颖异之姿志于学——从南洋公学外院到附属小学堂-西安交通大学校史文化网

校史与大学文化研究中心

当前位置: 首页>>长河撷英>>正文

颖异之姿志于学——从南洋公学外院到附属小学堂

2016-10-31 点击：[]

贾箭鸣

        本文标题引自南洋公学创始人盛宣怀1898年4月（农历）上奏光绪皇帝时，对他所招收的首批小学生们，即南洋公学外院生的评价。南洋公学外院和稍后取而代之的附属高等小学堂，公认系有史以来国人所兴办的第一所小学，亦开我国高等学府附设小学教育之先河。
        前此两年，1896年（光绪22年）冬，光绪御批，首肯大理寺少卿（官名，即清廷最高法院副院长）盛宣怀继开办北洋中西学堂之后，再接再厉，于沪上兴建南洋公学，作为“国家陶冶人才之重地”。年过半百并身膺多项重任的盛宣怀遂风雨兼程，奔走于黄浦江滨，租房买地，延揽师资，从师范院、外院一一办起，转瞬间一所崭新的学府壁立东南，初成规模。其情形正如奏折所云：
        即于上年二月间考选成材之士四十名，先设师范院一学堂，延定华洋教习，课以中西各学，要于明达体用勤学善诲为指归。复访日本师范学校有附属小学之法，别选年十岁内外至十七八岁止聪颖幼童一百二十名，设一外院学堂令师范生分班教之。比及一年，师范诸生且学且诲，颇得知行并进之益，外院生亦多颖异之姿，能志于学。［1］
        奏折接着说，有了以上基础，今年就可以办中院了，而上院即大学部的兴办亦指日可待：
        上中两院之教习皆出于师范院，则驾轻就熟，轨辙不虑其纷岐；外院之幼童荐升于中上两院，则入堂升室，途径愈形其直捷。［2］
        此奏折名曰《为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情形折》，是盛宣怀前后多次向朝廷报告学校开办情况中的一件。盛宣怀其人作为叱咤风云的洋务运动中坚，在这之前短短三几年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利用任职之便（1902年在天津任直隶津海关道兼直隶津海关监督，1896年转而督办设在上海的铁路总公司），于天津、上海两大口岸——当时中国规模最大、近代化和开放程度最高的两座城市，相继擘建北洋中西学堂（后改称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弄潮时代，彪炳于世。面对1894、1895年间的甲午之耻以及随之而来越来越严重的民族危机，有血性的中国人无不急切探寻救亡图存之路，而盛宣怀的呕心沥血开创新学，无疑当属其中最具影响的历史性事件之一。尤其是他的这次上奏恰值戊戌变法前夜，兴学堂、废八股即为变法要义之一，因而也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虽然他本人并不在奋袂而起的变法人士之列。
        谈风雷激荡的中国近代史，盛宣怀是绕不开的人物。他是江苏常州人，生于1844年，家学渊源，精明强干，亦官亦商，长袖善舞，因兴办洋务深谋远虑，事事有成，且能自全其身，得到清廷重臣李鸿章以及张之洞、王文韶青睐。慈禧曾谓“盛宣怀为不可少之人”，李鸿章认为他“志在匡时，坚韧任事，才职敏瞻，堪资大用”，张之洞评价他“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如此高的评价，基于他在并不太长的岁月里相继办成了不少大事，且看他步履之勤：1873年任轮船招商局会办，1875年办理湖北煤铁矿务，1880年创办电报局，1881年任津沪电报陆线总办，1893年筹办华盛纺织总厂。而倡建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这几年，也正值其推进洋务高潮：1896年接办汉阳铁厂，1897年任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并于是年主持开办了我国第一家官办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898年开办萍乡煤矿，1902年创办中国勘矿总公司。再稍后他升任商务大臣，加太子少保衔，成为一品大员。洋务派轮、电、煤、纺四大企业中，三种由他直接掌管，可谓举足轻重，一时无两。旧中国近代化第一阶段中创建起来的主要工矿、交通运输和金融企业，大半通过盛宣怀之手，对于推动民族工商业发展，与有力焉。他也是一位有作为的慈善家，开展义赈活动长达数十年，并参与创建万国红十字会。至于辛亥革命前他任邮传部大臣，到达一生仕途顶点，而以贸然施行“铁路国有”激发四川保路运动，最终酿成滔天巨变，那是后话了。
