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史与大学文化研究中心
当前位置: 首页>>星汉灿烂>>交大名师>>正文
彭康教育思想与实践述略
2016-10-31  点击:[]

陆根书  龚诞申  王文生  贾箭鸣

       一、战斗、求索的一生

       (一) 投身革命,追寻真理
       彭康(1901-1968),又名彭坚、彭子劼、彭嘉生。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文艺批评家、教育家。1901年8月26日诞生在江西省萍乡上栗南岭下村的一个书香之家。祖父是前清举人,为人清高耿直,一生既没有发大财,也没有做成大官,但平日注重传统礼教,常以“勤俭起家,忠厚待人”教导子弟。彭康祖父生有九男九女,是一个大家庭。在彭康10岁时,经济状况难以为继,分了家。彭康父母带着弟妹3人开始过独立的小家庭生活,将家中分得的土地出租,籍此维持开销。彭康的父亲叫彭松年,字仲绍,小时在家读了许多书,因身有疾患,难以操持农事,在萍乡中学以文牍谋生。彭康自幼在家从事过犁田、插秧、收割、晒场、挑水、砍柴等农活,了解了农村及农业生产,经受了体力劳动的锻炼。
       1913年以彭坚之名入萍乡中学第八班读书。上届同窗有张国焘,同班有张自立、梁炳纯、梁识魁、陈启鹏、黄世璇、黄世沅、李忠恕等。学校拥有一批学识丰厚、循循善诱的老师。英文教师俞其辉,数学(代数、几何)教师孟琦,地理教师黄道腴,中文教师李迪初等,都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在萍乡中学,彭康英文学得最好,其他各科也颇有建树。1918年夏,五年级即将毕业时,军阀张宗昌带兵攻打湖南,波及萍乡,占领了学校,学业被迫中止。当年秋,在姑表兄张有枢鼓励帮助下,由本族祠堂筹措经费,彭康随亲戚李隆前往日本求学。1920年,与刘祖霞一同考取日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1921年4月考得文科第六名,前往鹿儿岛第七高等专科学校继续学业。到二年级时,彭康由于阅读英文相当迅速,一天可读100页上下的英文小说,遂被编入文科乙组,专攻德文,英文副之。
       1924年3月,彭康毕业于鹿儿岛第七高等专科学校,考取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他嗜书如命,异常勤奋,应修的3年18门课程只用了2年就已读完。课余广泛阅读社会科学书籍刊物,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早在鹿儿岛第七高等专科学校时,他已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思想。那时有留日学生,包括周佛海等,经常散发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引起彭康的关注。到了京都大学,这里的思想更加开放自由,中国留学生也比较集中,经常交流探讨关于改造中国社会的意见。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日本,在留学生中引起巨大反响。彭康积极参加了留学生“反对日本干涉中国”的抗议活动,在思想上也逐步走出唯心论哲学的圈子,向唯物论迈进,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理论。1926年秋,经京都大学法律系同学介绍,彭康参加国民党左派。由于通晓日、德、英文,他开始大量阅读有关马列主义的书籍,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改造世界。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内形势急转直下,血雨腥风弥漫九州。新文学运动的重要团体创造社决计扩大队伍,加强力量,更有力地投入反封建专制的斗争。同年10月,创造社发起人之一的成仿吾亲赴日本,动员冯乃超、彭康等热血青年回国参加斗争。这正是彭康早已向往的。此时他已完成毕业论文,尚未毕业,毅然放弃学位、毕业证书,于11月下旬与冯乃超、李初黎、朱镜我、李铁声等一同回到白色恐怖中的上海。
       彭康回沪后立即参加了后期创造社的工作,成为骨干之一,在斗争的考验中实现了人生重大飞跃。1928年1月,经彭讷、刘大年介绍,中共上海闸北区委批准由日本归国的彭康等5人入党,不久在上海一个僻静的小饭馆阁楼上为他们秘密举行了入党仪式。彭康加入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与李一氓、潘汉年等人同在一个党小组。此时正值党中央贯彻六大决议,加强对革命文化工作的领导。彭康所在的支部改称文化支部,彭康为宣传委员。1929年2月,彭康任闸北区委委员。半年后,他与杨贤江、吴亮平、杜国庠、冯乃超等参加中央文委的领导工作,彭康任文委委员、代理书记。此间,创造社成立党组,李一氓任书记,彭康为其成员。1929年起,彭康还先后参与发起、筹建了中国著作者协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等,形成了反“文化围剿”的骨干力量。
       创造社是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于1921年6月在日本成立的一个重要文学团体,艺术创作上体现了反帝反封建的要求。随着冯乃超、彭康等的加入,后期创造社更加鲜明地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即普罗文学)的口号,以上海为中心,日益活跃地开展左翼文化运动。1928年1月,创造社主办的《文化批判》创刊号引用了列宁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提出办刊的任务就是“从事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的批判”,为新的事业“贡献全部的革命理论”。彭康既是《文化批判》的主要编撰人员,还先后为《流沙》、《思想》等刊物撰稿。这些刊物关注“包含哲学、政治、社会、经济、艺术一般以及其余有关系的各个方面的研究与讨论”。在这一时期,彭康从哲学思想和文化批评两个方面入手,撰写、翻译了大量理论研究著作。
       彭康坚定地认为,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认识中国现实,推动中国的社会革命。他说:“这种方法是现实世界和社会底本来的发展形态,所以是正确而有实践性的。现在我们的任务是把握这个方法来分析中国现实的社会以达到真理,以建立指导行动的理论” 。他以大量精力撰文系统介绍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其代表作有《哲学的任务是什么》(1928年1月,指出版日期,下同),《科学与人生观——近几年来中国思想界底总结算》(1928年2月),《思维与存在——辩证法的唯物论》(1928年3月),《唯物史观的构成过程》(1928年5月),《思想底正统性与异端性》(1928年8月)和《厌世主义论》(1928年10月)等。1929年5月,这组文章以《前奏曲(Progress)》结集出版。序言中说:“我的希望是因我的这个开端而引起多数的学者来努力从事和继续这个工作,以建设中国特殊状态下的积极的思想——世界观和人生观。”
        与此同时,彭康着手大量翻译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有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1929年6月),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929年夏),卡尔·考茨基的《新社会之哲学的基础》(1929年10月),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1929年12月)等。在《费尔巴哈论》的译后记中,彭康写道:“之所以翻译这书,也是为的使中国的读者能理解辩证法的唯物论之根本原理,及他在历史的发展上是包有全哲学史的必然的发展阶段。”他表示,这样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自己要坚持做下去。
作为学养深厚的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彭康先后任上海群治大学、艺术大学、中华艺术大学教授,在青年学生中传播革命真理。他的讲课引人入胜,极富哲理,往往得到很高评价,被视为青年学生的朋友和尊敬的导师。当年的一名学生杨纤如(曾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回忆说:正是通过彭康同志的讲课,形成了自己革命的世界观,奠定了人生道路。
       彭康先后发表大量文艺评论,积极投入 “革命文学”大讨论,推进左翼作家运动。其代表作有《五四运动与今后的文化运动》(1928年5月),《什么是“健康”与“尊严”——〈新月的态度〉底批评》(1928年7月),《新文化底根本立场》(1928年11月),《革命文艺与大众文艺》(1928年11月),《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1930年2月)等。他翻译出版了《高尔基论》(1928年8月),《托尔斯泰——俄罗斯革命的明镜》(列宁原著,1928年10月),《托尔斯泰》(列宁原著,1928年10月)。他的后两篇译作,同冯雪峰翻译的《艺术形式之社会的前提条件——关于艺术的断片》(马克思原著)、《论新文学》(列宁原著),是最早被介绍到国内的4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论著 。
       彭康大力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文化观点。他从辩证唯物论出发,深入浅出地论述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的关系;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思维与存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文化运动与社会革命等不同角度,深刻论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中国社会发生、发展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他在《新文化底根本任务》一文中指出,我们所谓的文化,“决不是与自然对立、精神自由地超越自然所创造出来的,它是以利用自然为目的的人类与自然的斗争。”“认识是有实践性的,一定要由认识到行动,因为只是理解自然等于没有理解,由理解自然到改变自然,这才能具体地支配自然、创造文化。”他在《五四运动与今后的文化运动》一文中指出:“社会原是矛盾的社会,矛盾会发展,以五四运动为契机,中国的民众运动必然地转变,扩大,终于颠覆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伟大的任务都落在普洛列塔利亚特(无产阶级)的双肩上。”“确立辩证法的唯物论,以清算一切反动的思想,应用唯物的辩证法以解决一切紧迫的问题。” 在《革命文艺与大众文艺》一文中又指出:“在阶级立场与阶级意识之下,思想的组织化使得读者得到旧社会的认识及新社会的预图,感情的组织化使读者引起对于敌人的厌恶,对于同志的团结、激发斗争的意志、提起努力的精神,这是革命文艺的根本精神,也是它的根本任务。”
