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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哉吾校,真理之花
2016-10-31  点击:[]

 
贾箭鸣
 
       我们唱交大校歌,起头便唱“美哉吾校,真理之花”,这应是我们最感到骄傲的地方。朴素的真理之花,当系110年来优良的校风学风熏陶培育而成,而崇尚真理和不懈地追求真理,勇敢地为真理而献身,乃为交大学子代代相承的光荣传统。
 
       警醒
 
       仍然从校歌说起。110年前,我们还曾经有过另一首用文言写成的校歌《警醒歌》,它是南洋公学的第一批师生创作的——首任华课总教习张焕纶先生作词,师范院沈庆鸿等3名学生谱曲。它苍茫沉郁,形象典雅,字里行间涌动着巨大的忧患感:
       警、警、警,
       黑种奴、红种烬、黄种酣眠鼾未竟。
       毋以冰作山,
       勿饮鸩如酝,
       焚屋漏舟乐未央,
       八百兆人瞥眼同一阱,
       醒、醒、醒!
       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写作校歌的,如此沉痛,如此激愤,如此恺切。它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本校从成立那天起,就把自己的使命与国家民族的振兴与解放紧紧联系在一起。据说,当年师生们按照学校的规定,每逢初一、十五,照例祭孔,礼毕必唱此《警醒歌》,唱时声泪俱下,不能自抑。
       南洋公学本身就是民族危难的产物。甲午兵败,丧权辱国,痛彻心肺,中华大地真如“焚屋漏舟”,“黑种奴、红种烬”的命运似乎就在眼前。办此新学,目的在于奋起直追,造就强国人才。对此,从盛宣怀到唐文治,从张元济到蔡元培,都有过许多深刻的阐述。不过,这其中又有保皇路线与革故鼎新的分野。盛宣怀是要为皇上效力的,他讲得很明白,南洋公学志在培养朝廷“桢干大材”,是“学优则仕”之地。讲求的是实学,要出的是实用之才,而绝非唤醒民众。因此在他任监督期间,孔孟之道仍至高无上,封建专制的一套仍大行其道。南洋公学素以治校严格、师道尊严著称,有时便严到极端,成为禁锢学生的枷锁。有学生回忆说:就餐时遇到某些教师,往往吓得吃不饱饭。像张元济、蔡元培这样具有新思想和开放的胸襟,教育方式又完全不同的人,当时真如凤毛麟角。
       但正是在清廷寄予热望,俨然官府之地的南洋公学,发生了我国反封建、反专制的第一场大规模学生运动。这就是载于历史,为大家所熟知的“墨水瓶事件”,报道这一事件的《新民丛报》说:“此中国学生一大劈头之大记念也”。这一过程早已为大家所熟知,不需要详细叙述,只需指出其中几处要害:
       ——与学生发生严重对立的教师,是极力反对学生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一类人。“禁学生阅一切新书及新民丛报等,每痛斥之,学生积不平”。
       ——学生激烈反对完全丧失公平正义、十足封建专制的校方态度以及处理方式。为此,不惜放弃“学优则仕”的前景,而毅然决然地集体退学,表现出斗争的彻底性以及可贵的团结精神。当时的记载说:“诸生忿然辞出,相谓曰:‘学生者,国家所以生存之要素。今教习悍然以奴隶待学生,为种种之束缚。总办复顽钝,欲抑制学生言论之自由。是等奴隶教育,凡为国民,谁能堪之?’”学生们豪迈地宣布:“今日之事,为我学生脱离专职学校之新纪元”。
       ——它引发了我国第一次“学界风潮”。此后江南陆师学堂、浙江大学堂,乃至远在北京的多个学府相继发生罢课、退学、集会,提出近代爱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很自然的,当时的舆论反映完全两样。进步报刊对此寄予厚望,腐朽势力则痛心疾首。袁世凯要借机打杀南洋公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幸未得逞。有一个名叫华清太的金匮县绅士上书有司,鼓吹实施高压下的封闭式办学,“不准放学,不准放假”;“应考南洋公学者,取其父兄保结,由县送府,由府送入公学”;“不尊教者禀明总办、督办,随时发落”;“私信往来必绝也”;“体操不必习也”,“一习体操,浮嚣更甚”。这大概代表了当时不少人的看法,所弥散的是一种封建腐臭之气。但时代已不允许如此倒行逆施了。
