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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伟大的南洋精神

2016-10-31 点击：[]

贾箭鸣

       本文题目是日前应西安交大南洋书院之约，打算前去进行一场校史交流时油然而生的。不但南洋书院，而且整个交大，不但过去和现在，而且将来世世代代，南洋精神都在时刻鞭策我们高举兴学强国的旗帜，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南洋公学引领近代新学大潮

       今天的青年学生已经很难想象1896年南洋公学擘建之际的中国社会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这里仅指出两桩史实：
       第一，给中国带来奇耻大辱的中日甲午海战就在这之前一年间骤然爆发。随着北洋舰队的惨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台湾澎湖被割，2亿白银被刮，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巨大灾难转瞬间迅猛加剧，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豆剖、疯狂掠夺的利爪还不过是刚刚伸了出来，更加深重的民族危机正在身后步步紧逼。仅仅几年之后的八国联军入侵，逼得朝廷仓皇出逃，大清帝国几乎毁于一旦。
       第二，浓烈的封建氛氲中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苟延残喘，死而未僵，八股取士的桎梏仍在戕害青年。远离近代科学文明，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的老大帝国，与业已步入第二次工业革命，启蒙运动方兴未艾，科技进步一日千里的西方社会进一步拉大了距离，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境地难以避免。
       在1895、1896年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联袂诞生之前，中国大地竟还是一片新式教育的荒漠，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仍面临顽固障碍，陈腐之气挥之不去，新生事物饱受压抑，成为4千年文明的强烈讽刺。已经将要进入20世纪了，以四书五经为标帜的传统书院与私塾授课仍在大行其道，而新学萌芽却零零落落，极端柔弱，不但大学还没有一所，近代性质的中小学也只有在个别沿海大城市和香港澳门才勉强看得到，大多出自民间，寥若晨星，难成气候。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以自强为号召的洋务运动虽然陆续催生了一些冠以各种名目的近代气味的学堂，但都不过是些学语言、习工艺、练技术，以实用、急用为宗旨的单一训练之所，附丽于官府，受制于官僚，培养无体系，规模又很小，其性质大致为科举制度的延伸和补充，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正规学校。曾先后创办过几间洋务学堂的盛宣怀批评说，它们固然开了风气，但病在“学无次序，浅尝辄止”，是难以成大气候的。而有机会进入这类学堂的青年学子则为数寥寥，虽然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有的亦不乏出洋深造机会，但出路依然惟功名是举，难以逾越封建保守的藩篱。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人自己的学校迟迟办不起来，具有外国背景的教会学校却一个个趁虚而入并逐渐坐大，虽然客观上带来一些新奇景象，但却代表的是西方宗教文化，争夺青年的目的昭然若揭，直接威胁到中国的教育主权和文化品质。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多年前所作的这首诗，好像恰恰正是为这个时候而写。毫无疑问，改变现存的这种教育制度和人才选拔状况，事关民族兴亡和文明存续，如弓上弦，刻不容缓。当此之际，朝野上下呼声渐起，声声急迫，从洋务派到维新之流，进步势力、有识之士无不竞相表达挣脱羁绊兴办新学、致力启蒙救亡图存的强烈期盼。