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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康,不能忘记的名字
2016-10-31  点击:[]

贾箭鸣
 
       彭康(1901~1968)是交大人永远不会忘记的名字。
       在交大人心目中,彭康首先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大学问家,具有传奇般的人生。他未及弱冠走出江西萍乡,东渡扶桑追寻真理,潜心叩学凡7载,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系统研习哲学,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曾将几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首译为中文,介绍给国内。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政变,血雨腥风弥漫九州,大革命陷于失败。在这一重大历史关头,彭康毅然抛弃即将拿到的学位、毕业证书,回国投身革命斗争,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郑重提出入党申请,经周恩来同志谈话后,于192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在文化战线的坚强战士和卓越的领导人,曾代理中央文委书记,是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反帝大同盟的发起人之一。此后他为掩护战友身陷囹圄,在国民党的刺刀下坐牢7年,坚贞不屈,表现出崇高的革命气节。抗战爆发,他成为我党在华东、华中地区的一名重要领导干部,于战火中开辟革命根据地,为陈毅同志亲密的战友。至全国解放10余年间,他转战大江南北,曾在三个中央分局(华中局、华东局、山东分局)任宣传部部长;担任过跨省区根据地党委书记,省工委书记,省委秘书长、组织部长等职;在刘少奇同志为校长的华中党校担任副校长,实际主持工作;他还曾是我党兴办的建设大学校长,为革命根据地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培养建设人才,由此深深结缘于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直至生命最后一息。解放初期,他还曾兼任山东大学校长。
       1952年 11月,毛泽东主席签署任命书,彭康任交通大学校长。次年3月他又受命兼任学校党委书记。此时彭康尚远在欧洲,作为中国文化教育考察团的副团长,对东欧6国教育进行为期7个月的详尽考察。1953年夏正式到校任职。自此,在这一岗位上呕心沥血忘我奋斗长达15个春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是交通大学西迁丰碑的奠基人,是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和广大青年学生衷心爱戴的师长。他博学多思,沉静从容,风度优雅,可亲可敬,与人宽,律己严,在师生员工中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与感染力。他以博大的胸襟、深邃的思考和开创性贡献名垂青史,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教育家的光辉典范。
 
       愿尽毕生之力办好西安交通大学
 
       彭康的名字与交通大学西迁紧紧联系在一起。
       彭康到校任职的第三年,1955年4月,为适应新中国大规模开展工业建设的需要,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大学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同时也从当时国防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国务院作出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重大决定。对此,彭康表示坚决拥护。4月9日,他主持召开党委会、校务委员会,传达中央决定,部署相关工作。委派总务长任梦林、基建科长王则茂立即赴京请示迁校事宜。5月初,彭康专程到西安,与资深学者朱物华、程孝刚、钟兆琳、周志宏、朱麟五教授一起,现场踏勘学校新址。经城南城东多处备选校园反复比较,最终选定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唐兴庆宫故址为交通大学新校园,在麦浪起伏的黄土地上铺开新的历史画卷。
       规划新校园,彭康专门指示将教学区与学生生活区、家属区分开,予以合理布局,考虑未来发展。他说:从长远看,学生的吃住不是由学校来搞,而是社会来搞。看看多年之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这是多么地富有远见卓识!新校园建成的几十年中,她的优雅、美丽、整洁,全国高校是数得上的。
       交通大学作为我国创建最早的著名学府之一,在当时最发达的繁华大都市上海已生长60载年华。交大在上海,上海有交大,这是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从经济实力、文化环境、工业设施、生源条件等各个方面来讲,交大在上海继续发展的优势都是非常明显的。但是,祖国需要一所高水平的工科大学到西部去;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相当一部分部署在西部,以实施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为起点,大西北的开发建设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广大人民群众在急切期盼交大的到来。这个道理,彭康在师生员工中,在党员干部中一遍遍地讲,把它化为全体交大人的共同意志。他充分发动党团组织的力量,并紧紧依靠教授专家开展工作,由德高望重的陈石英副校长、陈大燮教务长,以及任梦林总务长等牵头,组成了强有力的迁校领导班子,从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动员,敲定迁校、建校的每一个细节。
       西迁工作的推进迅速有力。1955年5月25日,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关于迁校问题的决定公布后,全校立即行动起来,上海、西安两地也随之动了起来。在西安市人民政府以及农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按12000名学生规模确定的1200亩土地很快征集到位,新校舍于10月26日开工兴建。来自全国的8支施工队先后开进这片皇家园林旧址,古老的土地沸腾了!