        在当时，盛宣怀的了不起，在于他从办洋务、促实业的具体实践中深切认识到，“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而“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更直接些说，那就是“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自强万端，非人莫任”。像南洋公学这种凿空而立、具有长远目标的新式学校，“俾得赶快兴建，庶几早一日开学，即早一日成才”。［3］这些识见闳远的主张，他一遍遍启奏最高当局，得到了支持。而在当时风雨飘摇国力衰微的情况下，依靠直接在他掌控之下，最有实力的两大新兴实业招商、电报局来解决南洋公学常年办学经费，避开了衙门掣肘，也是很高明的一着。此亦为校名所谓“公学”之张本。
        办学路径上的选择就更具远见。延续1300多年科举制度虽然走到了尽头，但仍在苟延残喘，正式废除尚在10年之后（1906即丙午年）。没有受过新式教育的小学生，怎么会有中学生、大学生，又何以涌现出朝廷所企盼的“楨干大材”？没有教师和教材，学校何为？因此，正如盛宣怀所奏，在“既病求艾，相需已殷，急起直追，惟虞弗及”的情势下，“师范、小学尤为学堂一事先务中之先务”，兴办中西合璧，“窥西学之精”，追寻近代文明的南洋公学，就必须自最基本的师范、小学起家，由师范院造就第一批师资，由外院培养出第一批小学生。［4］这些学生经系统训练和严格选拔后，升入中院即中学，进而更登堂入室，升入上院即大学，接受高深的专门教育。以这种循序渐进、逐级演变的方式来设计一所大学的发展，从积习千年，以四书五经为志业的私塾和书院藩篱中冲出一条路来，是深谙国情的，也是颇为超前的一种做法，实行后很快就证实了其蓬勃的生命力。
        史载，外院开办尚不及半年，其中20人即被选拔出来，成为中院的第一批学生。次年，其余成绩合格的外院生亦随之升入中院。作为盛宣怀副手执掌校务的张元济欣慰地看到，“今公学之翘秀杰出者大半多属此辈”。学生既已升等，遂停办了外院。但对照现实，以稳固的优秀生源计，从办学的连贯性思考，小学之于南洋仍不可或缺。正如张元济同时发现的，当时中院也曾尝试录取了一些非外院生，而其“根基未立，进境较难”，差距十分明显。［5］这样，经南洋公学第一任总理何嗣锟生前倡导，第二任总理张元济具体主持，学校于辛丑年（1901年）2月正式成立附属高等小学堂，希望能够作为模范，来带动江浙一批新式小学的兴办，以此作为本校能够办好中院乃至兴办大学的基本条件。“附小”之名由此而生，她作为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办就是几十年，踵事增华，“积厚流光”，成为新学典范，从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了老交大“门槛高、底子厚”的办学特色。有意思的是，因附属高等小学堂录取的第一批学生共有72名，有舆论说这是南洋公学仿照孔夫子“72贤人”着意为之。后来成为同盟会元老和国民党代表性人物，也是里昂中法大学创办人和中研院院士的吴稚晖，当年身为师范生中的一员，聘为附属高等小学堂首任堂长。接任此职的另一师范生林康侯，亦曾管理过中院，后来成为金融界和实业界巨子，当选全国商会联合会主席。
        师范院的兴办稍早于外院，不但是为眼下培养这些小学生而办，更是为了将来“驾轻就熟”，为中院和上院储备师资。前后虽只有三届，却系我国师范教育之涓涓源头，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师道立则圣人多” ［6］，盛宣怀这句话讲得很是精辟。他极为看重此类“传道、授业、解惑”的人才，第一次招考就在他家里进行。本着特殊培养、早出人才的初衷，师范院所招收的多是已经取得举人、廪生、贡生名分，却又向往新学的俊彦人士，以独创的“五层格”加以培养，优胜劣汰，要求严格，生活待遇却很优厚。师范生在学习过程中一律担任了外院（以及后来附属高等小学堂），乃至中院的课程教学、教材编写和学生管理工作，“且学且诲”，“知行并进”，教学相长，开了风气。师范生参与编写的几种教材，通过南洋公学译书院得以刊行，“为我国人自编教科书之始”，对各地兴办新学及本校教学有雪中送炭之功。学生中且有数位佼佼者入学数月即送洋深造，学成后仍回校担任教师。师范院师生共同创作的《警醒歌》，是南洋公学第一首校歌，它呼唤人们从外侮内患中警醒奋起，雪耻自强，鼓舞青少年珍视韶光，担当大任，凸现了本校的使命，是爱国爱校优良校风的首次展示。正是由于师范院的创办，造就出我国献身新式教育的第一代人才，带动了本校外院、中院的蓬勃发展，为兴办大学教育作了必要的准备。考取师范院第一个报到的王植善，后来成为著名教育家，所创办的私立南洋中学成为江南名校，与南洋公学中院脱胎而出的南洋模范中学并驾齐驱。同班沈叔逵（心工）作为师范院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在附小执教垂27年，成为任职最久、贡献最为卓著的一位校长。他也是我国音乐艺术教育的先驱，令人耳目一新的校园歌咏自沈心工《唱歌集》始。