而尤为可贵的是，已经有人勇敢地站出来并撸起袖子做起来，披荆斩棘，为之而付出艰辛努力了。盛宣怀就是其中一位伟大的开拓者，是他第一个把自己的信念：“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他在短短两年间几乎以一己之力亲手擘建的两座学府——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开山之作和新式教育的源头，其璀璨的光芒划破了夜空。史载，几年之后的1898年，借戊戌变法之势，才有了朝廷出面举办的京师大学堂，后来的北京大学。再过几年，到了旧王朝江河日去、败相毕露的1905年，中国才正式宣告废除科举而广兴学校，并缘此而设立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学部即教育部。为此，1895年问世的北洋大学堂，今天的天津大学，1896年兴建的南洋公学，今天的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作为中国近代兴办新学的火车头，是永远可以感到骄傲的。
       南洋上海和北洋天津，在盛宣怀身处的那个年代，乃系中国一南一北两大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地位最重要的两大口岸，中外交汇，八方幅辏，开风气之先，莫过于斯，在这里率先兴办高等学府，其作用与影响可想而知。此前已有创建各类技术学堂经验的盛宣怀，当然希望这次能搞出一番大气象，树立标杆，由兹而向全国各地辐射推广，渐成星火燎原之势，为此他是拼了全身力气来创办两所新式高等学校。应该说，他初步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但如牛耕荒，如马载重，一直作得很是艰难。尽管他在后来成为朝廷干臣，荣膺太子少保衔，一度还身居商务大臣、邮传部大臣这样的要津，但办学之初的地位却并不很高，1895年获准创建北洋大学堂时，不过是一员天津海关道，继而次年上奏兴办南洋公学，也还只是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的身份。但有利条件是，他在此时被朝廷授予太常寺少卿，获得了专折奏事的特权。兴办新学这件千辛万苦开辟草莱的大事，他不但要诚惶诚恐地向上争取，唇焦舌敝地四处游说，还必须自己设法来筹集巨资。好在他是有这个底气和思想准备的。身为有权威的洋务干员，朝廷委任的两大洋务实业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总办，他说服众商拿出两局股金盈余来为国兴学，两校的创建与发展由此而得到切实保证。以南洋公学为例，所需常年经费10万两，官府并不出一分一厘，其中6万两来自轮船招商局，4万出自电报局，这在当时要算一笔了不得的巨款。由此似乎可以说，南北洋两校固然为兴办最早的官学，却也首开民间力量捐资兴学之先河。在当时那种硝烟刚刚散去，四海民不聊生，国库极度空虚的境况下，这就是一种很高明也很务实的举措了。而购置校园的巨额费用，他干脆捐出自己的家底予以支付。盛宣怀平生之所以接二连三办成很多大事，于中国早期的实业、金融、教育、慈善等等介入极深，建树极多，影响甚巨，以至于后来还曾被慈禧太后称为“不可少之人”，由此可见一斑。盛宣怀这个历史人物是复杂的，就其一生而言，他有自己难以克服的局限，尤其政治思想趋于保守，对维新派存有戒心，与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力量更是格格不入。但作为洋务中坚，他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的愿望始终十分强烈，所完成的事功往往带有鲜明的先进性，在客观上积极适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他有眼光、有本领、有毅力，善于因势利导、借势发力，勇于挑起重担、排除万难。由这样一个人担纲建成中国最早的高等学府，殆非偶然。
       也许人们会问，南北洋中为什么一所称为大学堂，而另一所称之为公学呢？其实，盛宣怀所要开办的两所学校皆为他心目中的大学堂，即有正规学业体系，可以与国外加以比较的高等学府，但他最初也并没有想到直接以大学去命名学校。天津的这所最早命名为北洋中西学堂，稍后才以北洋大学堂相称，从此将大学二字嵌入了中国的学堂校名。上海办学“如津学之制而损益之”，自然是要叫做南洋大学堂，这一名称已经在盛宣怀拟定的计划中了，而最终命名为南洋公学，则是出于对学堂名实以及发展走向的縝密思考。正如1896年《南洋公学纲领》开宗明义所讲的：“西国以学堂经费半由商民所捐，半由官助者为公学。今上海学堂之设，常费皆招商、电报两局众商所捐，故曰南洋公学。”
