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来世界上的任何一所大学都会有自己的感人形象吧。西安交通大学形象若何，人们大致会有不同说法，而一直以来在我印象中，她很朴素也很醇厚，很内敛也很激情，不但很像今日交大校园朝南几十里外，那座逶迤挺拔、横亘南北、气象万千的秦岭，也像极了当年在沪上所倚背的那一泓澎湃深沉、奔流不息的滔滔东海。“为世界之光”，这是西安交大校歌之名，也正是她的信仰所系、魅力所在。面对这样的一所大学，该怎么去认识她，理解她？积大半生在这里学习、工作的体会，我偶尔会觉得，读懂了西安交大校名，似乎也就读懂了学校本身。西安交大校名是三组词：西安、交通、大学，我们不妨倒过来做一点分析。       （一）、西安交大是我国创建最早的大学之一
      大学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在世界上已有千年历史，其基本功能是培养人才、研究学问、服务社会和传承文化。在人们心目中，她是科学的殿堂、文明的象征、精神的源泉、社会发展的引擎。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必然是与一个强大的高等教育系统相伴而生。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国在改革开放后提出“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并确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高水平大学的战略目标。
       作为传授高深学问和从事学术研究的高等教育机构，欧洲被认为是大学的发源地。最早的大学出现在意大利博洛尼亚（1088），继之而起的世界旗舰性大学有巴黎大学（1150）、牛津大学（1167）、剑桥大学（1209）、海德堡大学（1386）等等。早期的大学往往与教会有不解之缘，其事业的成长、观念的突破又往往与社会形态的变化、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表里。从德国柏林大学脱胎而出的洪堡大学命名于1810年，由于是她率先奠立了教学科研并重的理念，第一次鲜明地提出通过学术研究来促进人才培养，因而被称为现代大学之母，深刻影响了晚近200年来的全球高校。
      美国大学的鼻祖是1636年建校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成立于1701年，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于1746年，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于1754年，它们是常青藤名校中最早的几所。著名的加州理工学院（1891）、麻省理工学院（1861）、斯坦福大学（1891）等则要晚得多。它们都是当今世界最顶尖级的大学。在我校前身南洋公学时期，美国大学数目还不是很多，大约100多所，唐文治校长曾通过驻美使馆索要每一所学校的章程。而在今天，美国大学已多达4000余所，世界第一，包含了各种类型，其中居于领先地位的研究型大学有100多所。
      在亚洲，东京大学作为高等学校出现在1684年，改制为帝国大学则是在将近一个世纪后的1877年；香港大学前身是1887年成立的香港西医学院（孙中山曾在这里就读），1912年始成为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也是在1905年以一所医学院作为雏形，称作大学已是1949年（当时叫马来亚大学，1980年与新加坡南洋大学合并称现名）。可见，这些现在公认为亚洲顶尖和进入世界一流行列的大学，在当时是有过一个较长发展过程的。后面所谈到的我校情况，恰恰也是这样。
      我国在汉代就有了太学，设在都城长安，这是当时的国家最高教育机构。类似的机构各朝各代都有过一些，但它们不过是读经诵书、造就封建官吏的场所，并不能等同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大学。1300多年前的泱泱隋唐开启我国科举取士时代，这本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体现，但却渐渐为四书五经所统治，到明清之际更堕入八股禁锢的怪圈。从鸦片战争起，中国人民开始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噩运，中国由领跑世界文明滑向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老大帝国的封建末世与工业文明蓬勃兴起的西方世界形成强烈对照，这在120年前爆发的甲午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醒狮起，搏大地”（引自本校早年校歌），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灾难，也猛然间开始觉醒了，已经强烈地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而“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本校创办人盛宣怀语），中国自己的学校要赶紧办起来。119年前，公元1895年，正是甲午战争的硝烟弥漫之年，中华民族的大耻之年，在天津诞生了近代意义上的我国第一所大学——北洋中西学堂，后来命名为北洋大学堂，她就是今天的天津大学。