        时代的呼唤，新式教育的陶冶，实践的磨砺，使仅存在7年，前后不过70余名学生的南洋公学师范院办得超拔卓越，魅力迸射，从中涌现出一批青史留名的栋梁之才。学生中白雅余、吴稚晖、钮永建等都是我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人物，推翻帝制一马当先，肇建共和鞠躬尽瘁。尤其白雅余学长，为李大钊的学识启蒙者和革命引路人，传播真理，组织武装，奋不顾身走在鼎新革故大时代的最前列，于辛亥革命洪流中发动滦州起义壮烈牺牲，由民国政府追赠上将。白作霖、雷奋、王植善、陈懋治、沈心工等为杏坛名流，孟森系清史研究开拓者，张相文为近代地质学奠基人。他们在校品学兼优，出校建功立业，为南洋学子树立了榜样。
        对于寄予厚望的“聪颖幼童”小学生们，学校更是下足了功夫。外院有《四勉歌》，一勉曰“和厚”，务使大家懂得“国和一国强，家和一家阜”；二勉曰“肃静”，提醒诸生“身肃有威仪，心静添聪颖”；三勉曰“勤奋”，警示同学们“一奋无难事，一退落千仞”；四勉曰“整洁”，谆谆叮嘱说，“整则有精神，洁则清气血”。莘莘学子“立志要做好男儿”，就要明白这些最基本的道理。［7］从外院到附属高等小学堂，要求都是极其严格的，学生一律住校，数星期才可回家一次，平时不得随意出校门，教师与学生同桌用膳。1906年建成了小学新校舍。就在大学部终于兴办起来，大学和预科逐渐成为主体后，得到关爱最多和同时要求也最严的仍是小学生们。唐文治长校后，多年如一日亲自抓小学工作，撰著数种阐发道德精义的教材，手订“勤俭敬信”四字校训并加以详释，作为学生基本准则。所颁布的新校歌，唱出“醒狮起，搏大地”，“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的时代强音。［8］与过去高高在上的监督不同，唐文治常年住校，日日必去学生中，入夜提着灯笼去宿舍查房。虽然曾是朝廷命臣，学生眼中的唐校长却永远是一袭长衫，两只布鞋，温文和蔼，敦朴可敬。他与学生的感情完全融合在一起，深刻地影响了孩子们的成长。从附属小学堂读到电机科的邹韬奋认为，本校学风“可为吾国学校中最可钦仰、最可爱慕者”，外间与之相比有三不可及：“吾同学皆知自尊其人格而同时且知力尊他人之人格”，“吾同学皆知勤奋学问而同时且极敬重他人之勤奋学问者”，“吾同学毫无奢侈恶习而同时且知敬重他人之简朴”。［9］当然，也有一种看法认为，对于年龄尚小的孩子们，校方管得未免太细太严了一点。著名实业家吴性栽民国初年在校读书，回忆当时的情形说：“规矩很严，学校的周围有一条小河，进校就得通过一条桥，校门就叫大桥门，门有门房，学生进出统在门房眼中。我是寄宿的，隔两三星期由家长领回一次。所有身上零钱，统要缴给会计。如果私出校门，记大过一次，三次大过便开除了。”［10］
        附属高等小学堂定位为高小，但学制4年，比教育部所规定的修业期多一年。既是为日后接受高等教育做准备，其教学上的要求远远高于同等学校，高年级的学业程度实际上超过一些中学的初中一二年级，因而淘汰率也很高，比如首届72名学生中，到期毕业升入中院的仅15名。第9届毕业，后来成为土木工程界知名实业家的周浩泉回忆说：“我对小学里3年半（我从一年级下学期插班，故省读半年）的学生生活，印象极深，不但校规严、老师严，而且学科多，功课重”，“拿我们1909年同期录取的14名插班生来讲，到1912年能够毕业的连我在内只有8名，淘汰率达40%强。”［11］附小开设的课程有修身、读经、国文、算术、格致、历史、地理、英语、图画、唱歌、体操、手工等12门，在当时是最为完备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英语教学起步早，要求高，程度深，学生升入中院后接受各门课程的英文讲授及阅读英文教科书毫无窒碍，不但掌握英文更趋精通，也为开始学习法文或德文创造了条件。
         而与此同时，学校一贯秉承“保存国粹”的宗旨，国文教育的地位从来都是至高无上的，从入学考试起，直至在校学习的整个过程，读写的要求之高，近乎严苛。国文大会（即写作大赛）年年办，人人不得缺席。应该说，这一长远举措对于学生的品格养成、思维训练和写作能力提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南洋公学崇尚“中学（传统文化）好、西学好、体育好”，体育活动新潮而又丰富，许多项目开风气之先，其中足球为学生最爱，同学们盘起辫子，撩起长衫，在足球场上奔突往来，乃成沪上一景。童子军也是在国内较早成立的，十分活跃，名气很大，其代表曾赴日本访问，主持其事的附小教师沈同一后来还当上了上海的童子军总司令。