       从以上字面上看，公学之设似乎源自实业、附于实业，其实并非如此。按照盛宣怀的设想和所定规矩，学校从体制而言只能是官学，听命于朝廷，为国家培养人才。招商、电报两局固然是办学供资方，但惟有长年捐资输款的义务，却并不享有任何参与学校事务的权利，学校也从不为两局提供任何服务。这条界限是分得很清的。但是纵然如此，盛宣怀内心却也并不希望衙门来直接插手，等因奉此，干扰太多，事将何为？大政方针既定，他要自己来管理学校，借鉴兴办实业的经验来促进新学发展。将学校称为公学，强调其商捐色彩，避开了官府掣肘，强化了办学自主权，于早期的学校创建无疑是有益的。
       建大学当然要兴办专业、造就专才。盛宣怀创建的两所学校，地域一南一北，所学一工一文，都考虑到当时对于人才的实际需要。在他的设计中，北洋尚工，行使有关采矿、冶金、法律等方面的高等教育；南洋崇文，“实居内政、外交、理财三事”，“其在公学始终卒业者，则以专学政治家之学为断”。既然培养造就经国济世的政治外交人才成为南洋公学的办学宗旨，因而“公学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略仿法国国政学堂之意。”虽然由于形势变化等种种原因，学校的这一目标并没有贯彻始终，几年后还是走上了实业教育的路子，转而“实心实力务实业”了，但其早期的办学理念却已经生了根，促使学校在引进西学的同时也打下中国文化的牢固根基。以国学、西学两翼来“厚植根柢”，高度重视优秀文化熏陶，在实施第一流专业教育同时，培养学生的政治历史眼光、交流表达能力和语言文字水平，成为学校鲜明的育人特色。即便后来跻身中国最著名工科大学，此间学生却仍是以工文并重思想深邃、典籍娴熟辞章优美而为社会所看重。
       如果说北洋大学堂的历史功绩在于高举起中国工业教育的第一面旗帜，并在起步伊始就启动专业培养，造就了我国第一批本科和预科生，具有典范意义，那么继起的南洋公学则是在办学的丰富性、实效性、延续性，特别是我国近代学制体系的创建上，做出一系列开拓性重大贡献，凸显出学校对于全国新学潮流的催生和引领作用。
       创立北洋大学堂为凿空之作，借鉴美国的办学经验并由美籍学者主持，设立头等学堂（本科）和二等学堂（预科）。最初的学生系由香港、上海等处的教会学校招来，当时办大学的生源之地区区而已，显然于学校的可持续发展窒碍甚多。虽然学校系统地开出了西学课程，但尚未注意到与中国文化的结合，在“接地气”方面还显得不够，招致了一些批评意见。接着兴办南洋公学，借鉴北洋的地方固然不少，比如同样聘请了美籍高层管理者，也注意到美国、日本的教育经验等等，但事关办学路线最关键的几条：学生从哪里来，靠什么本钱办学，朝什么方向发展，要不要强调中国文化以实现中西学双赢，凡此种种，南洋公学都没有照搬了事，而是以很高的智慧和极大勇气，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子。
       与北洋大学堂设立头等、二等学堂相似，南洋公学也规划了自己的上院、中院，并相继建成各自命名的欧式教学大楼。但南洋公学并没有匆匆忙忙在不成熟的条件下去办大学，而是反过来从基础抓起，首先解决师资、生源、教材的问题，在当时这些无一不是空白点。正如1896年8月盛宣怀主持起草的《南洋公学纲领》所言：“今南洋公学本系大学，惟西法由小至大，循序并进，中国小学、中学未兴，大学无从取才”，必须抓紧解决。这样就有了1897年4月8日开学的师范院，以及同年11月开学，由师范生充任师资的外院（小学）；在外院生得到启蒙，取得继续深造的资格后，1898年4月宣告中院成立；1898年8月设译书院，并于稍后举办东文学堂，在引进西方文化典籍，向社会推广的同时，着手编写自用教科书。以上均系开风气之举，南洋公学由此而成为我国小学、中学教育的源头，师范教育的源头，以及我国高校开设图书编译机构、编纂教科书的源头。正是由于这些事业的开办，学校根基打得极为坚实，形成了开发生源、师资优先、重视基础、繁荣文化的优良传统，为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条件。而在当时，由于集中了优秀的师资和学生，打开了文化交流窗口，展示了崭新的精神风貌，它对于中国社会带来深远影响。在20世纪之初清廷新政终于颁行，各地新学蓬勃而起，形成不可遏止的时代大潮时，人们竞相借镜的就是集中了东南俊彦，崛起沪上，一派兴盛，已经为创建第一流中小学提供了现成榜样，并正在努力向大学教育阶段发展的南洋公学。学校在当时已经获得朝野间极高的推崇，朝廷管学大臣张百熙曾奏称，京外办得最好的学堂惟南洋公学等3所，而维新思想家梁启超则著文评价说，南洋公学实为我国所办学校程度最高者。