     开拓者的脚步何其匆匆，仅仅就在这之后的第二年，公元1896年，中国人创办的第二座高等教育机构——南洋公学在上海诞生。她就是今天我国一东一西两所著名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共同的母亲。
      现在大家所能看到的我国其他所有大学，都是在这之后相继诞生。兹举两所交大之外的“7+2”高校为例：
     北京大学1898年以京师大学堂之名问世。由于是朝廷亲手创办的，当时又曾被赋予类似教育部的角色，因此可以看做中国的第一所国立大学。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始建于1911年，当时叫清华学堂，是由庚款举办的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1928年命名国立清华大学。
       浙江大学前身是1897年创办的浙江求是书院，1928年命名为国立浙江大学。
       南京大学肇始于1902年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1921年后相继命名为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等，1949年起称现名。
       复旦大学前身为1905年创办的复旦公学，1917年改名为私立复旦大学，1941年改为国立复旦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前身为1920年创办的中俄工业学校，逐渐成长为我国东北的科技教育重镇，新中国成立后所起的作用尤为突出。
      中国科技大学1958年创办于北京，直属中科院，1970年迁合肥。
      以上是大学发展沿革中几个典型的例子。
      谈到大学发展史，还必须指出的是，在1896年南洋公学创办前后，中国也已经出现了许多外国教会建立的学校，有些已初步具有大学性质，后来陆续出名的有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齐鲁大学等约20所。20世纪初叶有名的华东六大学，我校之外全部是教会大学。这些学校水平不低，但其性质、目标、作用则与中国自办学校截然不同，从根本上讲是为西方世界、为宗教服务的。因此在1949年之后均已撤销或并入其他高校，其各种学校名义在中国大陆上早已不存在。
      实际上，19世纪末北洋、南洋双子星座的凌空而起，就宣示着中国的教育主权必将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后来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风雨飘摇的清朝末年，正是由于最早成立的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等的带动作用，产生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兴办新学高潮，延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走到了死胡同，终于在1905年，赶在清王朝覆灭之前宣告废除。清末民初，一批大学陆续诞生了，成为观念变革的先声、英才荟萃的摇篮。经过民国时期的持续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大发展，尤其是经历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跨越式发展，在今天，中国的高等教育早已进入大众化阶段。按照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3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460万人。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788所，全日制在校生平均规模9814人；研究生招生61.14万人，其中博士生招生7.05万人。在学研究生179.40万人，其中在学博士生29.83万人。毕业研究生51.36万人，其中毕业博士生5.31万人。此年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699.83万人，在校生2468.07万人，毕业生638.72万人。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229.63万人，其中专任教师149.69万人。这在南洋公学成立之初的19世纪末是完全不能想象的。那个时候，最发达的京津沪三地仅仅只有三五所勉强称得起高等教育的学校，总共区区几百名学生而已。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总是要对那些中国高等教育的先行者、开拓者致以崇高的敬意。我国最早问世的两所高校——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都是由盛宣怀先生历尽千难万险，冲破封建藩篱而领衔创办成功的，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兴学强国、矢志报国的伟大功绩。今天西安交大教学主楼的顶层，学校的制高点，是命名为宣怀厅的。