       1956年1月至2月,在西部人民群众热烈的欢迎声中,苏庄副校长率领的交大西北参观团抵达西安及西北各省市,目睹了西安新校舍拔地而起的情景,领略了大西北工业建设蓬勃发展的新貌,把令人振奋的信息带给师生。6月,包括张鸿副教务长在内,西安交大迁校先遣队抵达古城。8月10日,苏庄副校长带队,第一辆满载师生员工的列车在豪迈的歌声中驶往西安新校。9月10日,开学典礼在西安人民大厦隆重举行。此时,迁来西安的师生员工和家属已达6000余人,并陆续达到8000人。其中1956年入校的学生全部在西安报到上课。由于西迁深入人心,学校也做了卓有成效的动员工作,本年全国各地报考交大的学生大幅增加,录取成绩甚至高于以往。
       迁校之初,环境生疏,条件艰苦,尘土泥泞触目皆是,甚至未来得及修出一条像样的道路。但校园中洋溢着团结友爱奋发向上的气氛,同时学校提供了最好的后勤保障,使每名师生员工都深感温暖。当年迁来西安的老师回忆说:进了西安新家,洗脸水已经打好了,西瓜也切开了,先期运来的家具摆放得井井有条……
       交通大学西迁,彭康完全是从国家建设大局,从交大的长远发展看问题的。为此,他坚定不移,坚决果断。1957年的一段时间里,当迁校工作在“大鸣大放”的背景下出现反复,校内外议论纷纷,交通大学迁校俨然成为社会热点时,彭康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冷静分析所面临的情况,实事求是向上级反映,最大限度争取校内外和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在困难的情况下牢牢把握学校全局。他坚决拥护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要从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更好地动员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来看待交大的西迁,支援西北的方针不能变。他动员党组织和老教授,在师生中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统一了全校的思想。根据周总理交大迁校后在上海“留一个机电底子,以为南洋公学之续” 的指示,也针对当时迁校过程中所面临的复杂情况,经国务院批准,学校调整了迁校方案,交通大学分设西安、上海两部分,由彭康实施统一领导,西安部分的日常工作由苏庄主持。根据新的学科专业布局,已确定迁往西安的,按计划逐步西迁。重点仍是向西发展。至1957年底,大部分专业系科和师资力量,70%以上的设备及图书资料迁入西安新校。同时,有针对性地在上海部分发展了造船等新专业。在紧张的迁校、建校过程中,教学、科研有序进行,学校各项工作获得新的进展。
       1959年7月,国务院作出新的决定,交通大学西安、上海两部分单独成校,分别命名为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这是从实际出发的正确抉择。对交大,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揭开了学校历史新纪元,标志着交通大学建校63年后新的起步。同根生出的两所交大恰如一对双子星座,闪耀于西北和东南,在当时全国16所重点大学中占有两席位置,其对国家民族的贡献将更为突出。而广袤的西部地区从此拥有了第一所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重点大学。
       1959年10月,中央任命彭康为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此前,他担负交通大学领导工作已届7年,其中主持西迁工作前后就有4年多。在艰辛备尝的西迁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主导作用,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带领交通大学克服重重困难,顺利实现了西迁壮举。接受新的任命时他年已59岁,仍然还是那样,以饱满的革命意志去迎接新的挑战。时隔多年,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在参加西安交大85周年(1981年)校庆时,回忆彭康说:“国务院决定迁校后,他主动要求到西北来”,“他曾一再表示,要在西北扎下根来,愿尽毕生之力办好西安交通大学。”“现在当我们漫步西安交大整洁美丽的校园,看到西安交大巍峨的校舍和全校蓬勃发展的景象,就不禁要联想到彭康同志带领全校同志创业的艰巨。”
