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6日晚，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彭康接到高教部部长、党组书记杨秀峰的电话，告知中央已决定将交通大学由上海迁往西安。对于中央的决定，彭康坚决拥护，立即行动。他于4月7日便召开校务会议，向有关同志打招呼，说明迁校西安的这个极其敏感而重大的问题。彭康校长紧接着又在党委会上做了传达，随后安排任梦林、王则茂立即动身去北京请示迁校的有关具体安排。彭康将总务主任任梦林单独叫到他的办公室，向任梦林传达中央关于交大西迁的决定，说明迁校的意义，叫任梦林去北京高教部接受任务。

彭康以教育家的高瞻远瞩向任梦林指出选择校址时应注意的问题：1、不要搞到文化区——文化区内大专院校集中，学习、工作、生活时间安排都差不多，在物资供应上不易解决，就是看看电影也困难；2、不要靠近工业区——工厂噪音多、污染源多，对环境有影响，不利于学习生活；3、尽量靠近市区——与地方领导机关联系方便，解决师生员工的生活问题也好办；4、学校的环境要安静些，同时考虑以后的发展。

带着彭康校长的嘱托，任梦林和王则茂飞往北京高校部，面见高教部副部长刘皑风。刘皑风向任梦林和王则茂传达了中央的意图和安排，要求交通大学抓紧再抓紧迁校工作，争取一年之后能在西安开学。任梦林拿到高教部就交大西迁事项致陕西省人民政府的正式公函，经请示彭康校长后，就直接从北京飞往西安。

按照高教部的要求，交通大学西安新址按12000名学生的规模来建设，需要征地1200亩。对此，陕西省、西安市两级政府均一口答应，丝毫不打折扣，甚至许诺要多少地给多少地，要哪里就给哪里。两厢情愿，一拍即合。交通大学西迁，进军西安，得给先头部队安排一个安营扎寨立足之地。考虑诸多因素，经过西安市规划局推荐和多方面考查，最后选定在通济坊设立交通大学西进西安的桥头堡。

唐代长安城是按事先统一的规划，逐步施工修建的。城内的皇宫、官署、市场、居民、坊里，各有专区，相对集中。长安城中有114坊，以承天门大街为分界线，东西各占一半。城内南北11条大街，东西14条大街，交错在坊市中间。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诗“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生动而形象地描绘出了长安城内整齐划一的棋盘式的格局。

由唐代延续下来的通济坊位于西安北大街以东，西新街以北，东距陕西省人民政府不远的区域内，向南可见西安市的中心标志建筑钟楼。西南方向不远处便是西安市人民政府。这里临近昔日皇城，今日省政府所在地，所以是历代名流的聚居地。任梦林购买了通济南坊17号作为交大西迁第一个落脚点，一方面考虑这里位于市中心地段，商铺林立，物资采购方便，更重要的是离省政府和西安市政府都不远，便于请示协调工作。这里名流聚集，是社交、联谊的理想之地，这对于初来乍到的交通大学基建兴学有许多方便之处。

通济坊分为东西走向的通济北坊、通济中坊和通济南坊三个街坊，三个街坊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巷子沟通。

通济坊历来是个名流聚居之地，民国年间曾住过段绍岩先生，他同侯仓、关中哲、侯良弼并列被称为关中四才子。段绍岩（1889—1964），名民达，陕西岐山人，北京法政学堂肄业，早年参加同盟会，1912—1913年，任新秦省临时参议会议员、陕西省第一届议会议员。1914年袁世凯图谋称帝，他痛恶袁氏的倒行逆施，弃政从教，历任省立三中、女子师范等校庶务主任、学监、教员，1922年赴日本考察教育，回陕后积极筹备西北大学，先后任西北大学筹备处文牍主任、秘书兼讲师等职。1925—1944年间曾任省长公署秘书、长安县知县、省府参议、兴平县长等公职。新中国成立后，段绍岩任西北大学文书组主任、西安市监察委员会秘书、市政协委员、市文史馆馆员等。段绍岩先生曾住通济南方33号，那里坐北向南，是一砖到顶很规范的四合院。

著名的回族中医大夫穆少卿先生从1938年就定居通济中坊，他和中央国医馆馆长、国民党中央最高法院院长焦易堂合作办济生医药研究社，出任社长，并任中央医馆理事，还任西安市中医师公会常务理事长。解放后1958年创办穆少卿中医传习所，为西北中医研究院（现西安市中医医院）筹建者之一。

通济坊里的住户多是殷实家庭。省银行的家属院在通济中坊，市妇联的家属院在通济南坊，西北军政委员会干部家属也曾住在这里。西北民盟领导人刘剑滔、杨慧莲也住在通济坊，刚解放的时候，通济坊是西北野战军的特殊货物转运站，解放军19兵团医院也设在这里。