       彭康在他著、译的一篇又一篇文章中,大声疾呼“普罗文学”时代的到来,向黑暗的旧势力宣战,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胜利充满了希望。他坚定地表示:“辩证法的唯物论的思想家和文艺家决不绝望、颓丧,纵是现在是怎样的黑暗。他们有信仰,他们有忍耐与勇敢,他们的肩上担着光荣的历史的使命,他们的眼前展着灿烂的光明的未来。” 他旗帜鲜明地批判了梁实秋等人为首的“新月派”们的资产阶级文艺观,揭露了“玄学鬼”张君励、“科学神”丁文江、“柴积上日黄中的老头儿”吴稚晖等所谓“科学人生观”的唯心主义本质,针锋相对地批驳胡适“实验主义”。
       就在彭康激情满怀投入革命文学运动的同时,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彭康也站在创造社一边写了文章。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1929年6、7月间,中央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决定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周恩来、李立三、李富春等中央和江苏省委的负责人,对论争作了认真地分析研究,认为这是一场发生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争论,双方在坚持革命文学的方向上并无原则分歧。批评了创造社、太阳社部分成员所犯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错误,要求党员作家首先停止对鲁迅的批判,结束论争,争取把一切进步文艺力量团结在党的周围。彭康坚决贯彻中央指示,通过筹组中国著作者协会、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自由大同盟等,加强联络与团结各方面人士,共同投入到反文化围剿的斗争之中。事后,鲁迅在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中肯地指出:“革命文学之所以旺盛起来,自然是因为由于社会的背景,一般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而那些“新份子里,是很有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 。“左联”筹备工作在潘汉年的具体领导下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彭康作为中央文委成员花费大量精力参加了其中许多工作。他们主动联系鲁迅先生,向他汇报工作,着手起草“左联”纲领,分头征集会员。1929年10月确定了“左联”的基本构成成员,即筹备人和发起人,其中有鲁迅、郑伯奇、蒋光慈、冯乃超、彭康、夏衍、阿英、柔石、戴平万、洪灵菲、阳翰笙、冯雪峰等12人 。1930年3月召开了 “左联”成立大会,鲁迅发表了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总结了革命文学倡导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强调了联合战线的重要性。潘汉年代表党中央出席会议并作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的报告,冯乃超、郑伯奇、彭康、田汉、阳翰笙等也在会上先后发言。彭康作为主报告人之一,在讲话中希望大家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坚持不懈地战斗。
       (二) 牢狱七载,千锤百炼
       就在“左联”成立不久,彭康意外被捕。1930年4月8日,彭康的一位战友刘义清到北京路京城大戏院(今黄埔剧场)门前散发传单,遭租界巡捕拘捕,不幸遇难。9日,其继子葛文成将遗物(包括一些武器)送往公共租界赫德路彭康处暂存,被人告发。巡捕随即闯入彭康家中搜查,当场拘捕彭康。彭康当时使用化名彭子劼,公开身份是浦江中学校长。被捕后关押在提篮桥监狱西牢,编号938。一月后,租界临时法院开庭审判,彭康虽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但法院仍以“意图推翻国民政府,组织暴动,进行违反三民主义的宣传”等罪名,判处有期徒刑7年,“褫夺公民权”10年。不久移送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审理,维持原判。1931年5月,顾顺章叛变,供出彭子劼即彭康,是中共党员。彭康又遭审讯,但他坦然自若,机智斗争,拒不承认所指控的罪状,当局不得不再次维持原判。1932年2月,国民政府大赦,彭康获减刑,刑期提前至1935年2月。但刑满后又以“毫无悔悟诚意” 继续羁押于苏州反省院。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进入全面抗战,中国共产党倡言国共合作,苏州反省院138名难友强烈要求奔赴抗日前线,他们公推彭康为首,与反省院当局进行艰苦谈判。经过13天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获得无条件释放的胜利。
       1930年4月到1937年8月,彭康入狱长达7年多。他正义凛然,威武不屈,顽强斗争,置生死于度外,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他领导过监狱的绝食斗争,并坚持组织狱中读书学习,利用一切机会宣传革命主张,秘密联系党内同志,团结教育难友共同对敌。关押提篮桥监狱之初,彭康囚禁在专门关押政治犯的“R·D”监舍,只能在逼窄的 “小号”里席地而卧或盘膝而坐,由外籍狱卒严密看管,终日不能读书看报,也不准大声讲话,稍不顺眼便遭来一顿鞭挞。对此,彭康毫无畏惧,斗志弥坚。他把监狱当作一个特殊的学校,点点滴滴的机会学习钻研革命理论。他和难友们想了各种方法,从监外带进《辩证唯物论教程》、《政治经济学》等一批宝贵书籍。彭康利用放风机会辅导大家,讲解哲学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问题,勉励大家坚定信念,坚持斗争。
       当时看管他的狱卒是一名印度人。彭康用英语与之交谈,逐渐取得其同情,通过这名狱卒不时能得到来自监外的书报。在一次突击查抄牢房时,这一秘密暴露。狱方恼羞成怒,不但立即撤换狱卒,更将彭康关进号称“风波亭”的狱室加以迫害。“风波亭”黑暗密闭,仅0.25平方米,彭康在这里关押了26个日日夜夜,出来时奄奄一息。上世纪50年代,彭康到交大工作后参观提篮桥监狱,特地到“风波亭”看了看。他感慨地说,在这里度过的每一天都终身难忘!
       转押到苏州反省院后,彭康仍是那样,有理有节地坚持长期斗争,并抓紧分分秒秒的时间勤奋地钻研学习。在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也在中国思想文化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撰写了《老子的世界观和无为主义》、《荀子的性恶论》、《唯生论和帕格森哲学》等论文,借古讽今,宣传唯物主义观点和立场。狱中岁月的长期磨练,彭康养成沉静寡言、深思熟虑、刚毅稳重的性格,无产阶级世界观更加坚定,斗争经验更加丰富,理论上也更加成熟起来。
       (三) 身负重任,转战南北
       1937年秋,彭康出狱即前往武汉寻找党组织。经长江局董必武同志亲自谈话,恢复了党组织关系。自此长期战斗在华中、华东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党、政、军多种领导职务。他身负重任,忘我工作,迎着抗日烽火走遍安徽、江苏、山东各地,为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11月起,彭康先后任安徽省工委书记,鄂豫皖临时省委书记,鄂豫皖区宣传部长,淮南路西省委宣传部长、书记、联防司令部政治委员。1940年秋任中原局宣传部长。1941年4月,任中共华中局宣传部副部长、华中党校副校长(刘少奇同志任校长)、华中局文委书记。1942年春任华中局委员、宣传部长,不久任华中建设大学校长。1945年12月起,先后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长、秘书长、华东建设大学校长。1948年2月起先后任中共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山东分局委员、宣传部长、党校校长等职,在这些重要的岗位上拼搏进取,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
        抗战初期,彭康和郑位三、张劲夫等深入鄂皖山区,在艰苦的条件下开展工作,恢复重建安徽江北及大别山地区遭到严重破坏的党组织。组织107个工作团2400余人,分赴各地宣传和发动群众,为新四军输送有生力量,发展壮大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相继将寿县、六安、舒城、庐江、无为、巢县等地的地方武装补充到新四军四支队,以及淮南抗日游击一、二支队。我军占领安徽定远县城后,彭康亲往定远,具体指导淮南路西第一个人民政权——定远县民主政府的建立,并带动周围各县成立抗日政权。
        彭康是根据地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重要领导者。他主持建成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一年,他就与钱俊瑞等一起,在华中鲁艺开展了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在他具体指导和组织下,苏北、苏南、苏中、淮南、淮北等相继兴办了文化协会及各类文艺社团,编辑报刊,出版书籍,组织进步文艺演出活动,用各种喜闻乐见的方式,激励广大军民奋勇抗日杀敌。根据地吸引和聚集了一大批投身抗战的革命文化人。
        作为整个华中根据地整风审干工作的先行与示范单位,彭康亲身领导了华中局党校的整风和审干工作。苏、浙、皖、赣、鄂、鲁、闽等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县团以上干部先后参加整风学习,三期学员达1000余人。彭康从实际出发,正确把握整风精神,带头学习,亲自宣讲中央整风精神。他主持起草的华中局宣传部《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讨论中央决议的通知》被列为整风学习指定文件。在他的领导下,华中局党校整风及审干较好地贯彻了中央精神,讲政策,讲大局,坚持调查研究,注意分清是非,坚决不搞“逼、供、信”,纠正肃反扩大化的倾向,真正做到了对党负责,对革命事业负责,对同志负责。其经验作为典型加以推广并上报党中央。华中局党校培养出的大批干部,成为党、政、军各方面的有生力量,在全国解放乃至新中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彭康的思想水平和工作作风深深地影响了这批干部。
