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迁精神座谈会上的发言  
                                                                                                                            谢友柏
     不代表别人，只代表自己。
    在交大我已经工作60年了，回顾迁校的那一段经历，还是热血沸腾，那个时候大家有一种精神，为了国家的富强，愿意不顾一切去进行奋斗。
    1957年夏天，当时离开学没有几天了，丘大谋和我两个人到西安给大队西迁打前阵，到了西安以后，那个时候中心楼还没有建好，我是在西二楼给学生上课的。
    1958年是一个火热的年代。当时中央提出来要“自力更生、赶美超英”的口号，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推动下，群众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兴奋，青年人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角度去批评当时种种的行为，甚至可以用很难听的话语讥笑其幼稚，但是现在中国缺少的就是这种精神，一种为国为民前仆后继、自强不息的精神。一个没有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尊崇科学规律办事，更要有追求真理的精神，没有精神不可能面对各种艰难险阻，真正按科学规律办事。
当时我们教研室没有科研，没有实验室。在上海的时候我们只有几个人，因为当时我们的教研室主任是认为教学不需要科研、也不需要实验室。
    1958年的时候，我们年轻的教师觉得如果要自力更生、赶英超美没有自己的实验室是不行的。但是创业是很不容易，我今天讲的这个故事是我们三上三下，当时我们找到一本苏联中央工艺研究院的小册子，于是我们就按照这张图自己动手来设计实验室，1958年国家已经论证怎样建设长江三峡水电站，那个时候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是前苏联第聂伯尔河发电站上的发电机，最大的机组是60万千瓦，我们国家就想造100万千瓦的机组，这么大的机组，最大的挑战是推力轴承，这正好是我们的专业，我们心目中有了方向，立刻参加了这个研究。当时为了计算轴承的承载能力，需要解雷诺方程，其中两个人研制了一个和油膜形状相似的水槽，当时出了国内一台模拟计算机，唐照千和我在北京水电站用有机玻璃和光弹性材料做引力的分布，看是不是能够承受如此重的载荷。工企教研室的老师为了减少载荷，专门做了一个电磁减灾器。
 
    那个时候中央要求教育与生产劳相结合，滚动轴承比较难做，这也触到了我们的兴奋点，所以我们自己决定试造滚动轴承，我负责做滚珠，当时就把钢筋切成圆柱体，这个球我们用水玻璃研磨这个滚动的球，结果水玻璃喷的时候，喷全身都是，结果我们的外套就像钢板一样，都是精度要求很高的零件，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累，常常几天都没有睡觉，实在困了的话，就把那个板铺在地上躺一躺，我们有一位同志有次磨着磨着就打瞌睡睡着了，结果就磨小了。
    但是有精神如果不按科学办事也是会失败的，到1960年的时候，那时候天灾人祸，就开始没饭吃，我们只能定量吃饭，菜也很少，没有油，我在养猪场劳动的时候，如果哪一天一头猪死了，我们就可以吃肉，那个时候猪也没有吃的，比狗还瘦。有一次我在洛阳出差，那个时候洛阳的粮票扣得非常厉害，结果我的粮票被招待所克扣杜奥了，结果就吃红枣，一斤一斤的红枣吃了好几天。在这种情况下，冬天有些人开始浮肿，所以学校教学、科研很多事情都停滞下来，所以我们的科研和实验室的建设也只好下马，做好的零部件都放在油里面，原来我们在1958年成立的科研小组到后来全都散了，剩下一个轴承研究小组。
    到1963年以后，情况慢慢好转，我们又开始第二次上马，在这前后有了几件事，一是准备招师资研究生，毕业以后当老师。二是中国要造自己的20万千万的汽轮发电机，三是纺织机械需要高速空气轴承，当时想没有实验怎么能招研究生呢？所以我们就把零部件从油里面拿出来把它安装好，那个时候有人在天津看到一台5万千瓦机组用的一种三油楔轴承，当时看这个系统很好，我们就决定研发这种轴承，当时的分工是这样的，机械科学研究院作为一个实验台，西安交大轴承研究组负责性能数据的计算，哈尔滨汽轮厂负责制造，当时我们有两个人用手摇计算机做计算，甚至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有这种计算机，摇一下加一次，再摇一下在加一次，只能做加减法，由加减法再做乘除法。当时就是用这种工具我们解了方程，计算了性能。当时郑志强要求做到每分钟做13万卷，当时我们做了11万卷，当时黄念椿负责所有的电器，大概是1965年，我们第一位研究生毕业了。
    从60年代开始，我们就规划要做两个平台，要想把原来安置在水泥墩上的轴承放到平台上去，一方面找平比较有利，另一方面是我不用的时候可以作为另外其他的实验，当时要加工平台是非常困难的，好不容易通过各种关系在西安做了两个大平台，做完了以后，我跟好几位自己做卡车，把那个平台拉过来了，非常的开心。