        学校既以陶养师资起家，最看重的也是师资力量，而集中了专任教师的惟有附小，虽然学生才100多人，终年聘任的教师却有十三四位，早年一度占到全校教师总数的1/3。这是一支高度敬业、造诣精湛、德艺双馨的教师队伍，在附小的办学历程中铸成了精勤育人的优良传统。邹韬奋《永不能忘的先生》一文谈到当年的校长沈叔逵先生，“他是一位很精明干练的教育家，全副精神都用在这个小学里面，所以把学校办得很好。”教师们也十分可敬，“我们那一级的主任教员是沈永癯先生，他教我们国文和历史——我最感兴趣的科目。他那样讲解得清晰有条理，课本以外所供给的参考材料的丰富，都格外增加了我的研究兴趣。我尤其受他熏陶的是他的人格的可爱。我这里所谓人格，是包括他的性格的一切。”“他教得非常认真，常常好像生怕我们有一句一字不明了；他的认真和负责的态度，是我一生做事所最得力的模范。”这位学生热爱的先生胸襟远大，成为韬奋接受新思想的引路人，“我进了中院以后，仍常常在夜里跑到附属小学沈永癯先生那里去请教。他的书橱里有着全份的《新民丛报》，我几本几本的借出来看，简直看入了迷。”［12］
         处于跌宕起伏剧烈变革的年代，学校的路异常艰辛，办附属小学更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盛宣怀任监督后期，由于“墨水瓶事件”所导致的退学风潮的发生，袁世凯不怀好意的插手，使南洋公学几乎毁于一旦。享有盛誉的译书院，以及已具有大学专科性质的特班、政治班，培养外语人才的东文学堂等都被迫停办，经费骤减，规模缩小，但附属小学堂还是坚持保留下来，只是需要收取一部分学费了。唐文治1907年担任校长（监督）后，学校相继创办电机、土木、管理科等，成为高等工程教育重镇，但仍极为看重中小学教育，但这就与主管方面发生了冲突。“中央议裁小学者三次”，［13］因为难以理解这样一所新兴工业大学为什么还要保持初等教育。特别在辛亥革命后最初几年，学校经费陷入极度困难，连唐校长也只能带头领半薪，率领师生艰苦奋斗撙节办学了。“今日不知明日，本月不知下月，本学期不知下学期”，在这种前所未有的难堪境况下，小学还要继续办下去吗？但学校的回答却是非常坚定的。1912年10月，唐文治向部里呈交了一份详尽的报告，缕析中小学不应停办的理由：“本校注重实业，各科均用英文课本，须能直接听洋教员讲授，而各处学堂程度甚浅，科学不完，相去之远非可以以道里计”；“既以上海一隅而论，名为中学者不下十余所，其能与本校直接升班者，不过南洋中学一所，然程度已觉稍低。至于高等小学不下数十所，其能入本校中学者也寥寥无几。”他举本校发展实际，并以美国芝加哥大学为例说明，“中小学之附设非特无碍专科之进行，且借以培植高等之基础”。为此大声疾呼：“为培植人才计，为振兴实业计，为学校经费计，为本校风气计，所有本校附设之中小学似无庸停办！”［14］在他和全校坚持不懈努力下，附小终于又逾越了一道险关，仍焕发出其特有的光彩。但可惜的是，于此10多年后，1927年夏，新执政的南京政府一纸命令，附中附小最终还是退出了交大序列。从建外院至此恰好30年。再行恢复那已是许多年后在新中国的怀抱中了，而学校所担负的任务也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那种与本校大学教育“衔接一体”的盛况难以再现。
        10年磨一剑，先贤前辈长达30年的悉心经营，将附小琢成了一方晶莹夺目的无价美玉。初办时许多地方学日本，而至昌盛之际，日本教育家亦曾来校观摩学习。蔡元培1917年所称颂的南洋公学“成绩之优美，为举国学校所仰慕”，［15］当然也包含了对于附小的评价。而事实确也充分表明，在这样一所蒸蒸日上的高等学府中兴办中小学，其特色至为鲜明，其优越性无可比拟，其化育人才的作用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中小学校。细数前后30年间由外院、附小升送中院、中学的学生，以及曾经在此就读的人士，出类拔萃者比比皆是，兹略举数例：