       扎根西安后,为充分发挥西安交大在国家和西部建设中的作用,响应国家“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彭康主持兴办了数理力学系、无线电系、工程物理系,在尖端领域建立了7个新专业,连同迁来西安的电机、动力、机械各系,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多科性工业大学学科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50年代初全国范围内院系调整大伤交大元气的被动局面,尤其是理工分家的弊端,为学校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根基。
       扎根西安是交大大规模培养人才的崭新开端。1960年首次冠以“西安交通大学”校名毕业的学生达1400余人,为建校64年历史上最多的一年。迁校后至文革前,学校向国家输送了近万名毕业生,超过迁校前60多年毕业生的总和。在西安新校园中,彭康继续组织教授专家系统总结老交大优良办学传统,倡导良好的校风学风,响亮地喊出“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的口号,并贯穿于学生培养的全过程,保持了良好的生源和第一流的人才培养质量,解决了人们在迁校前后最担心的一个问题。移师西安的交大依然是天南海北莘莘学子衷心景仰的学府,始终保持良好的声誉。
       扎根西安,胸怀大局,着眼于国家民族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在全国高教发展的大格局下推进学校事业。迁校后成立了15个研究所,科研工作全面开展起来。在彭康的鼓励支持下,西安交大教师踊跃参加全国学术界的各种活动。当时全国高校教材评审委员会的西安交大教授、副教授有数十人之多,几乎占到本校拥有上述职衔教师的全部,其中9人担任各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彭康本人则参加了著名的“高教60条”的制订。迁校后的交大在全国高校中以“出人才、出成果、出经验”著称,涌现出誉为60年代全国高校“五朵金花”的重大科研成果。交大的老师们活跃在教育界、科技界和各大企业,是众所瞩目的一支过硬队伍。
       扎根西安,在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工作生活,就要努力创造和谐的氛围,良好的环境。迁校时,根据当时西安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学校下决心从上海动员来一批后勤服务设施和工作人员,保证了基本的生活条件。“西安有个上海城”,一时传为美谈。为解决教职工子女的就学,兴办了高质量的附中、附小、幼儿园。从南方运来大批花木绿化美化校园。师生业余文化生活亦极为丰富,舞会、体育比赛、文艺表演、电影晚会经常举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学校办农场、腐竹厂、酱菜园,有桃园和苹果园,一度还养了猪和鸡,尽一切努力为师生员工改善生活。学校自产的牛奶送到每一位教授、副教授家中。
       如果说迁校、建校是一场巨大的考验,那么,迁校后的日子里各种考验接踵而来,如三年自然灾害的考验,“拔白旗”、刮共产风的考验,“大跃进”、大炼钢铁的干扰等等。这些,彭康和交大党组织都奋力将它们顶住,将其危害减小到最低程度。在大西北黄土高原上,在艰苦奋斗的漫长岁月中,他和全校师生员工开辟草莱,奋勇前行,稳定和壮大了队伍,发展了事业,创造了世所公认的交大又一个黄金时代。自然,在当时极左思潮甚嚣尘上的环境下,他每一步都走得那样艰难,他必须付出常人所罕见的巨大心血。
       庄礼庭教授当时就住在交大一村彭康楼下。他回忆说:常常从梦中醒来,听到彭校长来回的踱步声,夜深人静,分外清晰……
 
       牢牢抓两条:党的领导、教师队伍
 
       1953年7月彭康到校履新,第一件事情是登门拜访陈石英、程孝刚、钟兆琳、周志宏、沈三多等多位老教授,向他们请教如何办好交大。彭康的亲切和蔼,虚怀若谷,给大家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彭康办学,思路非常明确,就是紧紧依靠知识分子。他向全校提出,办好学校牢牢抓两条,一条是党的领导,一条是教师队伍提高。有了这两条,学校工作就能很好地完成。而实现党的领导,核心的一条是贯彻知识分子政策。这些话,他是1953年召开第一次全校大会时讲的,此后10多年以一贯之,任凭风吹浪打,从来没有动摇过。
