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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母校图书馆的情缘
2016-11-01  点击:[]

 
      朱贻杰     
                  
         回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母校情”,就要从我1955年考上交大,与学校图书馆的情缘说起。
       那年,当我第一次跨进位于上海徐汇区挂着“交通大学”校牌、红墙绿瓦的古老校门后,再向右一拐,就能一眼看到不远处的那幢建于1919年,用红砖砌成的教堂式的图书馆了。
       那时,国内高校能以大学取名的不多,拥有古色古香图书馆的更少,她外朴内秀的气质,吸引着我这个爱读书的学子,这也就是感情和缘分的开始吧! 
       那年,我被录取在校电力工程系,该系下设热能动力装置、发电厂配电网及联合输电系统和工业企业电气化三个专业,新生可自由选择。我在校图书馆看到有位伟人说过一句名言:“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全国电气化”,又得知担任彭康校长顾问的苏联专家组组长阿依·舒金,就是这个电气化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我当即选了那时简称工企,现名电气自动化的专业。
       那时,国内掀起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热潮,大学中的政治课新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外语课也由英语“English”改教俄语“руский”。交大因有多位苏联专家来校执教,学俄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了!再说,我在“江苏省泰州中学”的高中三年,当过班学习委员兼英语课代表,算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担任我班班主任、已过中年的宋老师教我班《英语》课的同时,还改教下一个年级的《俄语》,所以到交大要改学俄语——我的第二外语,是早有思想准备的。
       那年,学生除上课外可自由支配课余时间,我就常去那幢“一见钟情”的图书馆阅读、借书或还书,当然多是有关俄文版的专业基础书刊了。我还得知:同年9月由美国返回的《始终眷念着祖国》的交大资深老学长钱学森教授,早年在校攻读时就是馆内的常客,故我对那幢图书馆更是“情投意合”了!
       隔年,交大奉命迁校,除船舶工程系仍留上海,校门换上了“上海造船学院”的牌子外,其他各系年级的师生开始分批远去,原址虽仍有师生在教和在读,但“交通大学”的校牌挂到西安新址去了。我也只好惜别那幢情投意合而缘份难续的图书馆,在新址另爱一幢拔地而砌但有点陌生的新馆了!     
       后来几年,国内高校是在大鸣大放、反右斗争、大炼钢铁等一系列运动中度过的。交大还在迁校问题上出现正反两方的激烈争论,后经周恩来总理亲自调解,决定原址和新址分别称为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和交通大学西安部分,以兼顾到上海老工业城市的需要和西安新工业基地的支援。那时(1957年)还是一所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仍是彭康同志。直到1959年才各自独立,分别称为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两所高校各有校长,不过两校校门的校名,到现在仍是我当年看到和熟悉并喜爱的“交通大学”四个字。
       在西安校址的那几年,由于多次入馆,她成了我的“新欢”。“泡”在里面阅读俄文或中文版专业书刊的时间多了。我还记得在校时,获得由校电机工程系(电力系已并入该系)举办的“俄文笔译比赛第一名”。由于过问政治运动的时间少了,虽受到“两耳不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微词,倒还让我平安无事了……  
       离校31年后的1986年4月上旬,我从江苏沙洲工学院出差到上海大学前身的上海工业大学,时任校长是“三钱”之一的钱伟长教授,钱校长还兼任我院名誉院长。在“上工大”执教的交大校友提醒我,8日是母校建校90周年纪念日,母校要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海内外著名校友都应邀要来母校参加的,这又使我想起了那幢图书馆。
       我那天一早就急忙从闸北区赶到徐家汇校本部凑个热闹,走进久违的古老的红色校门右拐后,又一眼看到了阔别的那幢用红砖砌成的教堂式楼房,不过她已功成身退了。接替她的是当时国内高校图书馆层数最多也是最高的、由香港船王包兆龙之子包玉刚先生捐建和取名的“包兆龙图书馆”。我对正在如此气派的新馆内读书的母校师生们是多么的羡慕呀!又想起我当年在旧馆时阅读的情景是多么难以忘怀呀!更联想到旧馆也是大科学家钱学森教授等杰出校友曾经拥有的图书馆,对照我个人专业技术和教学工作的平实生涯,又使我多么感到惭愧呀!