       南洋公学之校名1896年8月确定，并于是年12月经光绪帝御准。1905年3月移交商部时更名为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前后凡9年。在此期间，虽然公学正规的大学阶段教育还没有来得及进行，但早在1898年公学就派出首批师范生、中院生中的佼佼者共6人赴日留学，为大学教育储备师资，并由此形成南洋学子出洋深造的惯例，赴美、英、比诸国学习的南洋学生前后达五六十人，其中绝大部分为公费。基于学校声誉，从1905年起，南洋学子前往世界各大学留学，对方一律免除入学考试。1901年9月，已初步具有大学性质，集中了渴望新知的一批秀才举人，旨在为朝廷输送经济特科人才的南洋公学特班开学，1902年9月又设立同类性质的政治班；1903年在公学上院筹设高等商务学堂，如此等等，皆为公学之于大学教育的不懈探索，可惜形禁势格，这些工作都没有最后完成。不过，沃壤必出硕果，后来的事实证明，要不了太久，中国高等教育的参天巨木必将在这方丰饶的园林中拔地而起。
       “南洋泱泱，中华之光”（引自韩启德副委员长2003年莅校时的题辞）。虽然南洋公学这一校名仅冠于117年交大历史最初的一段时间，但它为学校带来辉煌起点，奠定了牢固根基。它9年开拓凝结而成的伟大南洋精神，不但极大激励了当时的人们，在今天依然焕发出熠熠神采。

       南洋大学：历史关头的三度命名

       本校历史既久，校名亦曾数度变更，其原因不外出乎时代的变迁，使命的深化，乃至主管部门、掌校人士的变更等等。而不同校名中除沿用最久的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之外，历时最长、出现次数最多的则是南洋二字。在最初的南洋公学与其他校名之间，学校曾于1911、1922、1941三度命名为南洋大学堂或南洋大学。这几次命名都是在极不平凡的历史关头做出的，具有特殊意义。
       第一次，以命名中国南洋大学堂迎接中华民国的诞生。
       1911年11月，辛亥革命洪波涌起，反清起义激战未歇，唐文治领导下的学校集体剪去辫子，奋臂举起一面“中国南洋大学堂”的旗帜，宣示了与封建王朝的决裂和建成工业大学的决心。
       前已述及，学校创始人盛宣怀最早就是以南洋大学堂来设计校名，以求对应于北洋大学堂的，惟出于某种现实考虑而最终命名为南洋公学。据载，盛宣怀本人倒是颇为钟爱公学这一校名，认为体现了自己的办学理念，甚至还有过将北洋大学堂更名北洋公学的动议。新生的南洋公学未负厚望，短短几年间即以卓越的办学成绩在中国大地牢牢扎下了根。但谁也不会想到，于学校创建仅仅9年之后，随着当时政局的变化以及盛宣怀个人浮沉，南洋公学之名竟过早地进入了历史。1905年，新成立的朝廷商部接管了南洋公学的供资方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不复经办两局的盛宣怀随即辞去南洋公学督办。商部遂成为学校主管部门，奏定校名为商部高等实业学堂。而于此后仅一年多，由于商部改组，邮传部成立，轮船招商、电报两局归属该部管理，学校亦随之进入邮传部序列，是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从此与国家的交通事业、工业发展深深结缘。
       同样前面也已经谈到，在南洋公学期间，学校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其发展走向尚不十分明晰，并经历了诸多波折。1905年进入国家实业部门，命名为高等实业学堂，着手进行与实业建设相关的高等教育，应属学校发展历程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重大转折。在商部的一年中，学校办起了商务专科。而当改辖邮传部，由唐文治（此前任农工商部左侍郎即首席副部长，并曾署理该部大臣）接任监督后，学校于1907、1908、1909三年间相继开设铁道专科、电机专科和航海专科，造就人才的目标更加明确，教育教学质量进一步跃升，一举成为我国新兴的高等工程教育重镇，也是当时东南沿海独一无二的高等工业人才培养机构。