彭康说,知识分子问题,主要是团结合作问题,要把他们当老师来教我们。发挥他们的作用,就是让他们有职有权,敢说话,敢负责。在彭康组建的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中,作为骨干教师的教授、副教授占到67%,而校务委员会又是当时党委领导下重要的决策机构。副校长岗位上先后有陈石英、张鸿、陈大燮等资深学者,彭康对他们非常倚重,让他们放手开展工作。
       他在学校党代会上郑重提出,学生要尊敬教师,青年教师要尊敬老教师,虚心向老教师学习。经他提议,学校为26名教授、副教授配备了助手,其中著名电机学家、一级教授钟兆琳教授配备3名助手。他特别要求,对于老教师和专家,在生活和工作条件上予以特殊照顾。钟兆琳教授的儿子被打成右派,处境险恶,彭康冒着风险将其调进交大照顾孤身在校的父亲。当时政治活动繁多,严重干扰业务。彭康对此进行纠正。他做出规定,保证教师5/6的业务时间,除教学科研工作外,“应减少他们一切活动”。
       加强党的领导,首先要有好的作风、好的形象。彭康主持制定的党支部工作条例,明确教师支部工作要以教学为中心,学生支部工作要以学业为中心。为此他说:“党员不干业务工作,就是把最基本的任务放弃”。“党员只有好好学习,迅速掌握业务上的发言权,才能打开工作局面。” 他在全校党员大会上讲:我们不能做空头政治家。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人,比如党总支书记,一定要能开一门课,否则光批评教育人家,而对知识分子的艰苦劳动一点也不理解。有一个教研室的党支部曾发生过不尊重老教师的事情,彭康要求坚决纠正。这个支部为此作出的道歉书修改了9遍才予通过。
       学校要有浓厚的学术氛围,要解放思想,放开思路。彭康明确表示:“学术问题可以自由讨论”,“学术问题党委和支部都不作结论,学术问题只是个人发言,可以争论,包括我对学术问题的发言”。“不能把学术问题当作世界观或是政治问题来批判”,“不要老是批评人家的名利思想”。这些话今天听来似乎老生常谈,平淡无奇,但在那个时代是要有极大勇气的。迁校后落成的图书馆,气势恢宏,设施先进,英国政治家蒙哥马利来校参观时誉为“亚洲一流的图书馆”。彭康指示把它建成高水平的学术中心,首先是把教师阅览室布置好,要为教师提供最便利的服务,老教师急用的书可以直接送到家里去。
       到校任职后,彭康集中精力抓好党的建设,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交通大学是当年著名的民主堡垒,早在1925年就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党的队伍一直活跃在校园中,至解放前夕,全校2000多名学生中就有中共地下党员180余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可贵贡献。但是,交大的党员主要集中在学生中。建国初期的党员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党组织派到学校工作的干部,一部分是学生或者留校任教的年轻教师。由于学生毕业、“参军参干”等因素,1952年底全校党员仅200余人,在师生中的比例是不高的。
       彭康到校不久即围绕党的建设,组织有关同志开展调查研究,明确党员发展工作的思路。针对当时新党员发展往往纠缠在家庭、社会关系问题上,彭康提出了几条重要原则:(1)历史问题看现在,社会关系看本人;(2)重要的是承认党纲党章;(3)对于有缺点的人,完全可以吸收到党内进行教育,要看主流、成绩,不要求全责备;(4)新发展的党员业务要强,至少要在中等水平以上。这样就打开了新的工作局面,1954年1月至1955年1月,学校一年间发展党员173人,全校党员达到500人的规模。上海高校曾作为重要经验予以推广。