       在南洋公学发生这样的历史大事件,得益于以爱国为鲜明主题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与当时声浪渐高的社会革命思潮,更有着密切关系。笔者在另一篇评述学校历史的文章中曾写道:南洋既立,新学既开,元气充沛的新思潮涌入便是必然的了。事实正是这样。请看时间表: 1895年4月7日,康有为联合各省在京应试举人1300余人,发动“公车上书”,要求拒签《马关条约》,实行变法,举国为之震动;是年11月,康有为在上海创刊《强学报》,次年7月,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刊《时务报》,连续43期登载梁本人所写《变法通义》,10月,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1901年,蔡元培、张元济创刊《外交报》,维新启蒙逐渐引导舆论,成为时代强音;1898年3月,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两年后,他翻译的《国富论》在南洋公学译书院问世。而当“墨水瓶”事件发生前后,在校中任教的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钮永建等,历来都是“倡言革命”者,张元济亦为维新运动中思想激进的人士,他们在全校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其影响和感召力既深且巨。
       南洋学生接受这样的熏陶,其政治态度不言自明。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立即波及南洋公学。在11月上海起义中,平素开展军事训练,拥有步枪400支的南洋学子,成为学生军中一支劲旅,由他们的老学长钮永建带领攻打制造局。荷枪实弹的南洋学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校长的凌鸿勋,并攻入邻近学校的李鸿章祠堂,用步枪打穿德国克鲁伯兵工厂致送的李鸿章铜像。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须知盛宣怀历来把李作为南洋学子楷模,寄希望于“学成能如曾(国藩)李(鸿章)两星”。南洋学子对此做出自己应有的回答。末代进士辜鸿铭是当时的教务长,在报端发表文章咒骂革命,所谓铲除革命党有如“挤出脓血”。学生们景仰他的学问,佩服他精通九国文字,但坚决反对他所持的立场,毫不客气地将其驱逐出校。
       南洋学子极为崇敬在辛亥革命中发动滦州起义,任北方革命军参谋长,率军打击清兵,不幸被俘后英勇献身的白毓昆烈士,在校园中为他立碑志念。白毓昆字雅余,江苏南通人,早期同盟会成员,师范院第一届学生,学成后曾留校执教,后赴北方播洒革命火种,其受业弟子中有李大钊等。牺牲时年方34岁,遗句有“希望后起者,同志气相连。此身虽去了,千古美名传”。同学们所崇敬的另一位校友蔡锷,是著名的护国大将军。当袁世凯窃国阴谋昭然天下,他第一个揭竿而起开展武装斗争,埋葬封建帝制绝不妥协。沧海横流,方显出南洋学子英雄本色。这也正是《警醒歌》所唱出的:
       警、警、警,
       野吞声,朝饮恨,
       百年养士期何称。
       毋谓藐藐躬,
       只手擎天臂一振;
       毋谓藐藐童,
       桃李成荫眼一瞬。
       自觉觉人,
       不任谁将任?
       醒、醒、醒!
 
 
       觉悟
 
       上海工业专门学校(辛亥后的南洋校名),1915年出版《学生杂志》,为本校第一种正式发行的期刊,其创刊号载有《科学救国论》。文中分析说:“吾国贫弱之症结何?科学是也。其为学,博大精深,一切富强之法,所自由出也。”“科学者,救国之本。计凡政治、军备、交通、实业、财政、教育皆赖之以发达者也。”帝制推翻后,名曰共和,实乃军阀横行,中国仍是列强凌辱,民不聊生,一派乱像。究竟何去何从,有人开出各种药方,不但有科学救国论,还有教育救国论、工业救国论、交通救国论等等,而这些似乎又都与本校相关。于是便主张学生不问世事,埋头读书,所谓“读书不忘救国,救国必须读书”。不但应该下苦功钻研近代科学技术,还须沉浸于崇古诵经。学校的章程说:“经学即哲理之根源,科学之基址,异日学成致用,自无离经叛道之弊。”
       但是,不“离经叛道”,中国还有救吗?
