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史与大学文化研究中心
当前位置: 首页>>思源心语>>印象交大>>正文
校友返校,沧海桑田
2016-11-01  点击:[]

----工企1963级校友返校侧记
曹锡九   任庆昌  
         金秋十月,秋风送爽。法桐仍然枝叶茂密,菊花早已灿烂盛开。在交大东一楼和中心楼旁的林荫道上,一群古稀老人神情激动,边走边看边大声谈论。他们激动的话语、夸张的表情令匆匆走过的年青学子们颇感惊讶。
         原来他们是46年前从本校毕业的原电机工程系工业企业电气化自动化专业1963级3班的16名校友和同年级兄弟班级的部分校友,共21人。他们为了纪念入学51周年并迎接建校120周年从全国各地汇聚母校,表达对母校的感恩之情。大家都年届古稀,有的还是46年来第一次返回母校。回首往事,百感交集,泪流满面。仿佛是流浪半生的游子终于回到母亲的身边,是征战多年的战士白发时回到故乡。母校啊,在离开你的这半个世纪里,你像一盏灯,时刻亮在我们的心头,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今天重逢,让我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你!
         学校给予返校的校友们隆重热烈的欢迎。10月16日上午,在东一楼的会议室里,电气工程学院和工业自动化系为他们举行了欢迎座谈会。电气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李盛涛教授、交大校友关系发展部周纲主任、工业自动化系主任杨旭教授讲了话,校史与大学文化研究中心贾箭鸣主任、原电气工程学院院长薛钧义教授发来了贺函。领导们向老校友介绍了学校发展、院系专业设置发展变化情况和教学科研成果、学科带头人、获奖等情况。母校教学、科研的累累硕果让校友们感到兴奋和自豪。座谈会还请来三位耄耋之年的当年任教教师苏彦民教授、虞鹤松教授和程茂松老师。校友们向老师们致敬感谢,向那些已经作古的老师们表达深切的怀念。师生们长时间握手拥抱,大家都激动得热泪盈眶。是啊,从46年前学子们含泪离开被文革搅乱得千疮百痍的交大校园,走向当时不确定性因素很多的社会,到今天祖国改革开放后社会的巨大进步,母校旧貌换新颜,地覆天翻,怎能不使人有沧海桑田、恍若隔世的感觉?校友们在校园漫步,在老校长彭康塑像和老系主任钟兆琳塑像前留影,缅怀师长,更感到母校恩德绵长。
        工企1963级学生是文革前经全国统一高考进入交大的。当时的高考录取率极低,全国仅招收本科生12万5千人,只有现在的三十分之一。交大当年招收新生仅1500人,可见进入交大的门槛是很高的,新生的总体素质是很高的。在彭康校长的领导下,交大重视基础课教育,有“基础厚”的校风。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同学们已经学完了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全部课程,经过了理论学习、实际操作的严格训练,受到了“老交大传统”的熏陶,为以后走向社会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和知识基础。这就是有些校友离校后甚至能在本专业之外的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原因。作为杰出教育家的彭康校长特别关心学生,他要求学生食堂搞好伙食,每天要有肉吃,他还亲自到学生食堂排队体验学生等候打饭的时间。校长要求同学要锻炼身体,保持健壮的体魄,他经常在课外活动时间去大操场和体育馆看学生锻练,给大家投去鼓励、赞许的目光。当年,清华大学提出了“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的口号,得到了交大学生的响应。同学们体育锻练特别刻苦,许多广东籍的同学赤脚在跑道上跑步,引起其他人效仿。彭校长尤其尊重知识分子,爱护人才,对学识渊博有能力的教学骨干极尽保护之责,不看重他们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如何。在招生时对那些高分的优秀考生,尽管出身不好,他也能力排有关方面的阻力招进学校,为国家留住这些将来的栋梁之才,因为年轻人的家庭出身是不能选择的。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确有一定政治风险。作为党的高级干部的彭校长不可能不知道其中的利害。果然,在以后的文革中这成了他的数大罪状之一,最后被极“左”派们批斗致死。他是为保护知识和人才,为祖国的教育事业而被迫害致死的。他永远活在交大人的心里。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全国大中小学“停课闹革命”,给1963级学生的学业造成严重冲击,未能系统学习专业课程。但师生们以其它方式变相学习知识。当时电机系的学生宿舍里风行自己安装电子管、半导体收音机就是一例。这个行动得到了教研室老师的热心支持和指导。有老师说,一个电机系学生不会装一台五灯收音机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当时收音机属于“稀缺之物”,大部分家庭还不可能拥有,装收音机又可以用于“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传毛泽东思想”,不仅不会受到批判,甚至可以认为是“革命行动”,何乐而不为呢!