       按照清政府当时的规定，京师大学堂这一最高学府之外，省会城市可由地方官府出面各建一所大学堂，但上海虽系全国最大的一座城市却并非省会，因而就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定位。同时由于学校系由国家实业部门管理，转为实业教育机构，似乎也于不经意间增加了体制外的某些因素。因而尽管当时学校环境、师资、生源等方面已经初步具备了大学条件，专业设置新颖，培养质量一流，“功课与欧美各大学相似”，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示范作用，完全可以与业已称为大学堂的京内外学校一比高低，但却惟独缺少了这样一种体现实际状况的名分，这是令人遗憾的。
       在清末朝廷要员和一代名儒中，唐文治具有强烈的革新思想，渴望“醒狮起，搏大地”（引自他任职之初为学校写的校歌），与已属上一辈人的盛宣怀等相比，其教育观、人才观乃至对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思考，更加契合时代潮流也更加鲜明深入。他来办学，不仅要办出堪称东南典范的一流工业学府，更期盼从学校走出大批栋梁之才、领袖人才，正如他后来回首办学历程时所说的：“尝欲造就领袖人才，分播吾国，作为模范”；“造就中国之奇才异能，冀与欧美各国颉颃争胜”。他考察过雄踞世界巅峰的牛津大学，盛赞英伦“名儒名相都出其中”，衷心期盼自己所在的学校也能够有一天达到这样的境界。他对于封建朝廷的不满由来已久，弃官办学的态度非常坚决，40出头就矢志献身教育事业，培桃育李，终生不渝；同样，在武昌枪声激起波澜、共和曙光初现之际，他义无反顾地拥护革命，并毅然决然摆脱此前封建当局的无端约束，以民国大学来正式定位学校。对学校前途他是格外充满信心的，在1911年11月6日中国南洋大学堂开幕大会上朗声宣告：“本校将来须成为中国第一大学！”
       然而十分可惜，由于民国初期的教育部在制定政策时，对于工科高校的单独设置缺乏认识，而仅仅强调了大学的文理综合性和多学科特征，业已命名1年多的中国南洋大学堂依照当时的《大学令》，只能暂且改名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并由此延续10年之久。这实际上也就延缓了中国高等工业教育的发展进程。但针对外界的不利因素，学校却愈挫愈奋，未曾一天放弃过自己创建一流学府、造就卓越人才的崇高理想，在唐文治率先垂范的感召之下，益发励精图治，更加重视质量，勇于走在前列。学校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千方百计募捐和争取经费，建成全国最早的图书大楼和一批实验室、实习工厂。在办好土木、机电专业基础上，1918年创建铁路管理科，完善了学科设置，形成了工管相结合的特色。进而以铁路管理科入学为契机，呈准教育部、交通部实行各科4年本科教育，进一步打牢了工业大学的根基。那些年中考取庚款赴美留学生，本校高居全国高校之首，占总数1/5强，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很高的整体育人质量。社会舆论甚至已经将CIT（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与MIT（麻省理工学院）相提并论了。目睹这一盛况，唐文治自己也曾欣慰地说，我国东南无大学的缺憾，现在总算得到弥补。十年磨一剑，进入这样一种办学境界，襁褓之中的交通大学即将呱呱坠地，华夏大地又一座杰出学府就要呼之欲出了。
       第二次，以命名交通部南洋大学巩固和发展高等工业教育。
       1922年，继命名方1年却又被迫取消的交通大学，学校再度冠以南洋校名，为交通部南洋大学，直至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交通大学校名得以重新恢复。交通部南洋大学的5年是学校历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阶段。
        1921年交通大学的诞生，是我国高等工业教育一次质的飞跃。交通大学以交通部为总校，以“以南洋为中坚”，将部辖4校融为一炉，设有理工部、经济部、专门部，开办电气、电信、机械、土木、管理等学科，成为一座造就交通专才为宗旨的完全工业大学。交通大学地域上虽分设上海、北京、唐山三地，师生来源迥异，学科分布不同，但学制得到统一，学位予以确定，课程得以优化，视野更加开阔，培养目标和办学方向更加明确。学校有许多重大改革举措和前瞻性的设想，甚至已将交大与哈佛等世界名校的合作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民国初期采用这样一种部校统一、集中优势、团结协作的办学模式，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交通先行的迫切需要，也为教育事业带来浓郁的革新气息。
