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唐文治老校长诞辰150周年
贾箭鸣
近日分别赴上海、无锡,参加了唐文治老校长(1865-1954)诞辰150周年纪念活动。其间还曾与同事趁晋京公干之便,看望了九旬高龄的唐文治长孙女唐孝纯教授,感触很多。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唐文治老校长就是我们仰之弥高,“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这样一座巍峨高山。虽然他去世迄今已经60多年了,但我们总觉得他始终身处交大行列中,仍然还带着慈祥亲切的笑容在向我们谆谆叮嘱着,带领着我们向着未来奋勇前行。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唐文治先生是一位极其罕见的人物,他既是怀有崇高理想和远大抱负的政治家,博大精深的文化泰斗,也是最杰出、最具创造性的大学校长之一,是国学领域屈指可数的大学问家和开风气的教育家。他是1907年辞官出任校长的,那正是清朝的最后几年,是中国新式教育的萌芽阶段。在所身处的那个新旧更替风雨如晦的年代,他的眼光穿越时空,领先时代,看得很高很远,而他做得又很扎实,很有成效。作为中国高等工业教育的开创者,他是以世界一流作为办学目标的。他希望培养出的人才具有第一等的品德和学问,具有“奇才异能”,勇于创造第一等的事业,而这样的人才不但足以“分播吾国作为模范”,而且还要能够“与欧美各国颉颃争胜”。就一位办学者而言,这是何等的气度,试问当时还有几人尚能如此?为此他选择了正确的路径:以研究高深学问与保存国粹的相得益彰来确保学校发展,以中西贯通、工文并重、德智体全面发展来促进学生成长,而在这其中,以国学为代表的优秀文化对学校、对学生经年累月的陶养起到了一种极其关键的作用,也是这一类大学最不容易做到的。通过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不但使学校在当时就登上了能够与世界先进水平对话的高峰,而且也奠定了100多年来学校的 历史地位和基本发展走向,建立起老交大特有的文化形态,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
也正如古人所说,有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人,我们总是在想,20世纪初,在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工程教育的发轫之际,老交大能够由唐文治来做校长,那是何等的幸运!历史记载,唐文治先生是在交大最艰难的发展阶段出任校长的。他十四年如一日,焚膏继晷,艰苦奋斗,与师生员工情同手足,心心相印,就是在离开交大后,他关怀学校、关爱师生也未尝稍懈,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他为人刚正朴素,曾做过朝廷一品大员而不带一丝官气。他循循善诱,即之也温,身教言教并重,不但是严谨治学、严格治校和精勤育人的榜样,更是做人的楷模,是人们从内心深处由衷钦佩的师者和长者。虽然常常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但唐文治先生学风、文风和人格的伟大却都臻于完美,类似“三达观”、“三不朽”、“百世师”这样的评价,用在他的身上是贴切的。他以强烈的创新、创造和实干精神,成就了学校的辉煌事业,他以常人难以企及的道德文章和高尚行止,为世人树起了一座精神的丰碑。他的那种对于国家民族的崇高责任感,对于中华文化的热爱、坚守和鼎力传承,以及他对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所持有的正确态度,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献身与开拓,都达到了一种很高的境界,他所创造的巨大精神财富,给我们留下的丰厚思想文化遗产,是难以估量的。
时至今日,虽然环境与条件已经完全不同了,但唐文治老校长的教育思想和主张,他所倡导的风气,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作为老交大后继者、唐文治精神的传人,我们纪念老校长,就是要学习他的精神,践行他的理想,把他带领交大人所开创的宏伟事业不断推向新高度。在今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神圣的历史责任。中央已经发出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动员令,拥有120年光荣历史的西安交大必须做出应有回答,这就要求我们坚持立德树人,坚持严谨治学,深化综合改革,加快创新步伐,全面提高质量水平,努力走到时代发展的最前列。为此,深入学习、研究和宣传唐文治教育思想,从他的卓越实践中取得经验、汲取力量,就具有了很强的现实意义。在西安交大,每一名师生员工对唐文治老校长都怀有难以形容的深厚感情,交大人一定会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告慰老校长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