       邹韬奋这时恰在本校读书,是一名极为用功,年年都受到表彰的优行生。正式颁行的《南洋公学新国文》即作文范本中,韬奋的文章就有3篇。但他平日萦绕于怀的仍是时局的发展,中国的出路。校园中他最感到快意的事情,就是能从老师那里借到进步书刊,“偷点着洋蜡烛躲在帐篷里偷看,往往看到两三点才勉强吹熄烛光睡去。”在黑暗中摸索,这其实正是南洋学子的群像。《新青年》等,在当时是最受欢迎的刊物。看似平静的校园,思想解放的波澜在急剧涌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南洋校园大潮翻涌,立即成为救亡图存斗争洪流中最活跃也最勇敢的一支力量。5月6日全校学生集会,成立学生会,下设义勇队、宣讲团、调查部等。与复旦等17所学校联名通电声援北京爱国学生。5月7日,600多名学生——当时在校生几乎全部,出校参加国民大会,并上街游行宣讲。5月26日,全校学生罢课以声援北京。次日,与上海52所大中学校联合举行罢课誓师和游行示威。6月5日,5名学生宣讲中被捕。6月10日,北京政府当局在强大压力下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释放被捕学生,驻巴黎的中国专使被迫答应不签署巴黎和约,“五四运动”取得重大胜利。而本校学生仍坚持参加义勇队活动,在暑假中进行军事操练,直至9月份开学。而11月间,宣讲团再次出校,“宣讲者不下百数十人”,“听讲者前呼后拥,途为之塞”。
       学生主办的《南洋周刊》为五四运动筑起舆论阵地,所开设栏目有“社会状况”、“劳动界”、“时评”、“思潮”等,至年底出版14期,刊有《社会改革与劳工报酬》、《此后教育应有的精神》、《现在劳动界对于资本家应该有的要求》、《对于国际同盟约章之怀疑》、《女子解放的根本问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游行的感想》、《学校到底是什么》等一系列火辣辣的文章。第15期刊有《社会主义之一斑》,是时代精神的呐喊,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开始涌入南洋公学。此后该刊倾向社会革命的态度更加明朗,陆续刊有《五四纪念与中国青年》、《五一纪念与中国的劳动者》、《人们为何相信社会主义》等文,并发表共产党人陈独秀、恽代英的演讲。同时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开始热烈讨论学生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其中最响亮的声音就是电机科学生、《南洋周刊》总编辑钟森荣的万言雄文《加入!加入!加入!》——钟森荣不久后加入讨伐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军,任第四军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在广州武装暴动中英勇牺牲。
       1918年考入土木科的侯绍裘,曾是班上学习成绩最优者,也曾在全校国文大会上夺得第二名的好成绩。但他与许多同窗一样,从来不屑于汲汲埋首书斋。五四运动中他是最活跃的领袖人物,组织“救国十人团”作为骨干参加斗争,并在校内外大量推销各种进步书刊。学校20余年如一日的例行祭孔,在他和同学们激烈反对下,不得不宣告中止。他以极高威望当选学生自治会评议长,代表本校参加上海学联和全国学联的工作。同时与其他几位同学一起,创办以上海劳工为对象的南洋义务学校。他在《南洋周刊》发表文章,明确指出举办南洋义务学校的目的在于宣传社会主义。“务使该校学生一人,能造就劳动界数十百人,为社会主义效力,以谋阶级地位之提高。”当局开除他的学籍,讲他“举动激烈,志不在学”。他虽然被迫离开学校,仍坚持参与组织南洋义务学校,长期为工人群众义务授课,并编有两种专用教材。他的后继者把义校坚持办了下去,直到上世纪40年代,义校还在作着启蒙的努力。
史载,“五四”期间,南洋学子在上海创办的义务学校有5所之多。而在此年暑假,学生又在松江、嘉兴、青浦、南浔等地兴办义务学校,以这种方式,走出了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的第一步。
       1925年初,本校与相邻同文书院联合建立中共支部,稍后又建立本校单独的党团支部,在著名共产党人罗亦农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列强的五卅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起来的,而本校学生坚决与工人群众站在一起,始终冲在斗争的最前列。1925年5月15日,共产党员顾正红在日本纱厂遭枪杀。18日,南洋大学学生会发表宣言,号召同胞“奋袂而起,同仇敌忾,共与搏战”。19日,本校学生中的第一名共产党员张永和当选上海学联执委会主任委员,陆定一等参与主编学联《血潮日报》。5月30日,学联组织全市大游行。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游行队伍在南京路突然遭到英巡捕开枪射击,年仅17岁的本校归侨预科学生陈虞钦身中数弹牺牲。同时中弹身亡的还有兄弟院校11名学生,重伤15人。校学生会立即举行全校罢课,并带动全市5万多名大中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界罢市,学界罢课,掀起斗争巨浪,震惊了整个世界,显示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五卅运动发生后,陆定一、夏采曦等大批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共青团以及国民党左派,陈独秀、杨贤江、恽代英、刘华等中共重要人士,以及郭沫若等陆续来校演讲。