       在此基础上,彭康于1956年主持制定了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五年计划,他希望有更多的教授学者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他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入手,亲自开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讲座,坚持每周讲一次理论课。从白发苍苍的教授到青年学者,大家竞相参加,从来都是座无虚席。作为具有丰富革命实践经验的哲学家,彭康的报告讲透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讲透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前景,讲透了社会主义交大的历史使命,使大家深切体味到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感奋于真理的力量。交大老教师们常常回忆道:当时校内最受欢迎的是彭校长的报告,他让大家在一种亲切的氛围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令人信服。
       教授的入党,彭康要一一过问。在1956年前后,就有老教授朱物华、张鸿、赵富鑫、周惠久、朱麟五、黄席椿、王哲生,中年教师刘耀南、庄懋年等相继入党。朱麟五教授当时是动力机械系主任,各方面表现出色,唯对入党信心不足。他说:“当时很自卑,觉得各方面水平都差,身体又不好,甚至觉得自己如果参加到党内来,就好像一个满是新车床的车间放进了一架旧机器,会给党增加包袱,因此不敢大胆提出申请。”彭康与党委多次约他谈心,打消他的顾虑。1956年4月讨论朱麟五教授入党,彭校长特地请教授们都来列席会议,以这种方式表明党组织的态度,给大家以鼓励。
对党外知识分子,彭康同样十分尊重。交大的九三、民盟基层组织,在学校的政治生活、学术建设中十分活跃,团结了一大批骨干岗位上的优秀知识分子,彭康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相知甚深的朋友,其中就有先任教务长、后为西安交大校长,曾两度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陈大燮先生。
       彭康在青年教师培养工作中付出了巨大心血。50年代,随着学校规模扩大,一大批优秀毕业生进入师资队伍,20多岁的助教一度占到教师总数70%以上,他们必须尽快成长起来,形成新的骨干力量。为此彭康主持制定了师资培养规划,并专门成立教师科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彭康明确青年教师边学边干、边干边学的培养方式,鼓励新老教师结成师徒关系,推广老教师传帮带的典型。鼓励青年教师钻研教学法,熟练掌握外语,熟知最新科技进展。当时规定,一名助教必须经过教学小组试讲、教研室试讲、部分章节试讲3个环节,反复磨砺、得到认可后才能获得讲课资格。而当老教师授课时,青年教师须随堂听讲。学校为青年教师开设了俄、英、日、法、德外语进修班共12个班次,先后选送50多人出国深造或去清华、哈工大等校进修。另有50多人送到大企业进行为期半年至一年的现场实习和科研训练。彭康与青年教师谈心或参加青年教师试讲,在教室听课或到答疑室、实验室,大家习以为常。他还曾就青年教师培养工作等,在无线电技术等教研室长期蹲点,参加教研室的各种活动。在全校努力下,数以百计的青年教师很快成长起来,涌现出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教学科研尖子,他们逐渐成为学校主力,使迁校后的交大获得很强的发展后劲。他们中如今已有9人成为两院院士、国家教学名师,有10多人成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有数十人先后担负起西安交大及其他高校的领导工作,有的成为全国重大先进典型、世界上有声望的学者,有的后来还走上了国家领导人的岗位。大家普遍认为,西安交大改革开放后大发展的底子是在50、60年代打下的,彭康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创造了无愧前人的业绩。
 
      “要多培养几个钱学森”
 
       1955年1月交通大学召开首届党员大会,确定学校工作的总方针是面向教学、面向学生。这就是交大从此讲了几十年的著名的“两个面向”。它集中反映了彭康的教育思想,是学校的根本大纲。在彭康的心目中,“学校的所有工作是为了学生”,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学校第一位的任务。他不允许以这样那样的借口破坏教学秩序,干扰人才培养工作,为此他曾毫无顾忌地对身边同志讲:“什么运动来了,你们都要记住学校就是学校——培养人才!”