通济南方17号在通济南坊的最西头，西边紧靠西安市北大街，车辆进出十分方便。17号院分前院、过厅、后院、上房，楼上楼下共10间。原是张翰伯的家宅。张翰伯解放前经营药材和瓷器生意，后参加冯钦哉等人组建成立的西安通济信托公司，为股东之一，曾任过总经理一职，主抓房地产项目。张翰伯与杨虎城、冯钦哉、赵寿山都是朋友，他还有一个九十八军少将参议的名分，这给他做生意带来了诸多方便。张翰伯是1949年初从青年路搬到通济南坊17号的。

张翰伯的朋友中有一位国民党军中将左协中，号称“榆林王”，解放战争中率部在陕北起义，解放后任陕西省军区副司令、陕西省政协主席。他曾邀请张翰伯在西藏驻西安办事处任职，张翰伯未答应。张翰伯倾向革命，解放前曾安排和掩护共产党组织多次在他家开秘密会议。文化大革命后期，他的任西安市副市长的朋友丁志明对此出面证明，为西安市房地局给张翰伯平反起了一定作用。

张翰伯1949年初配购了通济公司建造的通济南坊17号大院，占地约五六亩大，是当时通济坊最大的院子。17号院大门朝北开，门口左右两尊小石狮子为门墩，黑漆双开大门，门上的门环是黄铜的。门道有6米宽、6米长的正方形空间。门道有一阁楼。木板楼顶。门外两边各有一棵大树，一棵榆树，一棵榕树。

前院两侧分布共5套间房。院内深处右边有三间通体大厨房。大院左边依高墙植有两棵海棠树，树荫下置放一个青瓦雕花大鱼缸。

院中有一座西式二层楼房，楼梯是青砖立铺的，每台约50厘米宽，约有十几个台阶。正房伸出的遮雨屋檐下有见方的迎客平台，平台上设有红木衣帽柜一个，供挂雨大衣用，楼内全部枣红色木地板铺地，颇具江南风格，大气排场。后院有一片空地种有花草、果树，并盖有两套客房。庭院间设有供人小歇的亭子。对于通济南坊17号院子的情况，在朱文杰著的《记忆老西安》中，张翰伯的女儿张淑芯有较详细的回忆记叙。

通济南坊17号院宽敞大气，设施齐全，西式洋房，海派风韵，很适合南方人的居住和生活习惯需求。任梦林相中之后，便住进后院的客房中，协同西安市政府有关人员一同给张翰伯做工作，希望购买此院作为交通大学西迁筹备处。几经交涉，张翰伯识大体，顾大局，忍痛割爱，将老宅以低价1万块钱售给交通大学作为西迁的第一站。张翰伯遣散了院中临时居住的亲朋和厨师等服务人员，自己搬到通济南坊20号去住。这里的大小和设施与17号院相比有天壤之别，但张翰伯一直无怨无悔。

通济南坊17号作为交通大学西迁办事处，由交通大学总务长任梦林负责。他是上海、西安两地跑，基建科长王则茂负责日常事务。办事处实际上就是一个基建科，没有别的人。基建科有征地组、施工组，材料组、财务组。施工组有沈养民同志，负责电气技术；王守基搞征地和建筑材料。当时办公用的都是自行车，也有两部小的日本产电动自行车。当时西安很少见到这样的进口电动自行车，说着一口上海话的办事处青年工作人员带着白手套骑着电动自行车在通济坊飞快地出出进进，惹得坊内的孩子们常常好奇的驻足观看。后来到1956年上半年学校调来了一部轿车，司机叫沈永生。

交通大学新校区委托华东建筑工程设计院进行设计，设计总工程师叫郑贤荣，设计项目组来到西安，就住在交大办事处就地现场设计。

1955年10月校园基建工程正式开工，工程队是西安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当时是西安建筑力量比较强的建筑公司。当它的力量不足时，就靠陕西省建筑公司支援一下，调剂需要的人员，最多的时候建筑工人达到2500人。当时西安的条件非常艰苦，省、市领导许诺交通大学新址基建要什么给什么，但实际上西安什么也没有，交大办事处坐镇通济坊，从全国各地采购调运建筑材料，钢筋水泥也是外地来的，红松、白松都是从东北运来的，杉木也是从长沙那边调来的，连搭大礼堂的竹子也是王守基等几位同志到江西山地里面专门采购运过来的。工程任务很重，时间太短，压力很大，办事处的同志忙得连轴转，有时得夜以继日的工作，累了就睡在一个大通间里。通济南坊17号的交通大学办事处，策划并指挥着交通大学新址在唐兴庆宫遗址旁冉冉崛起。

多年以后，当时负责筹备处工作的一位干部找到张翰伯，说：“房产证未变更，仍是张翰伯的名字，交通大学筹备处已撤回交大，房产仍可收回归己。”张翰伯在西安市房地局任职，此事本来不难通融处理，但他还是拒绝了交通大学的好意，让按国家的相关政策处理了通济南坊17号院的产权归属问题，交给西安市，其高风亮节，值得在交通大学发展史上记上一笔。张翰伯在西安市房地局一直干到退休，享年90岁。通济南坊17号地址，现在建成了北大街国花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