    平台刚刚在实验室地上固定好，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需要的一切工作都停止了，我作为一个最低一届的走资派被关进牛棚，有人跟我说有人要把这个平台给卖掉，我当时不顾一切，戴了刘博士的袖章冲到实验室去跟他们吵了起来，我说你们谁敢把实验室平台卖了，谁就要承担破坏实验室建设的责任，结果就没有人敢卖了。
    到了1973年西安交大比别的学校比较早的恢复工作，我们第三次开始我们实验室的建设，这个时候沈阳鼓风机厂研发了一种新的鼓风机，委托我们来做实验，这是我们的轴承试验台第一次真正的发挥作用，结果到5000转的时候，铜丝就散了，这个时候把轴承烧了，没办法又把它送到动力机厂去，当时我们把它抬到三轮车上去，过铁路的时候，三轮车的头断了，把零部件压在三轮车下面，我们下来赶紧把它拉出来，还好人没有受伤，又从学校拉了一个板车，把它拉到动力机厂去了，这是我们真正的为生产提供服务。如果要花钱的话我们也没有钱，我们几乎全部是自己设计、自己动手做的，里面的油都是我们自己装的，齿轮因为要磨到一定的精度，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两个人就背这么大的齿轮背到宝鸡去磨，我记得有一次背着它上火车送到那里去。做好以后要做实验，因为没有安全防护设备，我就把所有人赶出去，我一个人站在齿轮中间启动开车，转到高速的时候，转到28000转我就不敢再往下转了，实际上我们的齿轮最高只能转到28000转。当时可能在国内民用的我们是做到最高的转数，当时我们在国内实现了这个测量，后来其他单位没有人做过，这是唯一的在国内做的系数测量。实际上我们测量的结果并不是太好，实验台现在还在用，因为没有安全防护设备不敢做得太高。
    很多的国外学者都来过我们实验室，其实我们一点钱都没有，根本没有花多少钱，因为当时没有人给我们钱，都是千辛万苦把它做出来。在这个期间，我们还进行了核电站反应堆的研究，这也是在国内一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唯一一家进行研究的，我们还做电子学研究，也是国内最早把电子学用到工业上去，全国要开电子学会议的时候，有一半的人都是从我们这里出去的。从1995年开始根据我们自己对形势的认识又开展了新的并不被很多人看好的现代设计，我们叫做设计科学的研究，20年以前我们已经启动的互联网+，不是用这个名字，实际上是这么一回事，云计算、大数据这些概念我们都把它用到实际科学的研究上去。
    可能到会的有人会问，在大学教书，你怎么不讲你上课的情形，自从到西安来，我就一直担任电机系的讲课任务，后来又担任其他课的讲授任务，我们都是一面上课一面搞科研，我认为大学教师搞科研主要是为了提高教育质量，我不认为大学可以有指导科研的教师，也不认为教师可以只教学不搞科研。教师如果自己不在科学研究上探索，怎么能培养出能在科学研究上探索的学生，如果只搞科研，他应该到科学院去，我一直反对当时我们基础课物理里面的一个口号，就是老老实实做一名教师这样的口号，我们这几名年轻教师是当时基础部里面最先做科学研究的教师，但是作用力有反作用力，1965年当时上面要求所有的教材都把毛主席语录写进去，我们的教材也编写了，我就没有上面写毛主席说这几个字，把这个语录就否定了。因为当时我知道毛主席这些思想对于我们科学研究还是非常有用的，加上语录并没有感觉有不协调的感觉，但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上面指示说教材当中不能有毛主席语录，所以一定要把毛主席语录的教材全部改写，我们当时任务很重，因为我知道上面没有写毛主席说，所以我们的教材就没有改，后来学校在全校大会上点名批评我，说我们不重视教学，不上课，其实当时我们不上课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汇报的时候没有我们，第二个学期开始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教授全部上课了，所以不存在不上课的问题，那个时候我给组织说明这个情况，但是也没有人理我，以后就把我们几个承担科研任务比较多的人调出科研室，让单搞教学的老师留在教研室，当时我非常不解，宁愿把一个有名的实验室划给我们，也不要我们在担任课程主编。我他们还是认为教书不需要研究和实验室，后来有了研究生制度以后，我们又恢复了当老师，不过教学的课也没有我的份，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故事呢？就是因为我认为教学和研究应该相结合的这样一个追求。
    从60年的经验教训来看，要把工作搞上去，奋发创新的经验很重要，但是更要靠大众创新的激情，现在很多问题的产生是我们眼球只放在管理上，往往把活人管得死，而没有努力去激发群众自发的激情，我对迁校这一段时间归回忆的话，为什么当时我们那么干？为什么现在干不成那样子？我就是这样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