       交通大学以培养国家民族的栋梁之才著称,人才培养质量是交大的生命线。社会主义新中国尤其需要交大这样的学校造就出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这也正是彭康为全校提出的目标:“我们要多培养几个钱学森,或者比他更好的。”彭康对交大严谨治学的优良传统极为看重,他请40年代即担任交大数学系主任,建国后主持全校教学工作的张鸿副校长,动员一些老教授,组织一个班子,系统总结交大的办学思想、理念和特色,对老交大何以涌现出大批杰出人才进行深入调查。
       当时有舆论主张,大学培养的不是专家,而是普通劳动者。彭康对此强烈质疑。他说:“我们一穷二白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科学家来改变”,交大就是要培养科学家、工程师。他认为大学生,包括大学教师、知识分子都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心要与劳动人民跳动在一起,但是如不具备建设本领,就从根本上违反了人民利益。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按教学规律办事,集中精力培养人才。他三令五申,“要限制社会活动和开会时间,把时间用到主要任务上”,“教学时间不得侵占”。他赞成教学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真刀真枪”地搞好生产实习,但坚决反对用一般性的体力劳动来代替实验、生产实习、毕业设计。他尖锐地指出,以为劳动就可以包办一切,“这是一条反面经验,必须纠正”。他亲自组织教学质量调查、专业方向调查和毕业生使用情况的调查,以掌握情况,探索规律,寻求人才培养新的途径。他曾经用将近半年的时间,主持对机械、动力、电气三系各一个教研室的调查研究,用大量事实说明片面强调参加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严重影响教学科研工作所造成的弊端,毫不手软地进行纠偏。
       “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在交大学生培养中居于特殊重要的位置。这正是彭康所郑重要求的:“三基内容不能少,毕业后学不到的内容不能少,数学物理内容不能少。”千方百计打好基础才有利于学生的成才,这是全校的共识,也是教学工作的着力点。1964年毕业,80年代初曾同时荣获两项国家发明奖的陈惠波回忆说:那时我们学习最看重的就是打基础,每读完一门功课,它的来龙去脉都能说出来。
       在人才培养问题上,彭康的很多想法、主张,在当时是很超前的,令人耳目一新。比如,他极力主张大范围地开展因材施教,实施拔尖培养,围绕造就优秀人才进行教育教学改革。他提出,要承认学生有差别,正视这种差别。要创造条件使学生能够主动地学习,让拔尖学生学得更好,让更多的学生赶上来。时任教学科研处长的庄礼庭教授回忆,彭校长曾向他建议试行两种改革,一是同一门公共课或基础课,教师挂牌,让学生自由选择学生听课;二是创造一种学分制和学年制相结合的制度,使学生在学习中有一定的选择余地。当时的环境下大家顾虑比较多,不敢接受他的第一种设想,只是在因材施教、拔尖培养方面开展试点工作,学校面向优秀学生增开部分课程,举办高等数学和外语快班,试办了优秀学生样板班,同时广泛开展学科竞赛、课外科技活动,受到普遍欢迎,为全校学习生活注入了活力。
       与“两个面向”相映成辉的,是彭康提出的“三活跃”——思想活跃、学习活跃、生活活跃。这是彭康在1961年学校团代会上正式提出的,并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成为学生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彭康总是希望全校活跃起来,学生更要活跃,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学有专长,多才多艺,生气勃勃。学校有关同志从企业考察中发现,本校一些毕业生显得比较呆板,不如清华等校的学生活跃。反映到彭康这里,立即引起他的警觉。他指示认真找出原因,找到对策。他要求整个学校的思想氛围、学术氛围、文化氛围都要活跃起来,以有利于创造性人才的培养。他希望建设一个宽松的环境,认真解决课程和课时过多,自学时间少,学生课业负担重的问题,使广大学生学得扎实而活泼。