       “一门三博士”的胡氏兄弟胡敦复、胡敦复、胡刚复，当年均系附小学生中的佼佼者。胡敦复既是首届外院生，也是第一批中院生，经赴美深造后，成为我国早期盛名远播的数学教育家，参与发起中国数学会，创办大同大学，并曾多年担任交大母校数学系主任。其弟明复、刚复，为附属高等小学堂首届学生，双双走上乃兄道路，考取庚款赴美，就读于哈佛大学，分别获数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也都曾长年执教母校。明复为著名数学教授，参与创建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杂志，不幸英年早逝。刚复担任过交大物理系主任，是我国实验物理学奠基人之一，中国物理学会设有“胡刚复物理学奖”。交大“基础厚”办学特色的形成，有他们当年付出的大量心血。
        杰出的军事家，发动反袁“护国战争”的蔡锷，也曾经在外院留下读书的身影。那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899年，年方17，作为梁启超高足的蔡锷不得已离开长沙时务学堂，彷徨无路之际适逢南洋公学招收新生，遂以第六名考入（他的时务学堂同窗范源濂以第七名考入，范亦系风云人物，民国初年曾任教育总长）。他在校期间，南洋公学中院落成，学校举办了首次运动会，制造局赠送枪械200枝以供学生练习体操，新鲜事物不少，给他的印象应是比较深刻的。入学半年后，蔡锷应梁启超招东赴日本，走上推翻帝制之路。
       美国授予的第一个航空硕士、中文打字机之父周厚坤，是附属小学堂首届毕业的15人之一，先后就读于中院和电机科，1910年作为庚款留美第二批学生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学成回国后曾执教于母校机械科。1915年发明中文打字机，由商务印书馆试行制造，被誉为“工业明星”。
        国际外交界和法学界享有盛誉的徐谟，是唐文治长校后，由附小毕业升入中院的第一批学生。1919年应外交官招聘考试以第一名录取，相继任外交部司长、驻多国大使。他曾参加起草国际法庭章则，为旧金山联合国组织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并连选连任联合国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当选国际法学会副会长。
        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卓越的新闻记者和政论家、出版家邹韬奋，是附小第10届（1913年）毕业生，并以优行生就读于中院、电机科。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毛泽东曾指出：“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周恩来评价说，在韬奋的笔底，培育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2009年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中国韬奋出版奖”是目前出版界最高奖项，以他名字命名的另一奖项“韬奋新闻奖”则是新闻界所设的最高奖项。
        在历届附小毕业生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熟悉的名字，如我国最早的海轮船长之一的郏鼎锡（第2届）、被誉为世纪初“足球大王”的陆品琳（第2届）、著名矿学家薛桂轮（第5届）、中国水土保持事业的创始人之一的傅焕光（第6届）、新竹交大创始人之一的李熙谋（第7届）、创建我国多个电厂并曾任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理事长的鲍国宝（第10届）、主持重建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的赵曾珏（第13届，著名华裔人士赵小兰之父）、我国儿科学奠基人诸福棠（第10届）、近代图书馆业和图书馆学奠基人之一的杜定友（第11届）、为民主而献身的著名爱国教授费巩（第15届）、我国纺织机械制造大师顾毓瑔（第16届）、在五卅运动中英勇牺牲的陈虞钦（第21届）、水利电力工程学泰斗张光斗（第23届）、威震敌胆的新四军政治工作者顾德欢（第23届）等等。当年曾在附小学习过的还有著名外交家叶公超、文学翻译大师傅雷等一大批杰出人士，真可谓“满天星斗焕文章”，极一时之盛了。
        早年从附小毕业，后来成为交大母校教授的，除前以列举的胡氏三兄弟外，尚有李熙谋、杜光祖（第9届）、王鲁新（第10届）、鲍国宝、曹丽顺（第13届）、许国宝（第14届）、贾存鑑（第14届）等多位学长。第17届毕业的赵宪初，在母校一直读到电机科毕业，倾其一生，苦心经营脱胎于交大的南洋模范中学，任教务主任、校长达数十年，成为学界钦仰的教育家和数学名师。
