重重困难,迁过来后化解自然灾害的威胁,在极左干扰下迂回前进,都曾是一个极为艰辛的过程。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所带来的环境差异、资源瓶颈乃至思想观念上的冲突等等,则使她遇到更大挑战。在艰苦和复杂条件下学校工作要上去,要想发展得更好,就必须加倍付出努力。从当年的彭康、张鸿、钟兆琳、陈大燮到今天的在校师生们,一代代交大人都深深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创新实践和高度智慧,保住了交大的地位,不断创造着事业发展新的辉煌。近年来学校改革创新的力度之大,加快发展和提高质量水平的愿望之迫切,开拓进取的任务之艰巨,为过去多年所罕见。师生员工心中认准一条:永葆艰苦奋斗的西迁精神,才会有西安交大更加美好的未来。
      (三)走钱学森道路
      继中央1995年命名西安交大钱学森图书馆,西安交大2006年开办钱学森实验班、2009年评选钱学森为最受崇敬校友、2010年设立钱学森日之后,2011年12月西安交大隆重举行钱学森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学校报告题目为《坚定不移走钱学森道路,奋力实现西安交大宏伟目标》,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钱学森道路”。西安交大决心沿着钱学森道路,走出一条培养造就拔尖创新人才之路,走向创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宏伟目标。
      走钱学森道路,就是要像钱学森那样为振兴中华发奋进取。钱学森是中华民族近现代以来涌现出的最杰出的科学家和爱国主义的一面旗帜。他高瞻远瞩,博大精深,跨越多个前沿学科领域,不但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开创者,两弹一星元勋,也是系统工程与系统科学、应用力学、思维科学、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以及有关重要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奠基人,以超凡的洞察力、超前的战略目光、渊博的学识和丰富实践,以及杰出的组织领导力、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勇于担当的精神,将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和国防现代化事业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具有领先于时代的科学思想,在哲学、美学、艺术学、教育学、生命科学、环境地理科学等领域留下一行行开拓创新的足迹,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化财富;他着眼于祖国未来发展,做了大量开拓性、前瞻性的工作,所亲手创建的大成智慧学,有力推进了教育观念的变革和教育创新步伐,成为21世纪实施全面素质教育、实现高等教育科学发展、培养造就拔尖创新人才的理论先导,所率先倡导的沙草产业、山水城市建设等也已经结出了丰硕成果;他襟怀坦荡,淡泊名利,十分爱惜和尊重人才,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和优良的作风、学风,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堪当历史重任的一流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也带动了千千万万有志青年向往科学和追求真理。交大师生员工将永远铭记这位伟大科学前贤的历史功绩,立志为祖国强大、人民富裕、科学昌明与文化繁荣而不懈奋斗。
      走钱学森道路,就是要培养造就开创未来的拔尖创新人才。钱学森是交大走出的无数杰出校友中最明亮的一颗星辰。1929年至1934年,他满怀爱国激情和求知渴望,在交大校园度过5年青春时光,学业和品格始终是第一流的,在校平均成绩罕见地达到90分以上。他孜孜追求真理的风范,尊师重教的品德,对自己严格要求的精神,创造性地学习和研究,博览群书,雅好音乐,注重写作,培养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刻苦实践,成为一代代学子的光辉典范。钱学森心系教育和人才培养,希望广大青年学子集大成,得智慧,具有强烈的科学创新精神和精湛的人文素质修养;希望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有自己独特的东西,能够“冒出”杰出人才,走到时代前列,这些都成为西安交大创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重大命题和改革动力。学校将坚持深入持久开展学习钱学森活动,自觉践行“大成智慧学”,勇于回答“钱学森之问”,在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进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开展全面素质培养等方面走在时代前列。
      走钱学森道路,就是要牢记使命再铸辉煌。钱学森一生对母校怀有深厚的感情,寄予很高的期望,2001年九十诞辰之际题词:“希望西安交通大学全体师生要继承和发扬母校优良传统,热爱祖国、崇尚科学、追求真理、报效人民,在二十一世纪,努力把西安交通大学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交大人将始终遵照这一精神,勇于承担国家责任,奋力攀登科学高峰,坚持办人民满意的大学,“出名师、育英才、创一流”,把学校建设成为新一代拔尖创新人才摇篮、原创性重大成果基地、中外优秀文化传承与交流的重要桥梁,为建设科教强国、人才强国和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贡献。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从现在到未来,全校师生员工都将坚持以伟大的钱学森为楷模,自觉学习他刻苦钻研坚韧不拔的精神,勇于创造执着创新的精神,追求真理永无止境的精神,虚怀若谷、淡泊名利、把国家和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精神,学习他博大的胸怀、宽广的视野和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沿着钱学森走过的路,奋力创造21世纪西安交大的美好前景。
                                                                                                 2012年6月7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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