否则,学得太死,管得太死,会使许多优秀人才变成无所作为的庸才。他最反对学生变成书呆子,一再讲,“青年人要朝气蓬勃”,“兴趣要广泛,接触面要广”。他指示校团委设立专门机构指导学生课余活动。他要求图书馆购进更多品种的图书供学生借阅。他说:“要让学生看各种书,思想才不会僵化”,“大学生要有文化修养”。他希望校园中文艺、体育方面的人才逐渐多起来,“要发现这种人才,在教工中也要发现这种人才,这样才能活跃起来。” 彭康自己是一个很稳重的人,但也兴趣广泛,喜欢文体活动,华尔兹跳得很好,参加师生舞会常至终场。各种全校性体育比赛他都到场观看,从不中途退席,赛后还要同运动员、教练员聊一聊,讲几句鼓励的话。
        彭康深爱学生,呕心沥血培养人才,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西安交大的育人工作在全国高校中起到了典型示范作用,很有影响。蒋南翔同志曾评价说:“西安交大多年来经过师生员工的辛勤劳动,大学本科的教育质量不断提高,曾经达到我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高超的领导艺术  伟大的人格力量
 
       主持学校工作10余年间,彭康在师生员工中始终享有很高的威望,人们对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与热爱,在他周围形成了很强的凝聚力。他推进工作的得心应手,与他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深厚群众基础是分不开的。
       彭康十分尊重人才,也很会用人。陈石英是交大元老,1917年即到校执教,建国后多年担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副校长,是彭康在上海工作期间的主要助手。彭康对他非常尊重,许多全校性的重大工作请他来主持,包括担任迁校委员会的主任。反右期间有人向陈石英发难,但彭康坚决保护了他。张鸿是一位具有卓越领导才能的知名数学家,在彭康的亲自过问下入了党,先后担任副教务长、数理力学系主任、教务长和副校长,在学校人才培养工作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在彭康主持的学校领导班子中,教学有张鸿,学术研究有陈大燮,党务行政有苏庄,后勤服务有任梦林,都是经验丰富、威信很高的杰出领导人才,在彭康的信任和鼓励下独当一面开展重要工作。加上一批优秀中层干部的勤奋努力,保证了学校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很少能有人像彭康那样,作为学校的最高负责人,大部分时间在基层,在师生员工中间。要么他在教研室蹲点,要么在课堂听课。大操场有他,学生饭堂有他,文艺排练厅也有他。同学打开水拎的水瓶多了,他会帮着送到宿舍去。很多学生他叫得出名字。当时有些同学曾这样批评团干部或学校的工作人员:彭校长还经常与我们在一起,你们比他还忙?文牍主义、事务主义,在彭康那里是没有市场的。他把大量时间用来进行调查研究,与师生员工谈心交流。下班后他总是直接去学生区,晚上则在自己住的宿舍里不停地召开会议,找干部研究问题,接待来访的师生,直至深夜。他又是一个异常勤奋的人,个人学习抓得很紧,无论再忙,每周总要抽出整块的时间去图书馆读书。有一天读得太专注,闭馆后被锁在了阅览室。他起草报告写文章,从不要别人代劳。但实际上他极少拿稿子去作报告,他带一张纸条,一场大报告就能做下来,记录下来就是一篇条分缕析的好文章。
       交大人提起彭康,口吻总是有几分骄傲,特别是对彭康的级别津津乐道。的确,在高校,在整个大西北,像他那种资历、级别的干部,屈指可数。但人们所看到的彭校长,从来都是平易近人和蔼朴素的,没有一点架子,也总是那样的沉静温和,极少有人见过他发火,或是疾言厉色地批评人。