       1945年春,华中局决定以党校为基础创办华中建设大学,以加快根据地建设,迎接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彭康任校长,张劲夫任副校长,负责这所新型大学的筹建与发展。彭康主持召开学校第一期开学典礼,他在讲话中全面阐述了建设大学的宗旨、校风和任务。告诉大家,我们正处在大反攻的前夜,兴办这所大学,就是要加速培养一批有觉悟、有文化的干部,在党的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建设大学开设了财政、文教、民政、民运四个系,邀请党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来校讲学,教授革命理论和专业知识。彭康本人主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反帝反封建斗争任务》、《关于新民主主义的道路》等。范长江、梅益、张劲夫等都曾为学生讲课、作报告,华中局和新四军领导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等经常前来参加学校活动。在彭康倡导下,“上课与工作交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注重学生思考能力和工作才干的培养训练,形成办学鲜明特色。学校安排了丰富的实践教学活动,经常组织师生深入乡镇调研实习,了解社会实际。各系、各班每天都要就某个专题进行讨论和交流,让学生在自由的气氛中踊跃发表观点。师生们过着集体化、军事化的生活,虽然条件艰苦,纪律严格,但人人精神饱满,学习热情格外高涨。建设大学朝气蓬勃的景象引起广泛关注,美国《密勒氏评论》记者爱德华·罗尔波曾专门采访彭康,在报道中称华中建大是“世界上最新式的大学”。在抗战胜利之际,彭康主持了第一期毕业典礼。此后建大又招收了两期学生。彭康任校长的华中建设大学、华东大学先后培养了数千名骨干人才,同学们学成后立即奔赴斗争第一线,适应了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
       (四) 呕心沥血,兴学强国
       1949年5月,时任中共山东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长、党校校长,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的彭康,由组织任命兼山东大学校长,这是他献身于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开端。1950年11月,在彭康主持下,华东大学迁往青岛,与山东大学合并。彭康担任迁并处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巩固新生革命政权日理万机的繁忙情况下,投入大量精力推进两校顺利合并,圆满完成了任务。
       1952年7月,中央组织文化教育考察团,彭康任副团长兼党支部书记。9月起至次年4月,文化教育考察团先后访问了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苏联七国,系统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办学经验。
       1952年9月,教育部提名彭康担任交通大学校长。11月15日,毛泽东主席签发彭康任命书。1953年3月,中央正式任命彭康为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7月,从国外考察归来的彭康到校任职。并于10月任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在上海工作期间还先后任市委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哲学分会会长等职,为中共八大代表。
    1955年春,根据全国工业布局和国防建设形势,以及调整全国高等教育布局的战略需要,国务院作出交通大学西迁的重要决定。在彭康的主持领导下,迁校工作迅速推进,从1956年起,一批批师生陆续迁往西安。1959年9月,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西安、上海两部分分别独立建校。中央任命彭康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并任陕西省委委员、省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陕西分院副院长、西安哲学学会理事长等职。
       “文革”浩劫,在党内巨奸康生等的直接染指下,深受师生员工爱戴的彭康无端受到诬陷和残酷迫害,被打成“三反分子”,撤销职务,在无尽无至的批斗中经历了近两年炼狱般的岁月。他坚持真理,拒不向邪恶低头,不讲一句违心的话,浩然正气,铮铮铁骨,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高贵品性。1968年3月28日在游斗中窒息致死。1978年6月24日,中共陕西省委为彭康平反昭雪。

       二、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彭康是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忠诚实践者、探索者。在领导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的长期实践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认真研究、总结老交大的办学传统以及革命老区的教育经验,重视学习借鉴苏联的教育经验,积极探索高等教育规律,办好社会主义大学,培养高质量人才。他坚决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双百”方针,充分发挥党内外人士和老教师的作用,十分关心教师的培养和提高,无微不至关怀广大青年学生的成长。他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典范,以博大的胸襟、深邃的思考和开创性贡献名垂青史,成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教育家。
       (一)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高质量建设人才
       1.继承发扬老交大优良传统
       交通大学1896年以南洋公学之名创建于上海,是我国成立最早的大学之一和工业科技教育的先驱,曾经被视为实业救国的旗帜,有“民主堡垒”之称,具有严谨治学的优良传统和鲜明的办学特色,校风学风醇厚,以培养国家民族的栋梁之才著称,担任过校长的唐文治、蔡元培、张元济等,都是首屈一指的大教育家。彭康对交大的传统和风范极为看重,在多种场合予以高度评价。他动员老教授组成一个工作班子,请40年代即担任交大数学系主任,建国后主持全校教学工作的张鸿副校长牵头,系统总结交大半个多世纪的办学思想、理念和特色,对老交大何以涌现出大批杰出人才进行深入调查。针对新中国培养人才的要求,并借鉴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革命老区办学的经验,积极探索社会主义交大人才培养新的路子。交通大学的办学特色“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就是那个时候总结出来并加以推广的。
       彭康强调说,继承老交大传统,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把学校办得更好。他经常用老交大培养出的优秀人才勉励大家,其中讲得最多的,是1934 届毕业生、1955年冲破阻挠从美国归来的杰出科学家钱学森,树为全校持久学习的榜样。他满怀信心地说:“我们要多培养几个钱学森,甚至比他更好的!”
       2.明确目标任务,确保第一流的培养质量
       彭康坚持正确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把人才培养质量视为交大的生命线。他在学校党代会的工作报告中阐明:“学校的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培养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需要的专门人才。我们培养学生的根本目标是又红又专”。当时有舆论主张,大学培养的不是专家,而是普通劳动者。彭康对此强烈质疑。他说:“我们一穷二白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科学家来改变”,“今天知识分子不是多而是少了,要大量培养”。交大这样的学校,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的科学家、工程师。他认为大学生,包括大学教师、知识分子都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心要与劳动人民跳动在一起,但是如不具备建设本领,就从根本上违反了人民利益。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按教学规律办事,集中精力培养人才。在人才培养中,“要有明确的方向,这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反对政治脱离实际、脱离业务的倾向。但是,“政治要过得硬”,“业务也要过得硬”,绝不能仅仅满足于“业务上过得去”,要把政治落实到“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中。总之,“要有明确的政治方向,旗帜鲜明,为社会主义而教、而学”,就是“要在明确坚定的方向下,努力学习,赶上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攀登科学技术高峰。”
       明确了培养目标之后,应该通过什么途径、创造什么样的环境来培养学生,彭康对此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思考,从理论和实践上作出了创造性的回答。
       ──学校一切工作以培养人才为中心
       1955年1月彭康主持召开交通大学首届党员大会,确定学校工作的总方针是面向教学、面向学生。这就是交大从此讲了几十年的著名的“两个面向”。它集中反映了彭康的教育思想,是学校的根本大纲。在彭康领导学校10多年间,不管风吹草动,学校始终坚持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坚持教学为主,保持良好的教学秩序和勤奋向上的校风学风。直至极左思潮甚嚣尘上的文革前夕,在受到种种非难的情况下,彭康仍然坚持这一主张不动摇,还在反复强调学校各项工作都要围绕教学和人才培养开展,各部门要全心全意服务于教学,避免政治运动冲击教学。
       ──探循教学规律,深化教学改革
       彭康是教育教学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他说:“我们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里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就需要采取更有效的办法,培养出有较高的科学技术文化的人才来,实现全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因此,我们有必要进行教育改革,把我们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进行改进,更加迅速地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出有较高科学技术文化水平的人才。教改不能降低质量,否则何必改?改了以后,要使学生学得更多、更好、更牢、更活,学了能够用,这就能适应国家形势的要求,使学生更好地从事工作,为现代化服务。”为推进教改,彭康亲自组织教学质量调查、专业方向调查和毕业生使用情况的调查,以掌握情况,探索规律,寻求人才培养新的途径。60年初,经彭康指示,学校在条件成熟的系设立了教学改革试点班,带动全校的教改。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要成为主动者,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彭康主张,学校中的一切教学活动都是为了使学生学好,因此必须做到教学相长,在教学过程中重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扭转被动学习的状况,使广大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动者。学校的教学计划、教学方式甚至日常生活安排,都要围绕这一目标进行调整、改革,努力形成生动活泼的教学和学习局面。既要上好课,做好实验,也要给学生多留出自修、上图书馆、独立思考的时间。提倡启发式教学,反对死记硬背、生吞活剥。他结合自己在国外学习、考察的体会说,那里的大学生学得并不比我们多,但学得比较活,也更注重能力,这很值得借鉴。