       由各专门学校成长为交通大学，踏上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既是师生长期奋斗的结果，更是叶恭绰执掌的民国交通部整合办学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加快造就人才、落实“交通救国”方略的重大步骤。叶恭绰本人出身京师大学堂，浮沉政界颇久，历来被视为交通系大将，并一度带有浓厚的奉系背景，但就一生而言不失为一位抱负远大的著名爱国人士，其政治主张和教育思想是进步的，其书画诗文成就举世公认。身为交通总长，他是交通大学的设计者和命名人，一手擘画了学校的发展，并当选为首任董事长和校长。他素来倡导“交通救国论”，怀有振兴实业和发展教育的强烈使命感，办学步子迈得很大，但却无疑低估了所面临的困境与风险。在他跻身政坛的1910、1920年代，南北对峙，军阀混战，政争频仍，几乎没有一天平静的日子。果然，学校改组方及1年，正当新硎初发蒸蒸日上之际，直奉战争打响，北京政局丕变，叶氏被迫流亡，殃及交通大学，学校董事会被解散，校名亦随之取消，一夜间解体为三，复归原位。不幸中的万幸是，1年前交通大学的兴建毕竟被视为中国教育界和实业界举足轻重、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既为工业和交通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前景，也为凝聚在交大怀抱中的交通部各校奠定了一个更高的办学起点，沿着既定的道路前进业已形成共同意志，不可能再退回到老路了。对此，北洋政府新的执掌者心知肚明，虽然赶走了叶恭绰，停办了1校分设3地的交通大学，但在此基础上却重新命名了3所大学，即交通部南洋大学（原交通大学沪校）、交通部唐山大学（原交通大学唐校），以及稍后的北京交通大学，从而保全了交通部高校，化解了危机。
       以电机、机械、管理为优长的南洋大学继承和发展了交通大学所开创的事业。《南洋大学规章》第一章第一条规定：“本大学隶属交通部，为国立大学，以造就交通专门人才、力图高深学术之发展为宗旨。”不但与此前交通大学的理念如出一辙，与几年后再度命名的交通大学也几乎是同一种表述。
       南洋大学的几年，正值大革命蓬勃兴起，旧军阀困兽犹斗，校内外斗争十分激烈，办学也最为艰难。出于对北洋政权倒行逆施的坚决抵制，校园学潮难息，以至短短2年间竟四易校长。好在终于迎来学贯中西、年轻而有作为的淩鸿勋校长。这是学校自己培养出来的高材生、名教授，也是从学校怀抱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位校长，1920年接替恩师唐文治任代理校长时年方26岁，1924年任命为南洋大学校长时刚及而立之年。他多年亲炙唐文治教诲，深谙母校教育思想，竭尽全力推进学校事业向前发展。他创立了南洋大学工业研究所，为我国高校第一个有关工业科技发展的研究机构，并募捐兴建工程馆；他主持建成了体育馆等设施，并在经费极为困窘的境况下，仍勉力争取到学校周边60余亩土地，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他在校园中举办大规模工业展览会，传播科学技术，密切学校与国内外企业、社会各界的联系。
       淩鸿勋在1927年离开学校转而投身铁路建设，成为詹天佑之后最具影响力的中国铁路工程大师，当选为首届中研院院士，曾任交通部常务次长，后来还成为台湾新竹交通大学的主要创办人之一。1927年正是南洋大学的结束之年和交通大学的重启之日，柳暗花明又一村，学校历史上五院二系并举、理工管三足鼎立的黄金时代就要揭开大幕了。凌鸿勋和所有南洋师生承前启后奋斗不息的精神，无疑在校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第三次：以命名私立南洋大学坚持对敌斗争，传承交大薪火。