       但实际上彭康是一个刚直的人,原则性很强的人,是一个坚持 独立思考,从不违心讲话的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融汇在他的一言一行中,坚持真理,实事求是,铸成了他鲜明的品格。他最反对唱高调、赶时髦。他曾经赞成向苏联学习,也很尊重来自苏联、东欧的专家,但办学中他并没有简单地搞一边倒。他主张把苏联好的东西、解放区的教育实践,与交大优良的办学传统结合起来,形成有交大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教学体系。50年代中后期,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到处弥漫着对知识分子的苛求之声,接踵而至的运动伤害到一些人,彭康总是想方设法予以保护,一有机会就予以纠偏、甄别,一再讲“不要把学校气氛搞得那么紧张”。因此,他也被某些人认为是偏“右”的,为他文革中惨遭迫害种下了祸根。当时有一种风气,动不动就让大家下放农村工厂,去参加体力劳动,借以“改造”知识分子。对此,彭康是极不赞成的。他经常讲:“科学家主要劳动在图书馆、实验室”,“艰苦奋斗,这要表现在工作、学习、科研当中,攻下堡垒,攻下难关”。当时的口号是又红又专。彭康讲,对这句话要全面理解,红必须专,红而不专就是不红,学习不好,业务上不去,不是我们所需要的的德才兼备的人才。对有人一度热衷于制定所谓红专规划,政治术语一条条的做法,彭康批评说:这些东西流于形式,不要再搞了。现在要切切实实做些事情,比如听什么课,补什么基础,掌握哪些基本实验。尖端要有雄厚的基础,没基础尖端就是空的。他尖锐地说:天天学政治,搞政治挂帅,基本任务不能完成挂什么帅?我们决不能培养空头政治家。60年代欧洲一个小国被捧为“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到处让人家学习,彭康也被派去实地考察。但他一回到学校就明确表示那里在搞极左的一套,绝不能效仿学习。这在当时要有多么大的勇气!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党的高级干部,彭康只认准一条:服从真理。彭康的了不起,就在于他一直在努力纠正错误的东西,与左的思潮进行默默而持久的抗争。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他从来没有退缩过。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了所能做的一切工作,千方百计为学校创造一个政通人和的环境,按照教育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推动交大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拥有彭康实乃交大之幸,中国高等教育之幸。
       1968年3月28日是交大人记忆中一个黑暗的日子。这天早晨,68岁的彭康被造反派强行拖出家门,游行批斗致死。这令人发指的一幕成为震惊全国的大事件。
       1966年骤然兴起的,把极左思潮推向极端疯狂的文化大革命,彭康首当其冲,绝难幸免。此年6月17日,西安交大党委被改组、打烂,彭康被撤销一切职务,与交大上千人一起,成为残酷迫害的对象,西安交大由此成为全国有名的文革重灾区。而在彭康遭受迫害的问题上,巨奸康生起了很坏的作用。在将近两年时间里,彭康所经受的非人折磨,此处不忍着笔。所要说明的是,他勇敢地迎接了这场真理与谬误的较量,在严酷的斗争面前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高贵品性,从来没有低下自己的头,坚持正义一直到生命最后时刻。人们在他身上读出用鲜血凝成的6个字:坚韧,坚贞,坚强。
       彭康就这样去了,但他在师生员工心中永生。
       雨过天晴的日子里,青松掩映的校园深处矗立起彭康的雕像,他微微含笑,亲切的目光投向一代代的交大人。彭康,他是迄今为止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交大校长、党委书记,1953年7月至1968年3月,以满腔热血、豪迈的气概,奋斗在交大师生员工的行列中,带领我们迎着风雨奋勇前行。他的心血滋养了这片碧绿的校园,他的身影融入交大伟岸的事业,他的故事将世世代代被人述说。
                                                                                                  2006年5月25日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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