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爱校，至死不渝——忆我的父亲吴有荣 -西安交通大学校史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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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爱校，至死不渝——忆我的父亲吴有荣

2016-11-01 点击：[]

吴大焱

     我的父亲吴有荣(1911-1992),生前为西安交大热工教研室教授,九三学社成员，虽一生坎坷，但爱国爱校，至死不渝。他从黄浦江畔到兴庆湖滨，直至驾鹤西去，始终用言行教育我们子女，要爱国爱校，相信党和人民。文革十年动乱，虽受残酷打击，甚至牢狱之灾，但平反昭雪后，他仍坚持爱国爱校。现在回忆起来，高风亮节，令人感慨。
     由于祖父去世早(吴介璋,中国民主革命家,见《无锡档案》2010年第四期“辛亥革命名人吴介璋”，死于1926年11月1日)，父亲是靠辛亥革命烈士子女抚恤金，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机械系读完的大学学业。青年时期的父亲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上学期间，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件，日本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惊醒了全国人民。关系祖国前途命运的抗日救国运动怒潮般地高涨起来。作为当时全国政治中心的首都南京的学生站在这一运动的前列。九月二十八日，中央大学学生冒雨列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请愿返校途中路过外交部时，有同学喊：“外交部到底干了些什么，我们要质询”。于是几十名同学涌进外交部，在部长办公室找到了卖国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向他提出质询，发生激烈争议。王正廷态度傲慢，在爱国热情和激愤中，父亲和王明诚等同学怒打了王正廷。（见1983年出版的《全国政协革命史资料》第10期，全国政协委员汪季琦、王枫著“南京怒潮”）。毕业后，父亲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当时航空委员会的公派赴美留学生名额，于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就读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当时在该校研究生院学习航空的还有著名的钱学森。1937年抗战爆发，父亲爱国心切，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不顾美国优越的生活条件(当时有一所美国的工厂一再动员他前去工作而被他谢绝)，在取得硕士学位完成实习后，即毅然回国参加抗战，服务于航空机械设备部门。父亲对当时我国击落的一架日寇先进飞机进行剖析，写下了“日本九六式艇上战斗机之研究”一书，激励我国航空界研发对付日寇的战斗机。父亲回国时还带了满满一大箱飞机图纸，可惜旧政府腐败无能，那些当时最先进的图纸最终成了家里的糊墙纸。解放前，父亲颠沛流离，生活极不稳定。同时，在科学和教育救国的理念下，在重庆中央工业实验所工作期间，到自贡研究出全国第一根盐井用的钢丝吊绳，并制作了获得专利的手工电力两用盐砖机。并为解决后方柴油紧张，进行了“桐油替代柴油的行车实验”，其间还曾担任南京中央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解放后，父亲为华东野战军设计了汽车节油器，经实际使用获得四野的嘉奖。在国家统一的院系调整中，父亲由当时的大同大学转为上海交通大学的一名教授。由于我家离校区较远，父亲起早摸黑，备课至深夜还要赶早赴学校授课，加之长年生活不稳定，饮食无序，得下了老胃病，每天清晨胃难受吐酸水还要赶着上班的情景，我今天想来仍历历在目。
     1956年交大开始西迁。由于父亲的经历,接触业务的面较广，记得彭康校长曾找他谈话，让他负责迁校安装工程处的工作。父亲马上接受了任务，与何金茂、王瓒先、徐子荣等人一起奔波于上海、西安两地，解决迁校中遇到的安装工程技术方面的问题。他们一起做了很多细致、踏实的奠基工作。交大西迁可以说是个系统工程，有许多实验室的设备、加工厂的机器需要正确地拆卸、搬迁、安装，这些都是需要提前计划、精心指导，合理安排的。为交大西迁能顺利开课打好坚实基础，前辈为此洒下的辛勤汗水，与今日西安交通大学的兴旺发达是分不开的。西迁前，我家住在上海华山路1100弄，那是解放时外国人走后遗留下来的洋房小区，虽然不像洋人一家独住而是几家合住，但是家里宽敞明亮，有煤气、电话、阳台、独立草坪，条件很好。1957年，我父亲为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大西北，义无反顾。除在迁校安装工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更让人敬佩的是后来学校同意照顾我父亲和朱麟五等一批教授回上海工作，而父亲身体力行，不怕当时西安艰苦的环境，自愿放弃上海优异的条件，携全家西迁，成为西安交大第一批西迁的23名教授之一。