       在彭康指导下,学校确立了有利于学生生动活泼学习的“教学三原则”,其中第一条是“少而精、学到手”,第二条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第三条是鼓励革新批判精神。为帮助新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搞好学习,学校于1954年在全国率先设立一年级办公室,配备骨干师资悉心指导学生。在学生中享有很高威信的著名物理学教授赵富鑫、资深数学教授徐桂芳等都承担了其中的领导工作。
       ──教师要教书育人,发挥主导作用
       彭康认为,“提高教学质量就要师生结合”,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是辩证的统一,为了保证培养质量,必须调动教师与学生、教与学两方面的积极性。教学过程中要重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既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重视启发和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和学习态度,掌握学习方法,鼓励他们学得主动、生动。
        彭康经常讲:有好教师才有好学生,“学生怎样学,怎样培养他们的思考方法、学习方法,以及怎样培养好的学风等等,都要老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全面发展,教师首先要有全面发展的观点,对学生全面负责,既要管学习,也要管思想,教书育人并重。既要尊重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相对独立性,也要特别重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防止对学生不愿管、不敢管,放任自流的倾向。他勉励广大教师加强唯物辩证法的学习,广泛开展教学法研讨活动,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在教学中加强启发和引导,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所反映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方式方法。
——建立稳定的教学秩序,加强后勤保障
       彭康狠抓稳定教学秩序的工作,重视加强日常教学管理,注意克服薄弱环节,排除一切对教学的干扰。在他主持下,围绕人才培养,制订出一系列学校工作规章制度,如《校务委员会负责制暂行条例》、《系常务委员会实施办法》、《加强行政管理,整顿公共秩序的暂行规定》、《教研组工作条例》、《总支委员会工作条例》、《支部委员会工作条例》等等。他要求把课程、课时、教室、教材、教师固定下来,不要经常变动,并从教师任课、排课、教室分配,到生活后勤保障方面的冬菜储存、棉衣补助、宿舍管理等方面,件件检查落实。他要求大家都负起责任,使学校一切工作有条不紊,按秩序地去办,为教师教好、学生学好创造一切条件。
        3、毫不动摇地加强“三基”
        彭康认为,学习要重在打基础,交大的教学关键在抓好“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三基内容不能少,毕业后学不到的内容不能少,数学物理内容不能少。”1958年至1960年间的“教育大革命”,出现了打乱课程体系、削弱基础的实用主义倾向。对此,彭康提出严肃批评。他形象地说:“还是要三级火箭”,就是要按基础课、技术基础课、专业课循序渐进,先打“基础”,再建“高楼”。对学生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要有严格要求,要学好、学活、学牢、学得过硬,还要熟练。例如,看图、制图、运算能力,一定要练好练熟;要教学生学会分析、整理感性材料,将来搞科研、做工作都需要这种能力;凡有规格要求的,都要合乎规格,不合规格的要重做,要培养“三严” (严谨、严格、严密)作风,不能马马虎虎。
       坚持交大“基础厚”的教学特色,千方百计打好基础,以利于学生的成长、成才,形成了全校的共识,成为教学工作的着力点和长期坚持的方向。学校顶着风险,排除种种干扰,防冒进,不跟风,坚持按教育规律办事,走自己的路。不少高校一度盛行的一年级上专业课、“单科独进”等躁动一时的做法,由于彭康明确表示反对,在交大就没有被推行开。学校坚持正常的教学计划,并不断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改进,从而使广大学生深深受益。1964年西安交大毕业,80年代初曾同时荣获两项国家发明奖的陈惠波回忆说:那时我们学习最看重的就是打基础,每读完一门功课,它的来龙去脉都能说出来。基础课学得格外扎实,为我们一生献身科学事业打牢了根基。
在政治运动频仍的年代,教学秩序不时受到干扰,教师精力分散,学生学习时间经常被无端占用。为此彭康以极大的勇气,作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他一再强调,学校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育人,不能违背教育规律另搞一套。他三令五申,“要限制社会活动和开会时间,把时间用到主要任务上”,“教学时间不得侵占”,严禁随便停课搞运动。他赞成教学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真刀真枪”地搞好课外实践,但坚决反对用过于频繁地安排体力劳动,并用以代替实验、生产实习、毕业设计等教学环节。他尖锐地指出,以为劳动就可以包办一切,就可以抛开课堂和书本,“这是一条反面经验,必须纠正”。他曾经用将近半年的时间,主持对机械、动力、电气三系各一个教研室的调查研究,用大量事实说明片面强调参加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严重影响教学科研工作所造成的弊端,毫不手软地进行纠偏。
       4、因材施教,生动活泼地开展学习
       彭康是一个善于开动脑筋、勇于开拓创新的人。在人才培养问题上他视野开阔,思考得很深很远,提出的许多观点很大胆,富有前瞻性。比如,他多次主张突破现存的框框,较大范围地推进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实施拔尖培养。他用辩证法来启发大家,一再讲,要承认学生有差别,正视这种差别;要创造各种条件,使学生能够主动、生动活泼地学习;要积极采取措施,让拔尖学生学得更好,让更多的学生赶上来。
       时任教学科研处长的庄礼庭教授回忆,彭康曾一再向他建议试行两种改革。一是同一门公共课或基础课,教师挂牌,让学生自由选择学生听课;二是创造一种学分制和学年制相结合的制度,使学生在学习中有一定的选择余地。当时的环境下,不便立即实现他提出的第一种设想,但在因材施教、拔尖培养方面,学校积极开展了试点工作,面向优秀学生增开部分课程,举办高等数学和外语快班,试办了优秀学生样板班,同时广泛开展学科竞赛、课外科技活动等,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教学局面,开辟了学校育人新境界。
       彭康呕心沥血培养人才,他充满创新性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结出了丰硕成果,学校育人工作承扬传统,与时俱进,在全国高校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当年那批在校大学生以根基牢、学得活、动手能力强著称,他们中涌现出大批科技与建设骨干人才,目前成为两院院士者已有10多人。
       (二)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
       1、把知识分子作为依靠力量
       1953年7月彭康到校履新,第一件事情是登门拜访陈石英、程孝刚、钟兆琳、周志宏、沈三多等多位老教授,向他们请教如何办好交大。彭康的亲切和蔼,虚怀若谷,给大家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彭康办学,思路非常明确,就是紧紧依靠知识分子。他向全校提出,办好学校牢牢抓两条,一条是党的领导,一条是教师队伍提高。有了这两条,学校工作就能很好地完成。而实现党的领导,核心的一条是贯彻知识分子政策。这些话,他是1953年到校后召开第一次全校大会时讲的,此后10多年一以贯之,任凭风吹浪打,从来没有动摇过。
        彭康说,知识分子问题,主要是团结合作问题,要把他们当老师来教我们。发挥他们的作用,就是让他们有职有权,敢说话,敢负责。在彭康组建的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中,作为骨干教师的教授、副教授占到67%,而校务委员会又是当时党委领导下重要的决策机构。副校长岗位上先后有陈石英、张鸿、陈大燮等资深学者,彭康对他们非常倚重,让他们放手开展工作。
       他在学校党代会上郑重提出,学生要尊敬教师,青年教师要尊敬老教师,虚心向老教师学习。经他提议,学校为26名教授、副教授配备了助手,其中著名电机学家、一级教授钟兆琳教授配备3名助手。他特别要求,对于老教师和专家,在生活和工作条件上予以特殊照顾。钟兆琳教授的儿子被打成右派,处境险恶,彭康冒着风险将其调进交大照顾孤身在校的父亲。当时政治活动繁多,严重干扰业务。彭康对此进行纠正。他做出规定,保证教师5/6的业务时间,除教学科研工作外,“应减少他们一切活动”。
       加强党的领导,首先要有好的作风、好的形象。彭康主持制定的党支部工作条例,明确教师支部工作要以教学为中心,学生支部工作要以学业为中心。为此他说:“党员不干业务工作,就是把最基本的任务放弃”。“党员只有好好学习,迅速掌握业务上的发言权,才能打开工作局面。”他在全校党员大会上讲:我们不能做空头政治家。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人,比如党总支书记,一定要能开一门课,否则光批评教育人家,而对知识分子的艰苦劳动一点也不理解。有一个教研室的党支部曾发生过不尊重老教师的事情,彭康要求坚决纠正。这个支部为此作出的道歉书修改了9遍才予通过。
       学校要有浓厚的学术氛围,要解放思想,放开思路。彭康明确表示:“学术问题可以自由讨论”,“学术问题党委和支部都不作结论,学术问题只是个人发言,可以争论,包括我对学术问题的发言”。“不能把学术问题当作世界观或是政治问题来批判”,“不要老是批评人家的名利思想”。这些话今天听来似乎老生常谈,平淡无奇,但在那个时代是要有极大勇气的。迁校后落成的图书馆,气势恢宏,设施先进,英国政治家蒙哥马利来校参观时誉为“亚洲一流的图书馆”。彭康指示把它建成高水平的学术中心,首先是把教师阅览室布置好,要为教师提供最便利的服务,老教师急用的书可以直接送到家里去。
       2、集中精力抓好教师队伍中党的建设