         那时同学们到学校实习工厂的废料堆中找来旧铁皮原料,到实验室剪切钻孔做成收音机底板。节约非常有限的生活费到西安市大街小巷的电料商店购买电子元器件处理品。找来旧的变压器铁芯(矽钢片),买来各种规格的漆包线,拆开旧电容器的绝缘纸做层间绝缘,自己在宿舍绕制收音机电源变压器。靠着这东拼西凑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一丝不苟地安装调试,大家都完成了自己的收音机制作。最后,一个宿舍八个人竟会有五、六台收音机摆在床头或桌子上,一到晚间就形成了不同电台节目和不同音乐的“大合唱”,这是一道多么美丽的风景啊。电子管收音机陪伴着我们渡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岁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深了大家对电子学课程和无线电技术的理解。这段故事和交大校徽上的铁锤砧子齿轮图案的寓意很是契合。
        1967年下半年,文革阴霾的天空透出一线光明,中央通知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交大师生抓住这个不可多得的机会闻风而动,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全面复课,是全国实现复课最好的一所大学,令其他高校的学生羡慕不已。大家是在用珍惜青春岁月为祖国学好知识增强本领的实际行动对文革进行抵制!当时教材断档,文献资料匮乏,老师们夜以继日现编现印(刻蜡纸油印)教材给学生上课。学生们求知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记得何金茂老师讲授当时电气自动化前沿技术—可控硅整流技术时,严密的推理、深刻的分析、激动的神情令我们至今难忘。他显然是在为又有机会登上讲台向学子们传授现代科技知识而兴奋不已!师生们彼此心灵相通,教和学的成果十分显著,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学到了不少急需的专业知识。
       1968年春天,学校组织1963级学生赴上海、兰州等地实习。单是在上海,就有西安交大的上千名学生,分为几十个小分队活跃在黄浦江两岸,深入到工厂企业实习,以完成学业中的这个重要环节。同学们在工厂虚心向师傅学习,努力钻研技术,亲身领会大工业生产的各个环节,把理论知识和所见的实际生产过程结合对比,每个人都受益匪浅。这在当时“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恶浊氛围中简直就是奇迹,在全国绝无仅有!证明了在文革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交大师生在在追求真理、挽救学业方面仍然有不俗的表现。
        本届校友1968年底从交大毕业。由于当时毕业分配的指导方针是“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面向边疆,所以大家都被分配到西北、东北、西南等边远省份和艰苦地区,结合专业、发挥特长基本谈不上了。学友们都去基层厂矿当工人,“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即使这样,他们并不灰心、不气馁,报国之心从不泯灭,牢记在交大受到的教育,只要有岗位就能做贡献,吃苦耐劳,坚韧砥砺,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提升自己的人生品格。
        特别需要指出,本届校友毕业之年,也正值国家实施“大三线”战略之时,大批军事工业和基础工业纷纷內迁,实行“靠山、隐蔽、分散”的建设方针,为反帝反修准备打仗做部署。五十年代的交大西迁,是新中国成立后,为培养专业科技人才进行的战略调整。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则是为实现国家安全的战略部署。1964—1970年,西安交大毕业生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分配到三线建设的企事业单位。本班也有部分同学投身其中,分配到天水、宝鸡、贵州、青海、四川的三线企业,亲身经历了这段难忘的历史。他们为祖国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以对国家的无私奉献载入了史册。西安交大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她在向三线建设输送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在全国高校中是名列前茅的,这是为共和国做出的巨大贡献。