我们是五口之家,记得刚迁到西安时,三个孩子中,我上的是交大附小(现在的理工大附小)三年级,二姐女申女申先读的附小六年级，后上的是44中(后改名交大附中,现市83中)初一,都离家较远。而大姐婷婷先在建国门内的市26中读初三，后考取西安音乐学院（当时叫西安音专）附中读高一住校。记忆中，即使是较近的交大附小也要经过麦地，穿过小树林，爬个小上坡，才能到达。更别说当时大姐所处的市26中和音乐学院了。刚到西安时，马路上马车比汽车还多，学校的周边都是农田，到了大跃进的年代，我们还上马路拣马粪积肥。而当初在上海时，我与二姐读的是江苏路第五小学，大姐就读的是上海市第三女中，都是上海当时数得上的名校，条件是十分优越。这些情况，作为负责迁校安装工程，西安、上海两地跑的父亲，心里都是清楚的，为建设大西北我们家和所有全家迁来西安的交大教工一样，都是做出了牺牲的。刚到西安时，兴庆公园正在建设，那时我与小学的同学们从正在挖的湖底（感觉是平地）往岸上（感觉是山上）冲锋，扔泥块打土疙瘩战玩, 当时的情景回忆起来似乎仍像几天前发生的一样。
     这里我要提一下我的母亲余锦枝,她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贤妻良母,父亲无论成功还是挫折,背后都少不了母亲支持的影子。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外公余肇池解放后在清华、人大任教授，是20世纪中国十大会计名家之一、中国公有营业会计的草创者。生平见《财会通讯》杂志2012年第19期，陈远芳所著《中国公有营业会计草创者：余肇池》），抗战时由西南联大毕业，婚后为了支持父亲的工作，毅然放弃了工作回家带我们这些孩子。印象最深的是，1960年困难年月，为了让我们这几个孩子免予挨饿，全家中她总是吃得最少最差，以至于得了肺结核，直到困难年月过去后才逐渐痊愈。
     西迁工作基本完成后，父亲又回到教学第一线，在动力系热工教研室担任热工学授课任务。同时他还担任着全国高等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热工类教材的编审工作,记得六十年代他编审了清华大学的王补宣教授的《热工学》等一批教材。值得一提的是，父亲在迁校前后的教学授业中，始终是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因此凡他教过的学生都对他的授课印象深刻。记得父亲垂暮之年，还有一位叫邱之楷的他五十年代教过的学生专程从海外寻师至西安，特意到病房看望父亲。我在西安交大也常听他教过的留校学生(当然都是我的叔叔阿姨辈)，谈起父亲的授业，都有很深印象。特别是他对他的助教业务上严格，生活上关心，记忆中周末常有年轻助教来家里做客。
     特別要说的是，文革十年动乱期间，父親蒙受不白之冤，甚至连留学读书的美国麻省理工大学也被污为特务学校，直至从牛棚送到牢獄。既或这样，当冤獄得到昭雪，父亲不仅不报怨，仍一如既往地热爱交大。记得西安交大100周年校庆时，父亲特意请他的老熟人——当时最著名的画家刘海粟，为西安交大校庆提写大幅的“百年树人”书帖，赠与交大留念，我想这幅字帖当仍保存在学校的校庆档案馆内。87年，父亲突患重病，住第四军医大学病房。我们去探望，父亲流着泪和我们说，他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机会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嘱咐我们要好好工作，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一个受过不公正对待的老人，在病重时，想到的还是为国家做贡献的事。父亲一生正直善良，刚正不阿，不会阿谀奉承，只会踏实工作，让我们做小辈的不得不为有这样的父亲而骄傲。
     交大是一个历史悠久，有着优良传统的学校。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大西北，多少教职员工，和父亲一样，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从黄浦江畔出发落脚到兴庆湖旁。如今父母都已远去，他们和许多西迁来的交大人一样，永远地留在了大西北的黄土中。但是，他们的孩子，孙子…大多数还继续秉承着交大精神，奋战在大西北的各个岗位，完成着建设大西北走向现代化的任务。交大有饮水思源的传统，饮水思源必将爱国爱校，父亲虽没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但他平日里言传身教的是爱国爱校，这就是一份最宝贵的财富。我们子女也一直把“爱国爱校”作为家训传承下来,我就常对在交大附小担任教师的女儿吴芳讲诉爷爷西迁的不易,提醒她要学习爷爷“爱国爱校”的精神。从黄浦江畔到兴庆湖滨，走来的老一辈人物都是我们的楷模，我从父亲身上就看到了这一闪光的亮点——爱国爱校，至死不渝。

作者简介：吴大焱，西安交大退休高级工程师
          山西太原钢铁公司退休高级工程师吴妽妽提供部分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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