       正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拥有当时中国最完备工业教育，发展神速如日中天的交通大学，在八年抗战中遇到了生死攸关的重大考验。由于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1937年淞沪抗战前后一而再、再而三断然否决交大内迁请求，学校不得不在当年11月日寇占领徐家汇前夕紧急撤至法租界，不辞千难万险，坚持兴学育人。最受崇敬的交大校友，我国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吴文俊、徐光宪，都是在此前后完成学业的。学校在坚守孤岛的同时，为适应抗战急需，1940年在上海本部之外设立了重庆分校。随着战争进程的步步紧逼，上海局势恶化，租界势将不保，敌伪虎视眈眈。黎照寰校长为长远计，提出学校暂用私立南洋大学的名义对外，以防止租界沦陷后敌伪插手。教育部予以同意。为此在1941年9月宣布成立由唐文治等11人组成的私立南洋大学董事会，并由唐文治任名誉校长。但实际主持校务的仍为黎照寰校长，学生毕业发交大文凭。
       私立南洋大学的命名却并不能保证学校的安宁。仅仅几个月后，随着太平洋战事爆发，这一权宜之策再也难以继续下去。1942年夏，敌伪终于露出狰狞的面孔，虽未直接进入学校捣乱，却强令改回原校名，以示汪伪政权的正统。黎照寰校长和教授们愤然离校而去，坚决斗争到底。与此同时，为了粉粹敌伪阴谋，政府宣布重庆为交通大学本部所在地，上海为分校并着手内迁。不过进入抗战中的这一艰难阶段，除一批批师生秘密潜离上海前往大后方，陷于重围的学校是无论如何也迁不出去了，只能卧薪尝胆以待胜利来临，勉力施教以求弦歌不辍。年已八旬双目失明的唐文治老校长在家人搀扶下屡屡来校亲授圣贤经典，高诵岳飞的《满江红》，勖勉师生高扬不屈的头颅，砥砺气节，奋勇前行。
       南洋校名是光辉的，南洋大学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三度命名，承载了丰厚的大学精神，可歌可泣，给我们以有益启示。
       关于南洋校名还有一个尾声：1956年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西迁后，曾经针对上海的实际需要，提出由交大负责筹建一所设在上海的南洋工学院，“留一个南洋底子”。具体缘由是：在这年密锣紧鼓的迁校过程中，大力支持西迁的上海市委建议，由交大为上海筹建一所新的电机、机械类大学。高教部据此向中央报告：“拟在交通大学西迁后，在上海留一个机械电机方面的摊子，从1957年招生，然后逐渐发展成为机电方面的高等工业学院，这个学院由交大负责筹备。”中央研究后予以采纳，即由高教部向学校传达：“总理指示，同意搬，必须留一个机电底子，以为南洋公学之续。”根据上级要求，交大在迁校同时，利用徐家汇校址积极筹建南洋工学院，并以该院名义招收了新生。但不久之后中央对迁校方案作出调整，交通大学分设西安、上海两部分。筹建中的南洋工学院由此融入了交大上海部分。

       实现南洋先贤的伟大梦想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中国梦的讨论多了起来。所谓中国梦归结到一点，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真正能够以大国、强国以及美丽中国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应有贡献。由此也就联想到100多年前南洋先贤兴学强国的伟大梦想，乃至一代代交大人崇高的理想与追求。
       从前面的叙述不难了解到，学校创始人和一代代后继者筚路蓝缕，负重前行，付出了何等的艰辛与努力，洒下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在他们的心目中，国家民族永远高于一切，为国育才永远重于千钧，振兴教育永远值得献身。他们喊出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乃至“交通救国”口号等等，虽不免带有时代局限性，但却是至为真诚的。他们怀着一腔滚烫的热血，为实现理想而匆匆赶路，荆棘丛生在所不辞，甚至性命相托，生死以之。在一部风云激荡的近现代教育史册上，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开拓者。在后继者心目中，他们是最有勇气也最具智慧的人，他们的探索和实践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他们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他们的精神风范还将世世代代被传承下去。