        本年级校友的一生中,几乎人人道路不平,历经坎坷。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的历史性重大转折,使这批学子毕业十载后遇上了盛世良机。他们长期积累的能量迅猛迸发,大展宏图,很快崭露头角,成为各单位、行业的领导或科技业务领军人物。大家深深体会到,个人的才能只有在国家的大形势下才能得以施展,个人的事业只有在报国的前提下才能铸就。
         百年交大的历史是由一个个校友的历史叠加形成的。大家都知道,把自己的历史写好,才能无愧于母校的培养,为母校的历史增添值得记载的页码。
         潘洪俊同学毕业后先在兰州、湖北省的石油工业单位工作十几年,在基层技术岗位悉心钻研业务,成为该领域的知名专家。调往南京扬子石化公司后,一直负责本单位的电气技术领导工作,在石化企业供配电系统的设计和安全保护方面很有贡献,发表过多篇重要论文被广泛引用,在本单位率先被评为教授级高工。退休后受聘南京一家美资公司做研究工作。
         赵崇武同学高考以数学100分(满分)的成绩进入交大,毕业分配到军工重点企业—兰州长风机器厂。由于工作认真负责,不计名利报酬,深得领导和群众信任,一再被基层单位挽留不让调整岗位,失去了许多攻克尖端技术的良机。后因企业经营危机而提前退休,退休后到沿海为民营企业工作,一干就是九年。在民企中,别的人干不了一年就被炒鱿鱼是常有的现象。但老板说,赵崇武话说得不多事做得多,这样的人我爱要。别的人是说空话多,干实事少,只好让他们走了。赵崇武是以自己的忠诚和忍耐承担了改革的阵痛,以另一种方式为改革做出了贡献。
        顾维斌同学在校时因为说过对文革不满的话而受到政治冲击,毕业分配到陕北延安的艰苦环境后仍受到不公平待遇。但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隐忍坚强、不懈努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走上了领导岗位,先后担任延安变压器厂厂长、延安电机厂党委副书记兼厂长。他以自己的才学对这两个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实现产品升级换代。后来他升职为延安市标准局、技术监督局的领导职务直到退休。
       担任711地质大队党委书记的曹锡九同学可谓是同学中虽然改行而能做出不凡成绩的典范。他被分配到陕西略阳县秦岭山区的地质队工作了一生。他从不怨天尤人,甘于放下大学生的架子和工人一起搞基建、上钻机、下巷道,重活累活抢着干,利用自己的知识革新钻探设备,减轻工人的体力劳动,深得群众好评。改革开放后他担任地质队的领导重任,曾率领一支钻井队伍转战陕北,开展石油钻井。他善于学习,很快通晓了石油钻井的有关技术并在数年之中练就了一支作风过硬、无往不胜的钻井铁军,声名远扬,为陕北老区的经济腾飞贡献了力量。他在地质队党委书记的岗位上一直工作到退休。
        杨波和陈申生则是本班同学中专业对口的两位数控专家。
        杨波同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青海高原上的三线企业—青海机床厂,在职工食堂和大件加工车间劳动多年。1975年调入设计科,做电气设计员。改革开放后受厂委派先后到西德HK公司、香港美国AB公司接受技术培训。为此自学德语、英语,翻译了大量技术资料,主持或参与多个数控加工中心的设计制造和调试,发表论文多篇,获多项科技进步奖,提前评为高级工程师。2000年在厂技术中心担任党总支书记兼技术中心副主任至退休,并继续接受返聘。退休后受聘于闽粤沪浙等地民营企业主持多项数控产品设计开发及专利实施,为民企解决了重大课题,深得老板信赖。杨波现在每天练书法、上网,与时俱进,老有所为。此次他为母校书写的长对联表达了全班学子的心声。