在盘踞上海的北洋军阀孙传芳重压下,学校在1926年夏一次就开除了包括张永和、钟森荣等在内的50多名学生。但党的力量仍在不断发展壮大,至1927年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爆发时,全校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已有60人左右。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矛头立刻指向南洋大学,根据他们所侦知的情况,列出12人名单为C.Y.重要分子,8人为C.Y.次要分子,命令学校“逐一审查,驱逐出校”。学校党组织承受住了严酷的考验,转入地下继续开展斗争。此后20余年间,无论在一二九运动还是在抗战烽火里,无论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还是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交大党组织都奋战在最前列。到全国解放前夕,全校2000多名学生中就有中共地下党员180余人,同时还有学校党总支领导的几百名新青联成员。党的力量在学生中比例之高,斗争性之强,影响之大,在全国大学之林中是罕见的,成为我党第二条战线上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骨干队伍,写下可歌可泣的斗争业绩。江泽民、丁关根等都是四十年代的交大地下党员。
       30年代初就读交大时,钱学森并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但与许多学生一样,“头脑中有两个偶像,一个是爱因斯坦,一个是列宁”。他接触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通过阅读进步书籍,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他曾对同窗好友罗沛霖表示:不靠政治而只靠读书,是改变不了中国命运的。他在多年后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献身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其思想基础是在大学时代就牢牢奠定的。与钱学森同届毕业,亦同为最优异学生的张光斗,在校时曾偷偷地啃过《资本论》。他说,这本书,以及介绍他读这本书的共产党员同窗,影响了他的一生。他们代表了当时许多交大学生所走过的道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向往光明,追求进步。他们在搏击科学前沿的同时,也开始接受科学世界观的洗礼。
 
       熔炉
 
       毋庸讳言,交大学生中也一直存在不同世界观的斗争和政治分野,在时代大潮面前,落伍者有之,身处反革命阵营为鹰犬者也不乏其人。但就整体而言,向往光明,崇尚真理,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始终是众多交大学生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交大既是工程师、科学家的摇篮,也是民主堡垒、革命者的熔炉。在跌宕起伏的革命洪流中,在枪林弹雨的严峻考验面前,他们的表现极为卓异出色,堪称一代楷模。
       前已述及的侯绍裘,是五四运动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有交大学习背景的人士中,应是最早的一名党员。在校读书时,他已经表现出高远的志向,坚韧的意志和杰出的组织才能,因而成为爱国学生运动的核心人物。离开学校后,他在更广阔的天地开展革命斗争,一直战斗在风口浪尖,曾组建苏州第一个地下党支部。反动军阀孙传芳曾以2000大洋悬赏他的头颅,但他一笑置之。1926年他主持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工作,并担任江苏党部中共党团书记,后来成为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他不但领导大家投入推翻北洋军阀的大革命运动,与国民党右派之间也展开坚决斗争,曾几次遭暗算、被打伤,但他永远是那么乐观、坚强。埋葬军阀势力的上海三次武装起义,他是指挥部成员之一。察觉到蒋介石要发动反共反人民的政变,他连夜布置开展斗争,指挥大家转移,自己却坚守在岗位上,大义凛然地说:我的生命已经准备在这里了!他是第一个牺牲在国民党屠刀下的中共省委书记,殉难时年仅30岁。他的挚友柳亚子先生曾怀着悲痛的心情为他立传。
        陆定一在《交通大学校史序》中写道:“我曾在交大读书八年,我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是在那里形成的。”当年他出身于无锡著名世家,祖上曾做过清廷尚书,父亲是有名的大律师。他怀着工业救国的憧憬来校求学,也曾“一心只读圣贤书”,着迷于工程技术,并酷爱文史、武术。然而,现实的一切令他警醒,催他奋起。五四、五卅、大革命的洗礼,把他变为旧时代的掘墓人和新思想的传播者。到高年级,他与共产党员张永和住在同一间寝室,耳濡目染,意志愈坚。很快,他在党旗下庄严举起手臂,并担任了共青团南洋大学支部书记。他踊跃参加斗争,是在校方挂了号的,但党员身份并没有暴露。192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电机科电力工程门毕业(是年该门毕业生不过19人),完全可以去做一个社会地位颇高、收入丰厚的电机工程师,也可以听从身为高级法官的父亲的安排,走兄长的路,去美国读硕士学位。但他却留在四一二政变发生后,血雨腥风的上海,去做党的秘密工作,提着脑袋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百炼成钢,成为中国共产党内享有崇高声望的重要干部,宣传思想和文化战线最杰出的领导者。他的斗争踪迹遍布白区和苏区、长征路上和抗战前线,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时是中央纵队的政委,真可谓“出入几生死,往事泣鬼神”。作为具有卓越建树的共产党人,革命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以及交大精神与风尚的精辟阐述者,陆定一在交大学子中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凡交大学生都会铭记他以遒劲笔触所书写的交大校风——爱国爱校、追求真理、勤奋踏实、艰苦朴素。