       已经谈到盛宣怀的许多事情，其实有关南洋公学创建，还必须提到他的主要助手，南洋公学首任总理何嗣琨。他品德高尚，学问深湛，历练丰富，本是一位各方竞相延揽的知府衔官员，却毅然接受盛宣怀所请，矢志为兴办新学献身。实行中西合璧、打牢基础的建校方略，采用有别于北洋的办学模式，是经过他实地调查研究，首先提出具体建议的；第一份南洋办学章程由他亲笔起草；最初的几批学生都是经他之手，经过严格考试详加甄选一一招收进来的；徐家汇校园也是在他的擘画和经营下，从平地上拔地而起，逐渐形成规模的……任职3年间，他夜以继日，席不暇暖，而自己却骤然倒在办公桌边，再也没有醒过来。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位殉职大学校长，也是国史馆立传纪念的首位南洋开拓者。
       南洋公学最早一批教师中的张元济、蔡元培、吴稚晖、白作霖等，都是我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怀有振兴中华的强烈责任感。他们特立独行的思想和行动，春风化雨般影响了当年的学生，孕育了南洋公学的思想解放，使学校在初始阶段就能够具有一个很高的精神支点。张元济首版《原富》等西方典籍，不遗余力传播先进思想文化；蔡元培主持学校程度最高的特班，将原本沉浸在四书五经中的举人秀才们引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他们自己出身于进士、翰林，在京中当过官，但在思想深处却早已否定了封建制度和满清的统治。这与盛宣怀的主张当然是矛盾的，与部分守旧的华洋教习也不无冲突，但是对于发展新式教育、办好南洋公学，大家高度一致，凝聚起不容低估的智慧和力量。
       南洋学子可以说是我国兴办新学以来最早形成的青年学生群体，有幸考入生活待遇优厚、学习条件优越、前景令人憧憬的学校，有幸较早接触到西文西艺等新鲜知识，还有机会赴洋深造与选拔做官等等，似乎都十分令人珍惜。但是大家求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南洋公学师范院的《警醒歌》深刻揭示了同学们的这一志向。不管以前抱有什么想法，既然已经进入了南洋公学，他们耳中就充盈着时代的呼唤。从南洋学生中走出白雅余、蔡锷、纽永建、黄炎培这样的青史留名的民主革命先锋，蒋梦麟、张铸、胡敦复、徐名材这样的杰出大学教授、教育家，李叔同、谢无量、马衡、沈叔逵这样的首开风气的一代文化大师，乃时代使然，也是学校的本质要求所决定的。虽然当年南洋公学还难以从封建窠臼中彻底脱身，依旧还要祭孔读经，但新思想观念的传播、新文化风尚的涌入已经是任何力量也难以遏止了。大家用功读书，但更要追求真理。面对国家危难和朝廷腐败，学生们在倏然警醒和日益觉悟，为此也就发生了1902年11月因反对专制压迫而集体退学的事件，它是近代中国第一次由学生掀起的政治风潮，成为学校民主堡垒的先声。
       “百年淬厉电光开”，南洋公学众志成城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的努力，凝结成一种伟大的奋斗精神，在后续岁月中日益发扬光大。从无所旁借、摸索新路的一间新式学校，成长为享誉中外，在高教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交通大学，复而又演变为“2+7”顶尖高校中居有两席的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从当年编译教科书、培养中小学生到今天承担起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文化强国重任，确立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建设目标，是它必然的逻辑发展。
       对于今天的西安交大来说，南洋公学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但它的一切都令师生神往。学校的教学主楼顶层，即全校地理位置的最高点是命名为宣怀厅的。学校实行本科生书院制，南洋书院是其中之一，应该说是现有八座书院中名字起得最好的一个。书院饶具特色，一向办得很有生气，现任院长是曾多年担任香港理工大学校长的潘宗光教授，他每次来校都会像当年的张元济、蔡元培那样，住在学生们中间。学校接待八方来宾的学术交流中心称为南洋大酒店，孙中山当年题写的南洋二字勒石鼎立于大门一侧。作为南洋精神传人，西安交大师生员工夙兴夜寐，为实现南洋先贤的伟大梦想而不懈奋斗，他们必将书写出学校发展新的传奇。

作者：
贾箭鸣西安交大副秘书长，校史与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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