         陈申生同学毕业分配到三线企业—天水铸锻厂(后改为天水锻压机床厂),劳动锻炼十年。改革开放后开始从事设计工作,从设计员逐渐升职为设计科长、研究所长、厂副总工程师,与高校合作先后开发了多种数控锻压机床。1994年赴比利时、荷兰考察,接受荷兰DELEM公司培训,取得了为国产锻压机床配置数控系统的经验,为产品升级换代奠定了基础。后曾调往兰州机床厂担任总工程师。退休后受聘天水原厂从事大型数控产品销售技术洽谈,之后曾受聘宝鸡长城锻压机床厂指导开发数控产品,服务于南方电网超高压输配电公司广州局担任安全生产顾问。
        来自广东 的刘振熙同学毕业后回不了南国海滨,被留在西安的国防企业——秦川机械厂工作了一辈子,本人和子女现在已经完全陕西本土化。在企业长期从事军品科研,攻克不少技术难关。九十年代被分配搞军转民产品,担任秦川奥托汽车建线办公室副主任,多次出国考察,消化国外引进技术,受到过陕西省表彰。
        本班在高教战线工作的同学是任庆昌和秦炳熙。
        任庆昌同学是本次返校聚会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他毕业分配到三线企业—天水长城电器工业公司,做过十年的一线生产工人和基层技术工作。改革开放后考上首批研究生并被公派选送到荷兰埃因霍芬理工大学进修深造,学业期满回国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任教并多有建树,被评为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陕西省自动化学会副理事长。他还当选为中国自动化学会智能建筑与楼宇自动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也是陕西省智能建筑与楼宇自动化专业委员会的创始人(担任首届主任),主持的专业委员会成立十几年来在省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是教育部2005年批准设立的新专业—“建筑电气与智能化专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现在仍担任着该专业的全国教学指导委员会顾问(两名顾问之一)。
        江苏籍的秦炳熙同学毕业后先是在军工单位——沈阳东北机器厂工作,以后调往南方的扬州大学任教,曾担任电子工程系副主任。多年来从事智能仪器、智能电器、计算机控制技术方面的研究及新产品开发,并被多家公司聘为技术顾问。退休后被学校返聘,在教学督导组工作至今。
        本班的三位女生则是用她们的人生经历诠释着”巾帼不让须眉”的新时代精神。
        女生杨行素同学毕业时和本专业二班的郭兴灿结为伉俪,被分配到遥远的新疆喀什地区,在祖国边陲一干就是几十年。郭兴灿走上了地委和局级领导岗位,杨行素担任了设计院的电气副总。他们以自己的青春为边疆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华莉英同学毕业分配到位于四川北部大山沟的“长江工程指挥部”(现中建总公司第二工程局)参加三线建设。她是一位体质较差、身体瘦弱的女生,接受了艰苦生活和劳动锻炼的洗礼。从大山沟起步,先后转战渝北山区、洛阳、唐山、北京等地。曾在局属二级企业从事生产、技术、动力、新产品开发的工作。参与研制的混凝土搅拌站获1983年国家经委金龙奖、洛阳市科技进步奖。参与设计的塔式起重机,获中建总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本人被评为局先进科技工作者,并多次评为局三八红旗手。在局属建机总厂的二级厂担任主管生产、技术的副厂长和厂长。1991年调入中建总公司,在经援部、海外部担任处长。
         李士菊同学毕业后分配在辽宁本溪石灰化学厂劳动锻炼,那是个非常髒、劳动強度又大的单位。一年后调至该厂热工仪表部门工作。八十年代初因爱人关系调至浙江舟山普陀电机厂后,作  一个“半转行”的技术人员,从自学电机设计、自动调节、电机工艺等专业书起步,从事发电机设计。先后担任技术科科长,副总工程师,多次评为区劳动模范,曾评为舟山市巾帼模范,退休后进入扬州民营企业搞发电机新产品开发。有趣的是,当时在那个私企工作的还有一位科班出身学电机设计并且原单位就是电机厂的一位工程师,工作一年后就被老板辞退了,而李士菊却在该厂留任了11年。她深切体会到交大毕业生基础扎实,改专业容易,适应性很强。
