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中，父亲记录了在交大工作、生活的经历。新中国建立不久，我的父亲母亲和一批年青干部先后奉调进入了国立名牌大学——交通大学。在随后的岁月里，父母亲满腔热情地将全身心都投入到学校相关工作和数次运动中，如书中所叙述的设立学校政治机构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迁校和反右派，大跃进中的教育大革命，学校执行《高教六十条》，“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教育改革，以及“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等等。
       父亲书中对这些亲身经历的记述，行文方法上全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在文字修辞方面也没有多少装饰和渲染，如一幅幅白描的图画，简洁而清晰地描出了记忆中那一段段对学校和个人均显重要的历史片段。我以为，父亲之所以这样表述这些人和事，主要是追求尽可能客观地还原当时的实际情况。如他在书中写的“从我主观愿望说，当然力求忠于历史事实，运用历史的、具体的、辩证的办法分析问题，论述是非得失，客观地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同时解剖和总结自己。我将尽力献出自己的真诚，托出自己的心声，希望自己的评述能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法庭’的公正裁判。”
       前两次看这书时，我并没有太在意书中的文字和方法。直到去年我参与了《陕西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当自己经历了查找多年前的文献资料和记录、收集各类情况和信息、分析对比数据、起草文稿并反复修改等若干环节，方才知道这带有历史意义的文章真不是那么好写。感受特别深的，是在描述一些历史事件时，屡屡出现为如何准确把握切入视角和表述尺度而纠结，但阅读者却往往不理解、更无法体会到作者的用心良苦。由此我体会到，在回顾历史事件和人物时，要做到自己说得清、多数受众也认可的“实事求是”，确确实实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而这个不易，又不完全取决于著作者的主观愿望和能力水平，与读者看这些人和事的视角或感受更相关。我作为读者的感受是：父亲是以当事人的身份，主要从学校管理层一员的角度来记录并检讨过去这些人和事。
       阅读着书中的内容，留存我脑海中的那些“老照片”又浮现在眼前：我仿佛又看见了上世纪50年代西安交大那用竹篱笆两面糊上泥土而建成的大礼堂外，孩子们正从墙缝中窥视着身穿蓝、灰、黑色服装的师生员工，总想从中找自己的父母；看见了大跃进“除四害”时，学校校园和家属院里到处是挥舞着家什驱赶麻雀的人群，我等少儿们也跑前跑后跟着起哄。我仿佛又看见了60年代老图书馆前的观赏鱼池被改作了游泳池，众人响应毛泽东号召学游泳，而调皮的孩子们往往被池底和池边那突兀的岩石划破了皮肤；看见了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那时可真是收集废纸卖钱的好时机，可惜我辈根本没有做此营生的想法。我仿佛又看见了70年代粉碎“四人帮”时教职员工们那满脸的欢欣鼓舞；看见学校教室里不分昼夜挤满求知若渴的人们，我和许多同龄人也曾置身于“晚班”的人流中。我还看到，许多我熟悉敬仰的教授伯伯们80年代仍在勤恳耕耘，虽已年过花甲但名师风采依旧；看到学校的机械、金相、电器、能动、绝缘、材料、管理等诸多专业多年保持着全国一流的水平，西安交大始终是全国重点大学第一方阵的中坚之一。
       其实，我虽不是交大人、但作为多年生长在交大校园中的“老交大第二代”，与学校有着割舍不断的缘分和情感，每当注目交大这一步步的历史变迁，何尝不是有感触、有悲喜。

探缘由讲道理，自省

       在书中，父亲在回顾历史的同时，数次谈到他感受及思考的那些年交大若干工作中成败的缘由。如，在对交大“迁校”前后的回忆中，父亲写道“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能够顾全大局，与党团结合作，是完成交大迁校工作的群众基础。不论是迁校的第一阶段还是后续阶段，教职员中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能从国家和学校的全局来衡量迁校的是非；都能在服从国家和学校利益的前提下处理个人的实际问题。特别令我难忘的，是一批老教师主动克服困难带头迁往西安，积极协助党组织完成迁校任务。”这些话，是父亲对交大知识分子队伍发自内心的赞扬。
       父亲调入交大时还是个在苏北老家未上完初中便参加了革命的基层干部，只能算初级知识分子。在交大30年，父亲既是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员，又是学习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学员；既要完成作为校党委委员分工负责的组织领导协调落实等任务，也要承担与学生和教职员工交流谈心等思想工作。在繁忙的工作和学习中实现了从初级知识分子到高级知识分子的转变，父亲成了马列教研室的哲学副教授。同时，父亲也完成了由“上级派来的党员干部”向高等学校教师的转变，并和一批教授及教职员工交往成了好朋友。我想，这算得上是父亲得意的一次由干部向学者的华丽转身。我以为，正因为父亲的这些转变，才使得他感同身受地体会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高校的重要性，并通过自身实践领悟到共产党人应当如何与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打交道、交朋友。
       书中写道，1978—1979年“我在恢复工作后，参与领导了学校落实各项政策的工作，为‘右派分子’平反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曾接受或接待过一部分书面的和口头的申述，当具体而深入的了解到他们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多年来的不幸甚至悲惨的遭遇时，我常常激动得难以自己。当直接倾听到他们声泪俱下地述说肉体上尤其是精神上受到的压抑和磨难，又常使我感受到心灵的震颤和痛苦的沉思。几次与他们交谈中，我都说到了个人的自责，并代表学校、代表我们党表示深深的歉意和慰问，这一切都是我作为曾参加领导学校‘反右派’斗争的党的干部的内心真诚的自白。”
       记得那年我曾转交给父亲一封信，是我所在工厂技术科的一位前辈工程师的申诉信，他曾在交大上学时被打成“右派分子”。过了两天父亲说“你告诉这位同志，我们一定会按照政策办的。”又过了一段时间，厂里那位工程师告诉我，他的“问题”彻底解决了。
       我知道，父亲在“文革”后落实政策中，是带着一个有近40年党龄的老党员为纠正我党“文革”及文革前的失误、尽快挽回群众信任的紧迫感在工作，是怀着曾积极参加历次运动、但历史已证明是搞错了的运动的党员干部的愧疚与自责在工作。在我看来，父亲这么做，既是一名基层党员领导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他在用行动表明自己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的态度——知错就改的态度，及全心全意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和威信、满腔热情地关心和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态度。这些，都值得我这后一代的党员干部学习。