       又隔十年后的1996年4月我刚退休,应西安母校来函邀请,专程赴古都参加百年校庆。在美丽如花的校园内,原先一幢我阅读过书的图书馆也早已“退役”了,取代她的是一座刚落成的,时任我党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席亲笔题写的“钱学森图书馆”,她就像巨人一样矗立在我的面前,馆内陈列有早年钱学森在校学习期间的珍贵资料,特别是他优异的学习记录和考试成绩,令我钦佩不已。
       江泽民同志也是交大引以骄傲和自豪的资深老学长,当然还有关心母校建设的著名数学家吴文俊教授,以及后来的一大批杰出老校友,这不禁使我当时又回想起,上海母校那幢与他们有着亲密交往关系的最早的图书馆了! 
       2010年5月,应交大1955级在沪工企校友的邀请,我和老伴同去上海,与前来参观上海世博会的西安和北京同窗一起聚餐,在畅叙了离校后工作和退休55年经历的同时,也深情地回忆了当年在校时与图书馆结缘的情景。金婚之年的我俩在游玩过世博园后,还专程去母校徐汇和闵行两校区参观和拍照,特别是在令母校交大引以骄傲和自豪的科学大师——钱学森资深老学长早年所读的那幢图书馆和所住的那座学生第一宿舍前留了影。
       前年11月,在上海母校徐汇校区的“钱学森图书馆”新馆,又在大师百年诞辰前夕建成,她将成为钱学森文献实物收藏管理中心、学术思想研究中心、科学成就和崇高精神的宣传展示中心,成为有一定规模、水准和较大影响的纪念设施,充分发挥其对广大干部群从,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 精神的教育作用。
       在西安母校兴庆校区的“钱学森图书馆”原馆,也已同时完成改造和扩建的重要任务,更好地发挥馆内专设的钱学森业绩展馆对新时期交大优良校风、教风和学风的进一步形成,对年轻一代交大人的激励、濡染和教育的重大作用,藉以回报资深老学长在12年前,题写了一段对西安母校殷切期盼和令师生非常振奋并时刻铭记在心的深情寄语……
       必须指出:在校时我与两地母校当年图书馆的多年结缘,既使我及早地培养了从“学会”到“会学”的独立思考能力,也为我工作后与所在工厂、高校和地方的图书馆所的续缘打下了良好基础,并取得了续结情缘的结果。
       如在“南京汽车厂”撰写的第一篇有关电气自动化专业的文章,发表在上海《电世界》杂志1963年第6期。在“第二汽车厂(今东风汽车公司)”的第二篇同类文章刊登在天津《电气传动》杂志1978年第4期。至于前后两篇论文与专业读者见面相隔长达15年之久,其原因是我们这辈人不言自明的。后来的文章就相距数月陆续出来,到1984年初,计有10多篇专业技术论文与读者见面。
       总而言之,作为一个阅读爱好者,通过“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的牵线搭桥,回顾我最先与母校图书馆从一见钟情的结缘,后与所在工厂和地方及其他院校图书馆的续缘。从以书为友到以馆为家,已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了。她已是我的“终生学校”,与她的情缘,使我在学习中进步、在运动中逍遥、在斗争中避灾、在工作中探索和在退休后充电。我退休前在专业学习和工作中酸甜苦辣的“平实人生”及退休后在改弦易辙中的“老有所为”她可见证,这就是迄今为止难以忘怀、又引以自豪的“我与母校图书馆的情缘”。过去有幸作为交大学子、现在已是古稀校友的我,兼以此文略表我的母校情!
       最后祝愿: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教育部和两地政府的共建中,跨越三个世纪百年历史、拥有众多院士和优秀师长、又有万名出众和创新意识学弟和学妹的这两所国内著名学府,必将以“钱学森之问”为激励,共同为早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为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为祖国的教育改革和科技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名校梦”而努力奋斗!                                                            

 
       作者:朱贻杰  1955届(级)省泰中(交大)校友,江苏沙洲职业工学院退休教师,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张家港市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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