         王永辉同学毕业分配初期在建工部五局二公司机具站劳动锻炼。1979年调入三机部212厂从事电气技术工作,在厂机动科搞技术革多项。1982年参加民品—空调器研发。此后与所学专业相距甚远,但凭借在校所学基础知识刻苦钻研空调技术而有所成就,获厂、部奖励多项,1989年被评为空调技术专业高级工程师。退休后到广东、苏州、上海等地民营空调厂从事空调产品设计达8年。永辉同学在每一个单位都受到过表扬和嘉奖。
         以上提到的赵崇武、杨佑民、李士菊、王永辉同学均有受聘于民营企业工作的经历,人人表现出色、贡献卓越。这些事例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交大学生作风优良、基础扎实,在社会上有很高、很广泛的认可度。
         杨逢云同学在本班同学中较早写出了个人传记—《我的大半生》,总结了在陕北和家乡户县的工作生涯。他先后当过省建五公司政工干事、户县教育局干部、师范学校教员、中学教员、县水泥厂技术员、高级工程师,干一行爱一行。在水泥厂期间,深入生产一线搞技术革新取得成绩,开发了水泥立窑液压控制器,并在各地同行企业中推广。还获得“智能供水节能装置”国家专利一项。
         陆天舟同学毕业分配先到铜川市铝厂,后调至江苏无锡供电局工作。曾获得过“一种机动车辆夜行无眩光照明及安全信号装置”和“家用次净水回用装置”两项国家发明专利,为城市光明和人民饮水安全做出了贡献。他经过长期观察和分析,就电动汽车电源的国家管理和政策问题提出极有价值的建议,得到科技部领导的赞许。他还针对电动汽车电机提出了一种有创意的新型结构,以图实现全新的车辆设计标准。这次他是骑着摩托车从居住地赶来赴会的。天舟同学热爱户外运动,退休后曾独自骑摩托车到过西藏和西北、东北各省,栉风沐雨,领略祖国的万里江山。他的特立独行、不服老的行动为大家树立了又一个标杆。
          张纪周同学毕业分配到重点军工企业—兰州长风机器厂。入厂后当过木工,又在铸造车间搞过多项自动化装备改造,成绩显著,1983年即被评为高级工程师。九十年代作为首批老厂援建新厂—湖北先锋机械厂的骨干,艰苦创业。他担任了该厂的主机分厂(厅局级分厂)副总工程师,主管动力部门业务直至退休。
        (以上的简略记载没有包括本次未能到校的学友。)
          同学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的优秀表现,显现了交大学子敢于改革创新,敢于拼搏,不怕挫折,锲而不舍,隐忍坚强,胸怀坦荡的优秀品质。
         光阴荏苒,五十年回首仿佛昨日。当年风华正茂的青春学子已华发苍颜。但是,忘不了啊,图书馆阅览室那明亮的灯光和丰富的藏书,大家在知识的海洋中漫游;忘不了,在学校实习工厂参加铸、锻、焊、钳、车、铣、刨、磨各工种的操作和电机实验室里悉心实践和探索;忘不了第十宿舍里的欢声笑语和中心楼前春天那绚丽得象彩云般的樱花;忘不了师生一起到户县帮助人民公社抢收小麦,汗水洒在关中肥沃的大地上;也忘不了学生第一食堂那令人垂涎的有上海风味的狮子头……。
         正如杨佑民校友给大家题写的赠言所说:
        “半世纪,豪情壮志,各奔东西,风霜雪雨,感慨万千,青春已逝,神采不再。仍要老骥伏枥,此生岂可虚度?
         古稀年,情何以堪?再度聚首,风和日丽,万紫千红,气定神闲,夕阳正红,必须与时俱进。”
         展望眼前,我们的母校在祖国阳光的沐浴下,在一代又一代交大人的悉心呵护下显得更加年轻、朝气蓬勃。大家从那些眉宇间有勃勃英气的年轻学子的脸上看到了交大的希望。在西安交大120年校庆前夕,校友们衷心祝愿母校更加兴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向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迈进。
                                                                                             
            完稿于 2014年12月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