       到校任职后,彭康集中精力抓好党的建设,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交通大学是当年著名的民主堡垒,早在1925年就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党的队伍一直活跃在校园中,至解放前夕,全校近2000名学生中就有中共地下党员180余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可贵贡献。但是,交大的党员主要集中在学生中。建国初期的党员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党组织派到学校工作的干部,一部分是学生或者留校任教的年轻教师。由于学生毕业、“参军参干”等因素,1952年底全校党员仅200余人,在师生中的比例是不高的。
       彭康到校不久即围绕党的建设,组织有关同志开展调查研究,明确党员发展工作的思路。针对当时新党员发展往往纠缠在家庭、社会关系问题上,彭康提出了几条重要原则:(1)历史问题看现在,社会关系看本人;(2)重要的是承认党纲党章;(3)对于有缺点的人,完全可以吸收到党内进行教育,要看主流、成绩,不要求全责备;(4)新发展的党员业务要强,至少要在中等水平以上。这样就打开了新的工作局面,1954年1月至1955年1月,学校一年间发展党员173人,全校党员达到500人的规模。上海高校曾作为重要经验予以推广。
       在此基础上,彭康于1956年主持制定了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五年计划,他希望有更多的教授学者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他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入手,亲自开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讲座,坚持每周讲一次理论课。从白发苍苍的教授到青年学者,大家竞相参加,从来都是座无虚席。作为具有丰富革命实践经验的哲学家,彭康的报告讲透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讲透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前景,讲透了社会主义交大的历史使命,使大家深切体味到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感奋于真理的力量。交大老教师们常常回忆道:当时校内最受欢迎的是彭校长的报告,他让大家在一种亲切的氛围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令人信服。

       教授的入党,彭康要一一过问。在1956年前后,就有老教授朱物华、张鸿、赵富鑫、周惠久、朱麟五、黄席椿、王哲生,中年教师刘耀南、庄懋年等相继入党。朱麟五教授当时是动力机械系主任,各方面表现出色,唯对入党信心不足。他说:“当时很自卑,觉得各方面水平都差,身体又不好,甚至觉得自己如果参加到党内来,就好像一个满是新车床的车间放进了一架旧机器,会给党增加包袱,因此不敢大胆提出申请。”彭康与党委多次约他谈心,打消他的顾虑。1956年4月讨论朱麟五教授入党,彭校长特地请教授们都来列席会议,以这种方式表明党组织的态度,给大家以鼓励。
       对党外知识分子,彭康同样十分尊重。交大的九三、民盟基层组织,在学校的政治生活、学术建设中十分活跃,团结了一大批骨干岗位上的优秀知识分子,彭康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相知甚深的朋友,其中就有先任教务长、后为西安交大副校长,曾两度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陈大燮先生。
       3、放手培养青年教师
       彭康在青年教师培养工作中付出了巨大心血。50年代,随着学校规模扩大,一大批优秀毕业生进入师资队伍,20多岁的助教一度占到教师总数70%以上,他们必须尽快成长起来,形成新的骨干力量。为此彭康主持制定了师资培养规划,并专门成立教师科来加强师资建设的工作,成为全国高校机构设置中的一个创举。彭康明确青年教师边学边干、边干边学的培养方式,鼓励新老教师结成师徒关系,推广老教师传帮带的典型。鼓励青年教师钻研教学法,熟练掌握外语,熟知最新科技进展。当时规定,一名助教必须经过教学小组试讲、教研室试讲、部分章节试讲3个环节,反复磨砺、得到认可后才能获得讲课资格。而当老教师授课时,青年教师须随堂听讲。学校为青年教师开设了俄、英、日、法、德外语进修班共12个班次,先后选送50多人出国深造或去清华、哈工大等校进修。另有50多人送到大企业进行为期半年至一年的现场实习和科研训练。彭康与青年教师谈心或参加青年教师试讲,在教室听课或到答疑室、实验室,大家习以为常。他还曾就青年教师培养工作等,在无线电技术等教研室长期蹲点,参加教研室的各种活动。在全校努力下,数以百计的青年教师很快成长起来,涌现出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教学科研尖子,他们逐渐成为学校主力,使迁校后的交大获得很强的发展后劲。这批青年教师中如今已有9人成为两院院士、国家教学名师,有10多人成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有数十人先后担负起西安交大及其他高校的领导工作,有的成为全国先进典型、世界上有声望的学者,有的后来还走上了国家领导人的岗位。大家普遍认为,交大改革开放后大发展的底子是在50、60年代打下的,彭康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创造了无愧前人的业绩。
       4. 正确处理教师队伍建设中的重要关系
       彭康把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作为学校重要的战略任务。他经常讲:“教学质量高不高,关键在于教师的水平”,高校的一切教学科研活动都是通过教师来实现的,因此,必须尊重教师,培养教师,不断提高教师的水平。学校各部门都要把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学工作放在首位。彭康曾多次主持师资培养的调查研究,制定青年教师培养的目标、方向和具体计划,特别是对新建学科青年教师的培养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经过严格要求,精心培养,学校逐步建成一支又红又专、老中青相结合、充满活力的师资队伍。
       彭康强调,在教师队伍建设中,要注意处理好几个重要关系。
       (1)政治与业务的关系
       彭康强调正确理解红与专的辩证统一关系,政治和业务上都要过得硬,红必须专,政治必须落实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业务上。教学科研搞得不好,学习不好,业务上不去,就根本谈不上又红又专。对有人一度热衷于制定所谓红专规划,政治术语一条条的做法,彭康批评说:这些东西流于形式,不要再搞了。现在要切切实实做些事情,比如听什么课,补什么基础,掌握哪些基本实验。尖端要有雄厚的基础,没基础尖端就是空的。他尖锐地说:天天学政治,搞政治挂帅,基本任务不能完成挂什么帅?我们决不能培养空头政治家。60年代欧洲一个小国被捧为“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到处让人家学习,彭康也被派去实地考察。但他一回到学校就明确表示那里在搞极左的一套,绝不能效仿学习。
       (2)理论与实际的关系
       彭康认为,过去教育中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为理论而理论的倾向必须扭转,但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忽视理论。从学校实际看,要掌握先进科技就必须在理论探索上狠下功夫。他说:“我们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目光就要看得远一点,在今天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打好明天科学发展的基础,为明天培养干部。科学技术要走在生产的前面,不能跟在后面跑。”他鼓励大家在理论上发奋攻关,勤于钻研,同时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以致用。
       他多次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阐述知识发生、发展过程与教学过程的异同;论证在教学过程中,正确运用理论联系实际方法的必要性,澄清了当时所争论的许多问题。例如,在教学过程中是先上专业课还是先上基础课,参加生产劳动能不能代替课堂学习和实验,传授知识是不是一定要从实践环节开始等等,把人们从那种简单化、庸俗化的迷雾中解放出来,弘扬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3)教学与科研的关系
       彭康经常强调:“要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基础上搞科研,提高教学质量,发展科学。”不但教学上要保证高质量,也要在科研方面出人才、出成果、出经验。勉励广大教师积极参加科研实践,发扬自力更生、敢打硬仗的精神,打破框框,敢于创造,勇于搞探索性、难度大的课题,“不要怕出不了成果,即使失败了也可以取得经验”。针对有些同志存在思想顾虑,写论文怕被人指责为名利思想,他明确表示 “发表论文不等于名利思想”,出成果出文章就应该鼓励。
       彭康亲自抓了计算机、自动化、金属材料强度、电气绝缘等学校重点研究项目。在他领导下,学校以迁校为契机努力,努力实现科学研究新的跃升,促进教学科研更加紧密地结合。1958年7月,西安新校园里成立了高电压研究所、焊接研究所、金属研究所、电工研究所、纺织研究所、机制工艺研究所、电子学研究所、采矿冶金研究所、矿产地质研究所、工业经济与生产组织研究所、应用力学研究所、应用数学研究所、摩擦磨损研究所、土力学研究所、动力研究所等15个研究所。金属强度实验室、绝缘实验室随之列入当时高教部屈指可数的直属实验室,周惠久教授主持的金属材料强度研究被誉为全国高校科研“五朵金花”之一。在此基础上,学校的科研机构与队伍不断壮大,逐渐形成很强的实力,为学校朝研究型大学方向发展奠定了根基。
       (4)新老教师的关系
       彭康认为,一种好传统、好作风的形成,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老教师有丰富的经验,业务成熟,要充分发挥他们的骨干和传帮带的作用。青年教师要靠老教师来培养,要学习老教师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献身精神。要形成尊重老教师、爱护青年教师,互相帮助、互相促进的良好风气。在彭康指示下,学校大力提倡老教师传帮带,动员新老教师结成师徒关系,并积极挖掘和树立这方面的先进典型,其中著名电子学家沈尚贤教授悉心培养叶德璇(后来成为学术带头人、骨干教授)的经验,经彭康表扬后在校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6)培养和使用的关系
       彭康指出,教师队伍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做到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学校要抓,系、教研室更要集中精力抓;要加强培养和引导,“把对教师个人的要求和学校、国家的目标一致起来”;要坚持“边学边干”、“边干边学”的正确原则,持之以恒地做好培养和提高工作;要产生领军人物,“各个学科都要培养自己的学术带头人”。他亲自蹲点,参加各系、教研室青年教师培养规划的制订和讨论。他主持召开全校师资培养经验交流会,明确青年教师培养的目标、方向和措施,强调执行计划要严格,督促检查要及时,出现问题要迅速解决。在彭康的亲自关怀和指导下,从学校到各系都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师资培养规划,教师也都制定出个人计划,促进了教师队伍的整体提高和可持续发展。1963年,高教部将西安交通大学的师资培养十年规划转发全国高校。
