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1956年夏季从全国各地考入交通大学的，刚好是交通大学迁到西安新校址的第一批学生。我们这一届的很多同学都是从南方招来的，跟着迁校的火车专列到了西安。专列里面的好多车厢装着教学仪器、桌椅板凳和老师们的家具，老师们的家属也随行其中。从交通大学来讲，西迁是一个创业史。我们这个专业的学生，从入学到毕业，到工作，退休，至今已整整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我们这些学子们，始终充满着对老师的感恩之情，充满着对母校的怀念，关心母校的发展。
      回顾历史，在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的时候，交通大学通讯专业从上海调整到了成都，一些老师也跟着过去了，即成立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1956年交通大学迁到西安的时候，随着时代的科技发展，彭康校长觉得还是应该有这个专业，所以就成立了无线电技术专业。当时第一届招收了四个班，共126人。1956年入学，当时我们在“向科学进军”的口号鼓舞下，学习热情非常高涨，一心学好科学知识，将来为祖国建设服务。入学后，我们除学习基础课程外，还经历了很多政治运动，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教育改革，到1960年连续三年困难时期等等。由于这些政治运动往往都是师生一起参加的，这段经历把我们同学之间、我们与老师之间的感情拉得很近，情谊也变得更深了。因为那段时间，我们不仅仅是在读书，还更多地了解了社会。同学们团结友爱，充满活力，朝气蓬勃，此情此景，如同昨日。
      当时的学制是五年，我们1956年9月入学，1961年夏毕业，当时毕业的同学大概有100多人。毕业之后，我们大多被统一分配到了工厂、企业、中科院、国防系统和高等院校。由于交大的传统——理论基础扎实，教师教学认真，同学们学习努力，所以大家在全国各个岗位工作得都比较好，受到这些单位的好评。这100来个同学后来大都成为教授、研究员、工厂的总工这一级别的科技人员，其中还出了一名工程院院士——叶尚福，他是在部队中研究天线的。从1961年以后，这些同学都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在通讯系统、邮电系统、国防工业、高教系统等，像我国第一条微波干线的建设，就是我们的张玉功同学亲自参与规划、建立的；中央以及地方各个电视台电视设备是李国华同学任总工的工厂建造的，国内的第一台心脏B超也是我们同学领导的课题组完成的，等等。一批分配到国防系统的同学，为我国军队通讯现代化立功授勋。不少同学分配在高校，他们为我国的科技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同时还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由杨儒贵同学编写，高教出版社出版的《电磁场理论》一书，已评为高校优秀教材，多次再版，在高校中沿用至今。龚秋声同学在基本电路方面做出了创新，得到了同行的公认，而且还把他提出的电路理论作为独立部分编入教科书。总之，我们这一届的同学们为国家各个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没有辜负母校对我们的培养和期望。
     回想起来，由于我们这些同学是我校无线电技术专业的首届学生，也是老校长彭康一手主持下成立的新专业，所以，彭校长对这个专业特别关心。在我们学习的几年中，他就在这个专业蹲点，跟大家接触的比较多。彭康校长经常在食堂里转转，看看伙食怎么样，到自习教室里看我们自习，他还联系班上的干部，跟老师们经常开一些座谈会，交流这个专业的学习、思想情况。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跟校长、专业老师接触很多，大家的感情也就很深了。即使工作以后，大家对母校、对老师、对老校长都是很怀念的。正由于这种心情，大家就会经常聚在一起交流，谈谈我们的工作，谈谈母校的发展。从我们1961年毕业之后，同学们之间就建立了通讯网，大家的交流始终未曾中断过。那时，同学出差到哪了，都会有一帮同学汇聚在一起交流各自的情况。一直到1996年交大100周年校庆，大家早早地做了准备，1996年4月份，同学们基本上都回到母校团聚、交流、合影留念。也就是在那次聚会上，大家共同商量确定了一种固定的交流形式：每两年举行一次这样的全国性聚会。按地域在全国把同学们分成了六个片区：华中片、广东片、武汉片、四川片、北京片、西安片，各个片选一个片长，我们这一届毕业生中分配在西安地区的就有20多人，其中在交大任教的就有10来个。从在母校工作的同学中选出一个同学担任大片长，来统筹各个片区的活动。