       周之楚自幼侨居南洋,是侨界一位大资本家钟爱的独子。但他身上毫无骄奢之气,不但异常用功,还积极参加爱国斗争,是五卅运动中南洋大学学生会领导人之一。1927年毕业,他同样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道路,入党后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1928年2月,与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陈乔年等同一天被捕。敌人并没有认出他的身份,只是拼命查找陈乔年。为了保护战友,他挺身而出,称自己就是陈乔年。虽然最终未能救出陈乔年同志,但他共产主义者高贵的品质感动了所有的人。这也使他的身份彻底暴露,被判死刑。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经他的父亲百般营救,才改判有期徒刑。在监狱里,他担任支部宣传委员,不顾身患严重的肺病,组织大家学习文化,坚持斗争。在获得释放,父亲带他出国的前夜,他悄悄离开旅社回到战斗岗位,担任闸北区委书记,不久再次被捕,1931年在狱中壮烈牺牲。如此执着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献身,这是何等的卓尔不凡、高尚可敬!
       一二九运动成长起来的交大共产党员中,王翰是具有鲜明特色,极能体现交大学生风格的一位。他同样家境富裕,1930年考入土木工程学院,功课好,体育强,是校篮球队成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有如平地一声雷,把他从读书救国的迷梦中惊醒。他两度随学生队伍去南京请愿,遭到殴打、逮捕。为了寻路,他参加党领导下的地下活动,1932年入党,不久担任交大党支部书记。1933年被学校开除后,他选择职业革命道路,具体领导了上海的一二九运动,先后任上海社联党团书记、江苏省委群委书记。后来由文化斗争转入武装斗争,任湖北省委委员、鄂西北特委书记、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副主任,是前线非常活跃的革命知识分子。建国后任监察部第一副部长等职。
       作为一个身家性命完全置之脑后,忘我献身的革命家,王翰非常执着、勇敢,却又十分清醒、冷静,是坚持独立思考的典范。在上海开展地下斗争,他拒绝搞王明左的一套,因而很好地团结了包括鲁迅在内的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在鄂西北搞武装革命,他把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很好地团结在一起,把思想工作做到每一个战士,使部队在孤悬敌后的根据地越战越强,由几千人发展为4万人的主力部队。在建国后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时,他因坚持正确的意见而蒙受打击,身负一般人难以经受的波折,二十余年陷于社会最底层,对此,他泰然自若,从无怨艾之声。在他去世后主动为他写传的著名作家韦君宜说:“这个人的风格、心地、胸襟,实在不是一般思想境界狭隘的人所能窥见。”“这是一个强者,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他的忠诚是来自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对于社会发展的认识”,“我怀着高山仰止的心情为他作传。我的看法是,共产党其所以屡经失误,仍能取得胜利,正是因为有好些这样的党员的缘故。”
       我以为,对王翰的这一评价,用在交大成长起来的许多党员身上,都是很贴切的。我们无比怀念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侯绍裘、张永和、陆定一、夏采曦、周之楚、陈育生,三十年代的王翰、汪道涵、周建南,四十年代的杨潮(羊枣)、穆汉祥、史霄雯,以及许许多多这里没有写出名字的交大革命先辈。他们从平静的书斋走上艰辛崎岖的革命道路,出生入死,义无反顾,为国家民族献出自己的一切。他们是母校永恒的骄傲,青年一代成长成才的榜样,是交大人年年岁岁歌咏礼赞的“真理之花”。从他们身上,我们会进一步懂得交大所肩负的使命,以及交大人特有的理想、抱负与追求,鞭策我们更加珍惜今天,并勇于创造未来。                               
                                                                                              2006年7月7日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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