       (三)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1.用革命精神点燃理想之火
       彭康深爱学生,在一届届学生的成长中倾注了大量心血。作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特别关注青年一代思想上、道德情操上的健康成长,千方百计引导他们走好人生道路,激励大家为实现美好理想而不懈奋斗,为追求真理而勤奋学习。
       在彭康看来,青年学生树立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认识与分析客观规律,才能把自己锻炼成符合新社会需要的人。”他希望身边的同学们 “有革命精神”,“有勇气”,“有朝气”,有“革命的乐观主义”,“敢于承担责任、挑担子”,“勇于揭露缺点,和不良现象斗争”,并且“要有坚定的意志、愉快的心情、健全的体格、开朗的心情”。他鼓励学生在学习钻研的过程中敢于创造、勇攀高峰;在与困难作斗争的过程中养成乐观、坚强的性格;在集体活动中增强社会责任感,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在文体活动中陶冶高尚情操。
        彭康强调,作为社会主义大学,就是要培养思想觉悟高、有文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才,培养政治坚定、思想活跃、业务过硬、身体健康、有创造精神的革命者,他们“要有志气、有理想,表现出青年的气魄”。为此,“我们的大学生要懂得马克思主义,关心国家大事,服从国家计划和工作需要,培养唯物主义思想、集体主义观念、社会主义觉悟和共产主义理想,使学到的知识、专业技能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同时,要学习唯物辩证法,懂得“实现理想要一步一步来,实事求是,把革命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他特别希望学校的气氛活跃而不沉闷,所培养的学生 “不是死头脑,而是有独立见解,勇于实践,敢于创造,有独创精神的人”。
彭康经常讲,一个人在青年时代形成的理想和目标,对一生至关重要。大学是青年人的黄金时代,理想、智慧、情操臻于成熟。因此,既要注意保护青年的朝气,又要积极主动地引导他们。在他主持学校工作的十多年间,思想政治教育抓得很紧也很实,思想政治教育课配备了很强的师资力量。彭康本人亲自为学生开讲座。学校十分重视并采取多种措施,把政治理论教育融入学生成长的全过程,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培养高尚的品格情操,养成不懈追求真理的精神,克服自然灾害等造成的暂时困难,在学业上取得优异成绩。
       2.大力倡导“思想活跃、学习活跃、生活活跃”
       “三活跃”——思想活跃、学习活跃、生活活跃,是彭康在1961年学校团代会上正式提出的,并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成为学生工作基本指导思想。彭康精辟地论述说:“思想活跃、就是要青年们敢想,敢说、敢干,多思考、多比较,提高识别能力;学习活跃,就是要有理想,有雄心壮志,认真读书,刻苦钻研,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生活活跃,就是要有朝气,具有广泛的知识和兴趣,有多样化的文化生活、正确的生活方式,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地去工作、学习。”他希望全校,首先是学生群体普遍能够活跃起来,思想氛围、学术氛围、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都能出现一种持久的活跃、活泼的气氛,以利于人才健康成长。
       书呆子是彭康最不赞成的,他要求把学生从教室——食堂——寝室“三点一线”的局限中解放出来,引导他们进入更加广阔的领域。他一再讲,“青年人要朝气蓬勃”,“兴趣要广泛,接触面要广”,“要看各种书,思想才不会僵化”。他希望大家保持朝气、锐气,能够学得扎实而活泼。他说,如果管得太死和学得太死,好苗子就成长不起来,所希望的优秀人才就会变成无所作为的庸才,因此一定要警惕这种现象。学校一些同志在企业作调查时发现,本校一些毕业生显得比较呆板,不如清华等校的学生活跃。反映到彭康耳朵里,立即引起他的警觉。他指示认真查找原因,找到对策。他要求首先从教学上解决好这个问题,认真克服课程、课时安排过多,自学时间少,课业负担重的弊端。他还指示校团委设立专门机构指导学生课余活动,安排图书馆购进更多品种的图书供学生借阅。他希望学生中能涌现出更多的文艺、体育人才,“要发现这种人才,在教工中也要发现这种人才,这样才能活跃起来。”彭康自己是一个文静稳重的人,却也兴趣广泛,喜欢文体活动和摄影艺术,华尔兹跳得很好,参加师生舞会常至终场。各种全校性体育比赛他都到场观看,从不中途退席,赛后还要同运动员、教练员聊一聊,讲几句热情鼓励的话。他走到哪里,那里就是一片欢快的笑声,师生间活跃平等的气氛给人感染。
       彭康特别指示,共青团组织首先要活跃起来,“团结全校青年努力做到思想活跃、学习活跃、生活活跃,树立认真读书、刻苦钻研的优良学风和发扬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精神”。在“三活跃”气氛中,大家畅所欲言,心情舒畅,参加学习和各种活动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要求入团、入党的积极分子越来越多,出现了一大批党课学习小组。各种社团,如文学社、文工团、美术社、科研小组、合唱队、管弦乐团、各种体育队等,吸收了全校80%以上的学生参加。校园里文体活动安排得极为丰富,学生自编自演的话剧、大型管弦乐演奏、摩托队、体操表演等在高校间是出名的,交大体育健儿曾作为陕西省代表队的主力参加全运会。同学们称自己的母校是一所“多艺的学校,欢乐的集体”。
       3.着力培养集体主义和社会责任感
       彭康十分强调培养学生的集体和社会责任感,曾在多次报告中,以及与学生面对面讨论交流时,专门论述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民主与自由的关系,积极倡导集体主义,提倡互相尊重。希望在学校里,“人和人之间有一种新的关系”,大家互相团结,互相帮助,以诚相待,形成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生气蓬勃,团结一致,共同前进”;“互相创造良好安静的学习环境,互相遵守秩序”;“互相照顾,互相尊重”。不但同学们之间团结友爱,也要特别注意尊重老师,尊重工作人员,要懂得怎样与师长、同学、周围人们相处。他经常对大家说:我们生活在大学里,被看作有文化的人,因此更要谦虚、有礼貌、有教养。他告诉大家,“礼貌不是形式主义,也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而是表现人与人之间的正确关系。”他提醒说,言行举止 “看起来似乎是小事,但却表现出一个人的思想,”并不可以我行我素,过于随随便便。
       4.强调以德为先,全面发展
       彭康经常鼓励青年人重视修德养身,追求美好的事物,“自觉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坚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他说:所谓全面发展,包括政治、业务、文化、健康等各个方面。作为接班人,各个方面都要过硬,要有文明素养,有健康的心智和体魄。他叮嘱学生:不管学习有多重,也要坚持清晨出操,下午五点后到操场锻炼;要注意劳逸结合,争取每天睡够八小时甚至九小时;要多参加文体活动,培养特长和爱好。他告诉大家:我们的培养质量也包括健康在内,不健康就无法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健康不但表现在体魄上,也表现在生活有秩序、有规律、有健康情趣等各个方面。他说:我们做工作要讲科学方法,而科学、文化也要贯彻到我们的生活中去,包括建立好的生活习惯,注意清洁整齐,讲文明礼貌,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等等。离开这些还谈不上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彭康的循循善诱,促进了广大青年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使学校充满团结向上的气氛。交大学生品格端正、严以律己的过硬素质,学有专长、多才多艺的良好形象,校内外传为美谈。
       (四)率领交通大学内迁西安,弘扬艰苦奋斗西迁精神
       彭康到校任职的第三年,1955年4月,国务院作出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重大决定。彭康对此表示坚决拥护。4月9日,他主持召开党委会、校务委员会,传达中央决定,部署相关工作。委派总务长任梦林、基建科长王则茂立即赴京请示迁校事宜。5月初,彭康专程到西安,与资深学者朱物华、程孝刚、钟兆琳、周志宏、朱麟五教授一起,现场踏勘学校新址。经城南城东多处备选校园反复比较,最终选定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唐兴庆宫故址为交通大学新校园,在麦浪起伏的黄土地上铺开新的历史画卷。
       交通大学作为我国创建最早的著名学府之一,在当时最发达的繁华大都市上海已生长60载年华。交大在上海,上海有交大,这是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从经济实力、文化环境、工业设施、生源条件等各个方面来讲,交大在上海继续发展的优势都是非常明显的。但是,祖国需要一所高水平的工科大学到西部去;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相当一部分部署在西部,以实施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为起点,大西北的开发建设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广大人民群众在急切期盼交大的到来。这个道理,彭康在师生员工中,在党员干部中一遍遍地讲,把它化为全体交大人的共同意志。他充分发动党团组织的力量,并紧紧依靠教授专家开展工作,由德高望重的陈石英副校长、陈大燮教务长,以及任梦林总务长等牵头,组成了强有力的迁校领导班子,从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动员,敲定迁校、建校的每一个细节。
       西迁工作的推进迅速有力。1955年5月25日,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关于迁校问题的决定公布后,全校立即行动起来,上海、西安两地也随之动了起来。在西安市人民政府以及农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按12000名学生规模确定的1200亩土地很快征集到位,新校舍于10月26日开工兴建。来自全国的8支施工队先后开进这片皇家园林旧址,古老的土地沸腾了!