      每两年一次的聚会在哪里举行呢？六个片都需要申报，各自说明在该片区聚会的理由，就像申奥的那种形式。比如最后是华中片的申办成功了，大片长就把交大的三角校旗正式授予华中片的片长，由他们承办下一次的聚会。接受了任务以后，华中片区的同学就需要讨论如何承接这次聚会，筹划怎么活动，怎么个交流等等。第二年就要通过通信，后来就在网上，通知大家活动的内容，并征求大家的意见，进行反反复复地修改，最后确定聚会的内容和日程安排。到了活动日期，同学们从全国各地前往报到。在聚会活动中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交流，大家交流各个地区同学的生活情况、身体情况、家庭情况等，西安片的同学负责汇报这两年母校的发展，老师的情况。对各片区生病同学的慰问，对已过世老师（也包括我们自己的同学）的怀念，也是我们活动的主要内容。在聚会的全体同学大会上，对去世的同学和老师，大家要起立默哀，以寄托我们的哀思。同时，每次聚会都安排该地区的旅游。在经济上我们实行AA制。大家觉得这种形式很好，所以，从1996年开始到2013年，聚会共举行了8次，都是坚持这样一种完整的过程。在这些聚会中，都有不少感人的故事，比如，我们的女同学邢京生因身体原因不能前来参加2009年的北京聚会，她花费了一年多时间，为每个参加聚会的同学绣了一个精致的小荷包，并在荷包上绣上了“交大1956-2009”的文字，一共绣了60多个荷包。在这一针一线中，绣上了她对同学们的深情祝福，织出了同学之间的浓浓情谊。同学们收到这份珍贵的礼物，都十分感动，祝愿她早日康复。至今，同学们都珍藏着这个荷包。
      彭康校长与我们接触比较多，大家都十分崇敬他。文革中，当同学们得知老校长不幸去世的消息时，大家都十分悲痛，纷纷来电来函表达对彭校长的怀念和哀悼。特别是每逢在西安聚会，大家都要在校园西花园的彭校长塑像前合影留念，以寄托对他老人家的哀思和怀念。
      由于时代的特点，毕业后我们专业的同学几乎没有人从商或成为企业家，大家都是靠工资收入。在每次聚会时，基本实行所有支出大家均摊的原则。主办片区的同学除了辛勤忙碌外，还要多出一份钱，以表示对大家的欢迎，也使活动经费宽松一点。有的同学虽不能前来参加，但还要赞助。如戚如虎等同学和在国外的赵达才、姚正阳等同学，他们都早早寄来经费支持聚会。聚会后要发表这次活动的纪要，经费决算，然后把这次活动的记录、照片刻录成光盘发给大家。所以，这是一个很完整的过程，就像召开一个学术会议一样，甚至更加周全。
      所有这些活动都体现了同学之间和同学们对母校的深厚情谊。这种聚会形式一直到2011年5月——在母校的又一次团聚。当时考虑到大家已都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活动筹备已经有点费力了，根据大家的意见，以后这种大规模的全国性聚会就暂告一段落，各个片区可以举行一些小型活动，并通告全体同学，其他片区同学也可以来参加。对于此事，征求了大家意见，大部分同学都同意，在会议上我也宣布了这件事情，这可以算是一个里程碑。谁知后来,大家兴致都不减，在2013年的10月份，华东片在宁波又举行了一次活动，实际上还是一次6个片区都参加的聚会，共有40名同学，我们戏称G40大会。聚会结束时，会议纪要也发表了，光碟也做了，而且还制作了一个精美的以聚会为内容的2014年历。由制作人章锡元同学在2013年12月初分发到同学和老师家中。特别感人的是，杨儒贵同学做完大手术不久，赴美国家中疗养，还为这次聚会的光碟、年历、幻灯片制作策划修改，尽心尽力。2014年4月，同学们又聚会在深圳。杨儒贵因身体未能参加，但他于4月底仍未同学们制作了PPS，后来得知，此时他已癌症复发，他坚持在病中为同学制作了最后的一份PPS。时隔一月，他就与我们永别了。当同学得知这一消息后，哀悼信函像雪片一样飞向美国，字字情，句句类，表达了对这样好同学的无限缅怀和哀思。
      同学们的聚会活动，使得我们同学们之间的情谊更加深厚了。同学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我们总是回忆在母校的情景：1956年兴庆公园还是一个大土包，我们曾扛着镢头、铁锹参与劳动，当时学校没有围墙，进城要从东关走路去，学校的一些建设，像草棚大礼堂（彭康校长、胡耀邦书记就曾在那里做过出名的“干部就是干，战士就是战”的报告），这一切的一切，回忆起来就仿佛发生在昨天。我们这些回忆中包含着对母校的怀念，包含着对老师的感恩，包含着同学间同窗五年的深情回忆，这体现了我们母校的人文精神。此情可待成追忆，对“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们更希望交大的年轻学子们能知道，我们这些学长是这样热爱母校的。在2013年的宁波聚会中，大家商量决定要加快聚会的进程，2014年4月在深圳举行，2016年在母校建校120周年，迁校60周年，也是我们入学60周年的时候，要在西安大团圆。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时刻，从1956年到2016年恰好是一甲子，多半个世纪。在交大历届的毕业生中，像我们这样去做的学子，可能不止我们一个，可能还有一些班级、群体做得更好。但我们相信，在交大的大花园里，我们这一朵花应该还算是很绚丽的一朵。
      我们这一批交大学子已到了耄耋之年，还能有这样的热情，还能有这样的精力在一起相聚，就是想把我们交大的历史、交大的人文传统继承和发扬开来，这对于我们校史的建设也一定会有贡献。
      交大的学子们，好好努力吧，在校好好学习，毕业后好好工作，秉承和发扬百年交大的光荣传统，为复兴中华，铸成中国梦做出贡献，才不愧是交通大学的一名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