 敞心扉留思考，尽责

       在书中，父亲谈到了他在回首往事中思考得出的史实与警示。如，书中多处记述了交大在“文革”前如何尽量避免“左”的影响：一是1952年在“三反”运动处理人员阶段，对已经交代了问题的教师比较注意在定性时慎重、在处理时温和，使得绝大多数教师问题的处理比较稳妥。二是1962年在贯彻《高教六十条》中，交大党委工作报告总结出七条学校工作经验教训，既肯定了好的做法、也反思了偏差，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相当不易的。三是1964年学校坚持按中宣部和高教部意见、基本保持原有的政治理论课程体系，没有跟着当时已大肆宣扬的“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跑，学校的宣传和政治理论教育总体效果较好。四是彭康作为学校主要领导人，在执行针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时，明确反对制止某些过火做法。他总要亲自过问涉及对人的组织处理并注意与人为善，还在党内会议上多次讲“左”倾错误伤害许多好同志的教训，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或淡化了“左”倾思潮和政策对学校的冲击。
        我以为，经过“文革”的惨痛教训，绝大多数党员和群众对“左”的东西是深恶痛绝、强烈反对的。而在“文革”前的交大，学校领导层能出现这类主动识别“左”倾言行，并采取一些措施尽量减少“左”倾危害的情况，确实难能可贵。可贵就贵在作为全国知名高校，在当时“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大环境下，交大的领导层针对“左”倾言行做出的这些举动，不仅需要相当的勇气和政治智慧，更需要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对人民群众负责的精神。我相信，正是有了此举，交大才保护了一批有真知灼见的知识分子，保护了许多有能力有见识的干部职工；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历史、有了这些很好的知识分子和干部职工群体的敬业与奉献，交大才成为经历了风雨又见彩虹的百年名校。
       父亲在书的最后写道“30年内交大的工作经历，几乎是在连续不断的教育革命和改革中渡过的。除10年文革应彻底否定外，其他的几次，不能说一无是处，也并非一无所获，还是留下了某些值得肯定和珍惜的经验；但在总体上不能说是成功的，多次出现了较大的挫折和失误。”
       上面这一段话，应当是父亲积数十年从事高校工作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深思熟虑后有感而发的。我理解父亲的用心，是想通过这些文字告知读者，他所认知的高等学校中的教育改革，一方面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另一方面也是十分复杂而艰难的。在我看来，教育的本质是培养有益于社会的人，高校因毕业生直接进入社会而更显责任重大。正因为如此，教育改革对每一所学校几乎都是个永恒的命题，破题不易、解题更难。像交大这样的著名高校，即便有历史形成的好的治学育人传统，但面对当今社会功利心和物欲膨胀的大环境，如何走出卓尔不群的教改之路，仍是艰巨的任务。
       可惜，主要因为长期忙于工作、同时也因他们那代人特有的“长辈尊严”所限，父亲在世时很少就自己的工作及思想与我们子女进行交流。所以，在本文中我对父亲书中内容的理解和引申，也只能是我自己的读后感。还是引用书中的话可更清楚地表达父亲的本意：“高等教育自身的性质特点，决定了它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比普通教育更直接、更密切。它的改革和发展更多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外部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其中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既有促进作用又有阻碍作用。教育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通过教育自身的规律才能实现。因此，高校在改革实践中，应发挥主体判断和选择作用，要以熟悉和掌握自身的发展规律，进行鉴别取舍，趋利避害。不能简单地以经济的、政治的规律来解决教育问题；不能以商品市场机制作为教育的运行机制，以经济效益代替教育的综合效益。”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当今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高等教育也发展为全球在校生最多的国家。如今的高校格局，既给高教工作者们带来无数新的领域和机遇，也会引出不少新矛盾。我以为，在新形势下，交通大学和全国的高校一样要探索、要创新，在探索和创新中如何避免出差错、走弯路，借鉴历史探寻规律当是必不可缺的。在这方面，愿父亲这本书能发挥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