       1956年1月至2月,在西部人民群众热烈的欢迎声中,交大西北参观团抵达西安及西北各省市,目睹了西安新校舍拔地而起的情景,领略了大西北工业建设蓬勃发展的新貌,把令人振奋的消息带给师生。6月,包括张鸿副教务长在内,西安交大迁校先遣队抵达古城。8月10日,第一辆满载师生员工的列车在豪迈的歌声中驶往西安新校。9月10日,开学典礼在西安人民大厦隆重举行。此时,迁来西安的师生员工和家属已达6000余人,并陆续达到8000人。其中1956年入校的学生全部在西安报到上课。由于西迁深入人心,学校也做了卓有成效的动员工作,本年全国各地报考交大的学生大幅增加,录取成绩甚至高于以往。
       迁校之初,环境生疏,条件艰苦,尘土泥泞触目皆是,甚至未来得及修出一条像样的道路。但校园中洋溢着团结友爱奋发向上的气氛,同时学校提供了最好的后勤保障,使每名师生员工都深感温暖。当年迁来西安的老师回忆说:进了西安新家,洗脸水已经打好了,西瓜也切开了,先期运来的家具摆放得井井有条……
       交通大学西迁,彭康完全是从国家建设大局,从交大的长远发展看问题的。为此,他坚定不移,坚决果断。1957年的一段时间里,当迁校工作在“大鸣大放”的背景下出现反复,又与“反右斗争”交织在一起,校内外议论纷纷,交通大学迁校俨然成为社会热点时,彭康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冷静分析所面临的情况,实事求是向上级反映,最大限度争取校内外和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在困难的情况下牢牢把握学校全局。他坚决拥护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要从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更好地动员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来看待交大的西迁,支援西北的方针不能变。他动员党组织和老教授,在师生中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统一了全校的思想。根据周总理交大迁校后在上海“留一个机电底子,以为南洋公学之续” 的指示,也针对当时迁校过程中所面临的复杂情况,彭康主持校务委员会调整了迁校方案,并得到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分设西安、上海两部分,由彭康实施统一领导。根据新的学科专业布局,已确定迁往西安的,按计划逐步西迁,重点仍是向西发展。至1957年底,大部分专业系科和师资迁入西安新校。同时,有针对性地在上海发展了所需要的新专业。在紧张的迁校、建校过程中,教学、科研有序进行,学校各项工作获得新的进展。
1959年7月,国务院作出新的决定,交通大学西安、上海两部分单独成校,分别命名为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这是从实际出发的正确抉择,标志着交通大学建校63年后新的起步。是年,同根所生的两所交大一并进入国家重点大学行列。
       1959年10月,中央任命彭康为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此前,他担负交通大学领导工作已届7年,其中主持西迁工作前后就有4年多。在艰辛备尝的西迁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主导作用,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带领交通大学克服重重困难,顺利实现了西迁壮举。接受新的任命时他年已59岁,仍然还是那样,以饱满的革命意志去迎接新的挑战。时隔多年,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在参加西安交大85周年(1981年)校庆时,回忆彭康说:“国务院决定迁校后,他主动要求到西北来”,“他曾一再表示,要在西北扎下根来,愿尽毕生之力办好西安交通大学。”“现在当我们漫步西安交大整洁美丽的校园,看到西安交大巍峨的校舍和全校蓬勃发展的景象,就不禁要联想到彭康同志带领全校同志创业的艰巨。”
       扎根西安后,为充分发挥西安交大在国家和西部建设中的作用,响应国家“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彭康主持兴办了数理力学系、无线电系、工程物理系,在尖端领域建立了7个新专业,连同迁来西安的电机、动力、机械各系,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多科性工业大学学科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50年代初全国范围内院系调整大伤交大元气的被动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理工分家的弊端,为学校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根基。
       扎根西安是交大大规模培养人才的崭新开端。1960年首次冠以“西安交通大学”校名毕业的学生达1400余人,为建校64年历史上最多的一年。迁校后至文革前,学校向国家输送了近万名毕业生,超过迁校前60多年毕业生的总和。在西安新校园中,彭康继续组织教授专家系统总结老交大优良办学传统,倡导良好的校风学风,稳定教学秩序。移师西安的交大依然保持了良好的生源和第一流的人才培养质量,解决了人们在迁校前后最担心的一个问题。
       扎根西安,胸怀大局,着眼于全国特别是西部发展,学校成立了一大批专门研究机构,学术更加活跃,科研工作全面开展起来。在彭康的鼓励支持下,西安交大教师踊跃参加全国学术界的各种活动,是众所瞩目的一支有生力量。当时全国高校教材评审委员会的西安交大教授、副教授有数十人之多,几乎占到本校拥有上述职衔教师的全部,其中9人担任各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扎根西安,在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工作生活,就要努力创造和谐的氛围,良好的环境。迁校时,根据当时西安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学校下决心从上海动员来一批后勤服务设施和工作人员,保证了基本的生活条件。“西安有个上海城”,一时传为美谈。为解决教职工子女的就学,兴办了高质量的附中、附小、幼儿园。从南方运来大批花木绿化美化校园,安排丰富多彩的师生业余文化生活,文艺晚会、体育比赛、舞会等经常举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学校自办农场,尽一切努力为师生员工改善生活,自产的牛奶送到每一位教授、副教授家中。
如果说迁校、建校是一场巨大的考验,那么,迁校后的日子里各种考验接踵而来,如大炼钢铁、“大跃进”的干扰,“拔白旗”、刮共产风的考验等等。彭康和交大党组织都奋力将它们顶住,将其危害减小到最低程度。在大西北黄土高原上,在艰苦奋斗的漫长岁月中,他和全校师生员工开辟草莱,奋勇前行,稳定和壮大了队伍,发展了事业,创造了世所公认的交大又一个黄金时代。
       交通大学西迁是影响深远的历史性重大事件。当年在领导迁校时,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曾多次强调:交通大学到西安,就是要担负起在上海不能担负的任务。时隔25年,1981年4月,教育部部长蒋南翔评价说:“交通大学的迁校,是我国在调整高等教育战略布局方面一个成功范例”。“这是交大师生向更广阔的建设领域进军,是交大校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创举,值得大书特书。”再过25年,2006年4月,教育部在西安交大召开西迁五十周年纪念座谈会,周济部长发表题为《继承弘扬西迁精神,为创建世界高水平大学而努力奋斗》长篇讲话。他特别指出:“如果把中国的发展战略比作一盘棋的话,交大西迁则是党中央在这盘棋局中摆下的一个十分关键的棋子。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随着国家经济发展重心进一步向中西部转移,当年这着棋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早已充分显现了,而且会越来越重要。可以说,交大西迁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十分重要的举措,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正是交大的西迁,改变了整个中国西部高等教育的格局,改变了西部没有规模宏大的多科性工业大学的面貌。西安交大通过自身的发展壮大,引领和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蓬勃发展,形成了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大好局面。”
       周济同志还特别指出:“在几十年的不懈奋斗中,留在西北的交大人,把毕生都奉献给了交大,奉献给了祖国的大西北。学校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通过自强不息,开拓进取,勤奋办学,铸造出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书写了交大办学历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也为交大今后的发展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种西迁精神是新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热爱祖国、服务人民高尚情操的光辉写照,不仅是西安交大的精神财富,更是全国教育战线的精神财富。”抚今追昔,人们不禁深深怀念率领学校成功西迁,亲手缔造了西迁精神的彭康老校长。
       (五)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1.明确党领导高校的任务
作为党委书记,彭康以长期不懈的努力,聚精会神抓好学校党的建设。在彭康心目中,学校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必须按学校的特点进行,目的在于保证党的教育方针的贯彻和学校育人任务的完成。他说:整个学校工作总的方针是面向教学,面向学生,党组织就要通过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通过做好思想工作、群众工作来保证这一方针的贯彻。在学校党代会上,彭康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学校党组织一定要深入思考怎样领导好学校的问题,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学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集中于作系统的调查研究和正确地把握政策,集中于思想政治工作和调整关系、团结人的工作,集中于党本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彭康指出,党委领导学校工作,不能满足于做决议下指示,而是要重视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工作,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促使党内生活正常,通过党组织和党员在群众中的积极活动,正确地宣传和解释党的方针任务。通过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和党员的模范行动,带动群众实现党的方针政策。通过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和党员的模范行动,带动群众实现党的方针任务,并以此维护党的威信,巩固党的领导地位。
       他还指出,在加强党委领导的同时,还必须重视发挥校务委员会以及行政领导的作用、职能部门以及群团组织的作用。重大问题的决策,都要进行调查研究,经过一定的程序,并充分听取意见。要注意克服党组织包揽行政事务,搞所谓“一竿子插到底”,束缚行政人员和党外人士的积极性。
       2.创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彭康明确提出,加强学校政治思想工作的总体目标是形成两个局面,即“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和“生动活泼的教学局面”,其目的是“促使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为此,思想政治工作要紧密结合教学科研,落实到业务工作中,贯彻于教学各个环节。他一再强调,“必须把政治和业务、思想和工作统一起来,不能把提高思想和做好工作、完成工作任务分离”,思想政治工作要着眼于完成学校总的任务,即培养人才和发展科学。他要求纠正思想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容易出现的形式主义,主张多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工作做活。
       彭康经常提醒大家,在学校各种关系中,最主要的是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正确处理这一关系,执行好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做好学校工作的基本前提。对知识分子,特别是老知识分子,要有实事求是的估计和适当的要求,善于把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出来,团结他们搞好工作。他说,对于学校党委,“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问题” ,“忽视这一点要犯错误”。他说,对知识分子的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要求,应该统一也必须统一。要鼓励大家不断提高专业知识和技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对钻研业务的同志不能乱扣“白专”的帽子。政治生活中,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学术上要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推动学术和各种活动蓬勃开展,出现活跃的局面。