        根据馆藏名册记载，不算早期的外院，从1903年到1926年，附小共有23届842名毕业生，平均每年三十六七名而已，但造就人才之集中之伟岸，举国上下恐无出其右者。
        1927年对于附小来说是沉重的一年。交通大学于前一年刚刚庆祝了自己的30周年校庆，即将迎来交大历史上五院（电机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土木工程学院、科学学院、管理学院以及中文、外文系）鼎盛的“黄金时代”，但也就在这一年，按照政府命令，学校附属中学的初中部分，以及附属小学不得不停办了。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当时情况下，经校筹备委员会、南洋同学会、家长委员会共同商议，将其改组为南洋模范中小学，学校暂就本校南院办学，推举沈同一为校长。沈是南洋老教师，不负众望，“一切规制，悉仍其旧”，将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他担任校长一职多年，新中国成立仍留任。附小老校长沈心工于学校更替之际曾作歌曰：“旧南洋，新南洋，说新旧，感沧桑”，“老根基昔年师范，新规模近代南洋，锦绣醒狮古校旗，永久招展有荣光。”［16］70多年后回头看，南模这面旗帜历久弥新而熠熠生辉，与交大的关系则是血脉相连，永远也割不断的。
        交大后来也曾成立过另一类型的职工子弟小学，如由校工会领导的新村小学。1956年迁校时，彭康校长郑重提出在西安重建附属小学的议案，得到高教部同意。伴随着迁校大潮，交大附小凤凰涅槃，得以重生，在半个多世纪的磨砺中健康发展，不断壮大，成为中国西部最具影响的名校之一，也是交大怀抱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人们莫不以送孩子进交大附小为荣。附小这片神奇的沃土，既承载116年光荣传统，又与美好的未来衔接，衷心祝福她与时俱进，越办越好。

注释与引文
［1］［2］［4］［6］盛宣怀：《为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情形折》（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愚斋存稿》卷2，总第83页-84页
［3］盛宣怀：《筹建南洋公学及达成馆片》（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愚斋存稿》卷1，总第58页
［5］张元济：《为办附属小学呈文盛宣怀》（光绪二十七年）《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第69页
［7］霍有光：《交通大学年谱》第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
［8］霍有光：《交通大学年谱》第3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
［9］邹韬奋：《对吾校廿周纪念之感言》,《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第1卷1期，1917年4月
［10］吴性栽：《京剧闻见录》第20页，宝文堂书店1987年4月
［11］周浩泉：《回忆南洋公学12年》，《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第291页
［12］邹韬奋：《永不能忘的先生》《工程师的幻想》，《韬奋散文》第9页、第13页，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10月
［13］唐文治：《在本校廿周纪念会上祝词》，《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1卷第130页
［14］唐文治：《缕析本校之中小学不应停办》，《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1卷第122页
［15］蔡元培：《在本校廿周纪念会上祝词》，《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1卷第131页
［16］《南洋模范中小学年刊》第3期（1933年），西安交通大学馆藏档案

上一条：校史回忆：毛主席对西安交通大学的称谓
下一条：清末民初的交通大学体育及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