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报《西安交大报》刊登的《西迁西迁挺进西安》，深深触动了我的心，因为我也见证了交大迁校的历史事件。
      1956 年，我18 岁，从黄冈中学毕业后和我们班的另外3 位同学一起考上了交通大学。我们先从黄州坐了一夜的小火轮到汉口，然后在球场街30 中集中，一位交通大学老师来接我们。那时，从汉口坐火车到西安需要30 多个小时。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北方的雨水比现在多，天气也冷得早。记得海南来的同学在车到郑州时就已经冻得不得了了，他们竟然将棉被裹在身上，成为车厢一景。火车到西安后，苏庄副校长亲自接站，安排我们坐上了交通大学宽敞、明亮的大轿车直接拉到食堂。校方的热情直叫我们这些年轻人感动不已。
       交通大学是整体搬迁，连实习工厂的师傅、食堂师傅、裁缝师傅、修钟表的师傅和卖书的师傅……全部从上海过来了，学生也大多是江浙籍的，因此，在交大，人际之间的交往充满了上海味。我是湖北人，没和上海人打过交道，听不懂他们的话，闹出了不少笑话。
       记得上第一节课时，张寰敬老师讲画法几何，我将他说的“横面投影”记成了“万面投影”；在实习工厂劳动时，实习老师叫我将一根轴“车一车”，我却听成了“锉一锉”，把零件拿到钳台上锉了又锉，然后交给老师，老师哭笑不得：好好的园轴竟成了多棱棒！
       交通大学师资强，学风好，课外活动也很有朝气。我当时在校广播站当记者组长，我妻子在播音组，李鹤龄（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工程材料专家）在编辑组。我们一起主办过灞桥区“五. 一”游行和兴庆公园游  园晚会的直播，这在当时是很出位的。我们还一起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过节目。学校文工团排练的《东进序曲》在西安公演，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1957 年，形势有了变化，针对交大迁校的遗留问题，国务院决定交大分为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以后又采纳全国政协委员华罗庚和千家驹的建议，将与我们一路之隔的西安动力学院并入西安交大，我作为学校的记者曾旁听了有关的校务会议。
      交通大学很注重实践，劳动实践和社会实践的时间很多。我在大二时干过翻砂、炼钢、炼硅铁，出师后大概相当于三级工水平。我们班的4 位上海女同学，是四级车工水平。我毕业实习和论文答辩是在成都量具刃具厂进行的。在那个工厂我实习了半年，以满分完成了《断屑钻头和钻削测力仪研究》的论文。毕业后，我先后设计了十多种非标机械设备，出席了省科技大会，成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这些都得益于我在西安交大的学
习和实践。
      50 多年来，西安交大一直在发展壮大。当年的机械系有一个生产管理专业，现在已经成了工商管理学院。在大西北，西安交大的毕业生随处可见。我的同学兰思祖曾任甘肃省经委党委书记，韩允良曾任青海省科委主任。我们电力系统的西安交大毕业生也比较多，原西北电管局局长刘宏是高压专业毕业，西北电力建设总公司总工程师王矩是发电专业，宁夏火电开发公司总经理何怀兴是焊接专业毕业的。
       现在，西安交大的北方味浓了，我也成了地地道道的西安人。我衷心希望自己的母校能继承和发扬交大百年的优良传统，为我们西部大开发继续做贡献。（转自《西安交大报》第84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