       彭康历来以坚持原则、善于独立思考著称。在历次由上面抓起的“左”势汹汹的政治运动面前,他虽不便明确提出异议,但也表现得十分谨慎,甚至常常被视为消极。就是不得不组织开展一些运动,也尽可能做到和风细雨,尽量少伤害人。必要时他会挺身而出保护同志。在讲党课、作报告时,他经常会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委婉但又明确提醒地大家警惕过“左”,防止将斗争庸俗化、简单化。对在高校中开展“拔白旗"、“交心运动”等,他明确表示反感,对一些过火的做法当场予以批评。在他坚持和具体组织下,20世纪60年代初,学校曾对历次运动中受到批判、斗争和处分的师生进行了一次全面甄别,甄别比例高达95.2%。正是由于彭康和学校党委的不懈努力,全党全国范围内愈演愈烈的极“左”倾思潮,在交大校园得到一定程度的削减,学校工作保持了相对稳定,减少了失误和损害。当然,也正因为如此,彭康以及他所领导的党委承担了极大的风险,为文革中惨遭迫害埋下了祸根。
       3.坚持“党要管党”,加强自身建设
        彭康要求学校各级党组织首先抓好自身建设上,在改进工作上多下功夫,切实做到形势政策教育、党的基本理论教育、党风党纪教育,以及党内民主生活经常化和制度化。校党委要重视抓好基层建设,加强对总支、支部工作的指导,抓好干部培训。支部要丰富组织生活内容,组织党员认真阅读党报党刊,及时学习领会中央重要精神,提高觉悟,掌握政策,充分发挥作用。还要注意克服党内生活中容易出现的偏差,比如尊重党员权利不够,党内斗争的气氛过于紧张,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之间的关系处理得不好等等,对此要及时加以纠正。
        彭康还特别强调,要警惕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作为党组织和党员,“必须正确执行群众路线,正确处理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的关系”。不能把领导与群众、组织与个人对立起来。要善于集中大家的智慧和力量,充分相信广大教师、职工和学生。贯彻群众路线不能等同于搞群众运动。他说:“根据现有的经验,在教学工作中,特别是传授和接受知识的过程中,不宜发动短期突击的群众运动,在这方面采取运动的形式往往会影响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即使一时有效,也不能长期巩固。”作为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一定要把主要精力用于教学科研,在学校各项工作中起好带头作用。
       4.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
       不惜花费巨大的时间精力,常年持之以恒抓调查研究,是彭康工作的突出特点。他要求学校各级党组织,特别是负责同志,都要把调查研究作为经常性工作的重要部分,养成习惯,坚持进行。而他一贯坚持从自己做起,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为全校做出了榜样。
       1961年起,在贯彻高教六十条的过程中,他亲自抓的全校性调查研究就达十余次,其中有整风调查、毕业生质量调查、专业口径和专业设置调查、专业和课程的教改调查、解放前后交大教学质量对比调查、毕业生对工业部门适应性调查、师资培养调查、各类人员思想情况调查、知识分子政策调查等。他一再要求大家在调研基础上,就工作中感受最深、经验教训最丰富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比较和系统总结,以探寻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克服盲目现象,以严谨求实的精神办好学校。

 

       三、高超的领导艺术,非凡的人格力量

       作为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彭康始终享有很高的威望。师生员工对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与热爱,在他周围形成了很强的凝聚力。他推进工作的得心应手,与他高尚的品格、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深厚群众基础是分不开的。
       革命斗争年代曾常年与彭康并肩工作的张劲夫同志回忆说,彭康身上集中了几大优点:一是有坚强的革命意志,经得起严峻斗争的考验;二是理论修养很好,功底深厚,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三是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再就是葆有艰苦奋斗的精神。“虽然一直在担任领导工作,但都以普通的共产主义战士严格要求自己,没有任何特殊化的地方,是很高尚的”。这些可贵品质,在他领导交大工作的长期实践中  更加充分地体现出来,从而赢得大家毫无保留的信任、支持和爱戴。
       彭康亲手抓的许多工作,被视为哲学思想与实际工作的完美结合。他的工作水平、能力和方式方法,往往给人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一位曾长期工作在彭康身边的学校负责同志感慨地说:“作为一个万人大校的党政主要领导人,彭康同志总是那样地应付裕如,从容不迫,表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和领导艺术。他从不为繁琐事务而忙忙碌碌,也从不超越分工主管而事事拍板。他善于使用干部,鼓励干部大胆负责,尽责尽力;重视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推动它们各司其职。我们在他领导下工作多年,深深感受到,学校在正常情况下和处理日常工作时,并不感到彭康同志多么重要,但对学校工作的重大决策,处理学校重大事件,或应付特殊情况时,全校都会感到他个人的分量,他在与不在很不一样。”许多同志回忆彭康时都不约而同地谈到:由于理论造诣深厚,马克思主义水平高,又深刻了解国情、校情和师生思想状况,坚持独立思考,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彭康抓工作总是挈中要领,处处抓到点子上,又往往经得起实践、时间的检验。什么叫做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真正对党和人民的利益负责,彭康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
       彭康十分尊重人才,也很会用人。陈石英是交大元老,1917年即到校执教,建国后多年担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副校长,是彭康在上海工作期间的主要助手。彭康对他非常尊重,许多全校性的重大工作请他来主持,包括担任迁校委员会的主任。反右期间有人向陈石英发难,但彭康坚决保护了他。张鸿是一位具有卓越领导才能的知名数学家,在彭康的亲自过问下入了党,先后担任副教务长、数理力学系主任、教务长和副校长,在学校人才培养工作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在彭康主持的学校领导班子中,教学有张鸿,学术研究有陈大燮,党务行政有苏庄,后勤服务有任梦林,都是经验丰富、威信很高的领导人才,在彭康的信任和鼓励下独当一面开展重要工作。加上一批优秀中层干部的勤奋努力,保证了学校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很少能有人像彭康那样,作为学校的最高负责人,大部分时间在基层,在师生员工中间。要么他在教研室蹲点,要么在课堂听课。大操场有他,学生饭堂有他,文艺排练厅也有他。同学打开水拎的水瓶多了,他会帮着送到宿舍去。他与许多师生,包括花工、炊事员都很熟悉。很多学生他叫得出名字。当时有些同学曾这样批评团干部或学校的工作人员:彭校长还经常与我们在一起,你们比他还忙?文牍主义、事务主义,在彭康那里是没有市场的。他很少坐在办公室,大量时间用来进行调查研究,与师生员工谈心交流。下班后他总是直接去学生区,晚上则在自己住的宿舍里不停地召开会议,找干部研究问题,接待来访的师生,直至深夜。他又是一个异常勤奋的人,个人学习抓得很紧,无论再忙,每周总要抽出整块的时间去图书馆读书。有一次读得太专注,闭馆后被锁在了阅览室。他起草报告写文章,从不要别人代劳。但实际上他极少拿稿子去做报告,他带一张纸条,一场大报告就能做下来,又往往讲得很生动、很抓人,深邃的理论和学校工作实际融汇在一起,哲理性很强,给人们以深刻启发和强烈感染。
       彭康的一生是多彩而辉煌的,澎湃着革命者奋勇无畏的激情,充盈着战斗、思考和求索的精神。他忠诚党的事业、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崇高境界,他探寻真理孜孜不倦的卓越风采,他渊博的知识和智慧,他所创造的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丰富经验,都将是永恒的、不朽的。他永远活在交大师生员工心中。
 
 
参考文献:
彭城:《战士、学者、教师──彭康同志》(内部印发),2006年
朱隆泉:《从左联战士到教育家——彭康》,《春风桃李——从交通大学走出的文化名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
彭康:《彭康自传》,西安交通大学档案,1966年123卷
刘祖霞:《与彭坚同学九年之回忆》,《萍乡古今》(第八辑),1987年3月
《创造社大事记》,第1138页
《朱镜我纪念文集》,第62页
《辞海·创造社》条目,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第207页
成仿吾:《〈文化批判〉祝词》,《文化批判》,1928年第1期
《〈创造周报〉改出〈文化批判〉月刊紧要启事》,《创造月刊》,1928年第1卷第8期
彭康:《前奏曲序言》,上海江南书店印行,1929年5月9日
恩格斯著,彭康译:《费尔巴哈论》译者后记,上海南强书局版
《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
彭康:《新文化底根本立场》,《思想月刊》,1928年第4期
彭康:《五四运动与今后的文化运动》,《流沙》,1928年第4期
彭康:《革命文艺与大众文艺》,《创造月刊》,1928年第2卷第4期
彭康:《什么是健康与尊严?》,《创造月刊》,1928年第1卷第12期
曹力奋:《潘汉年与上海左翼文化运动》,《潘汉年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1931年7月20日),《二心集》
鲁迅:《〈三闲集〉序言》(1932年4月24日),《三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5月
夏衍:《纪念潘汉年同志》,《潘汉年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
冯雪峰:《“左联”的成立与潘汉年的作用》,《潘汉年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
吴黎平:《潘汉年在反对文化“围剿”的斗争中》,《潘汉年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
夏衍:《“左联”成立前后》,《左联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荒煤:《继承和发扬鲁迅的战斗精神》,《左联纪念集1930~1990》,百家出版社,1990年2月
孙莉萍执笔:《升腾的地火》,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市劳改局委员会编
魏文伯:《回忆彭康同志在定远指导抗日民主政府建设》,《铁流(第七辑)》,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5月
曹晋杰、朱泽:《彭康同志在苏北根据地开展文化工作纪事》,《铁流(第七辑)》,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5月
陈修良:《正气长存——深切怀念彭康同志》,《陈修良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10月
陈修良:《华中局党校是怎样整风的》,《陈修良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10月
陈修良:《华中建设大学第一期概况》,《陈修良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24页
刘煜:《华中建设大学生活片断》,《华中抗日斗争回忆(第四辑)》
[美]爱德华·罗尔波:《彭康校长与华中建设大学》,《铁流(第七辑)》,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5月
蒋南翔:在西安交通大学建校85周年暨迁校35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81年4月
周济:在交通大学西迁5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2006年4月
西安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彭康教育思想研究会特辑”, 1988年第三期
西安交通大学馆藏档案关于彭康同志的历次讲话、报告
竹前:《交大之树长青》,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