       我们同样不能忘怀的另一位开创人是唐文治先生，他在1907年至1920年期间担任我校校长，使她发展成为我国当时最著名的一所工业大学，享有“东方MIT”的美誉。与盛宣怀一样，他原本也是一位已经当了清政府部长级官员的著名政治家，但40岁出头就辞官不做，拼出全部心血来办一所清水衙门的学校。因为他的平生志向是：“尝欲造就领袖人才，分播吾国，作为模范”；“造就中国之奇才异能，冀与欧美各国颉颃争胜”。他曾经考察过雄踞世界巅峰的牛津大学，盛赞英伦“名儒名相都出其中”，衷心期盼自己所在的学校也能够有一天达到这样的境界。
      这也正是100年多年来西安交通大学的使命和愿景，我们全校上下从过去到现在，都在朝着这个方向而夙兴夜寐，不懈努力。中国梦，交大梦，在这里紧紧地融汇在一起。
    （ 二）、西安交大是我国最具开拓性、办得最有成绩的大学之一
     第一，在中国历史上首创近代化新学教育体系。
      一个在中国高教史上明确记载的事实是：南洋公学在18世纪末凌空出世后，不仅立刻成为中国大学的发展源头之一，同时也相应成为我国小学、中学、师范教育的源头，以及大学编译出版事业的源头。率先冲破封建制度的束缚，领跑中国新学教育，这是学校直到今天都最骄傲的一点。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整套教育体系，我国历史上原是不存在的。119年前，亦即1895年之前，华夏大地上不但还没有一所中国人所办的大学，甚至也还没有任何列入正式学制、运用正式教材的小学和中学。人们读书的场所仍然还是为科举作准备的私塾、书院。少量的实用人才培训机构如同文馆、水师学堂等虽已出现，但规模很小，范围很窄，不成体系，远远没有成为社会主流，也根本不是面向民众的学校。1895年北洋大学堂诞生，采用美国模式，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开展本科、预科教育，是历史性的开端，但当时的中国社会却并没有做好师资准备、教材准备、生源准备，只能从英国控制下的香港等地招生以勉强敷衍需要。
      1896年创办南洋公学时，为了解决这些尖锐矛盾，在设计大学部（上院）的同时，首先成立了小学（外院）、中学（中院），循序渐进，为大学输送合格生源。同时成立了师范院，培养师资人才；成立译书院来组织编写教材、引进西方文化典籍。这些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第一次，是办学人很高明的一着棋。同样也是第一次，南洋公学译书院把西方经济学的扛鼎之作《国富论》，以及其他数十种财政、法律、伦理、军事等方面的图书典籍购买进来，翻译出来，在中国大地上出版发行，进行广泛传播，打开了人们的眼界。译书院后来成为著名的商务印书馆。
     这些类似凿空的举措，使新办的南洋公学得以超越时代，走向我国教育最前沿。在她开办将近10年之后，1904年，清政府才正式颁布《癸卯学制》，确立了囊括大、中、小学教育的全国性学制体系。这时候的南洋公学就成为南北借镜，堪称楷模的全国三大名校之一。
      用原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先生的话说，交大本科教育代表了中国高校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但同时还要指出，在早期的交大发展中，她的附属小学和中学同样极其出色，与大学阶段的教育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从1897年成立到1927年中止，附小、附中曾有30年是大学整体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校最优秀的大学生往往来自附小、附中，而她所输送的拔尖人才又远远不限于交大一校。事实上，中国最早赴外国大学深造的留学生中，有一大批人是直接从南洋公学中院选拔出来的。在一所高等学校中完整地拥有大学、中学、小学教育体系，上下衔接一气，全国高校也仅仅限于交大一家，这甚至可以看作她人才培养质量高的一个秘密武器。
      很可惜，1927年按照当时的政府指令，交大停办了作为本校有机组成部分、储备第一流质量生源的中小学。后来成立的交大附中、附小完全是另外一种概念了。不过沿至今日，在中小学行列中，她们仍是具有示范作用的人才培养园地。
       第二，为中国办出了一所独一无二的理工管大学。
       工业教育，或曰实业教育，是工业文明的必然产物，在全球高等教育发展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我国的高等工业教育是随着北洋大学堂诞生而起步的，当时她被定位为一所以工为主、兼有法律的大学，最早开设的工科专业有采矿、冶金等。显然这些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要。
      作为中国最早成立的第二所高校，我校在1896年创建之初，曾经被设计为一所与北洋大学堂相得益彰、能够形成互补作用的文科大学，主要培养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的人才。学校为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尤其蔡元培先生所主持的南洋公学特班，在培育一流治国理政人才实践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但在当时，处在新旧交替的时代，挣扎在贫穷落后、列强凌辱、民族危机不断加重的困境中，“工业救国”的呼喊日益急迫，我国迫切需要培养造就一大批接受了先进文化教育的实业人才，以尽快在方兴未艾的工业建设、交通发展中有所作为。为此，在学校成立10年后，1905年，针对中国的工业科技教育极端贫弱、实业发展极端落后的现状，为了使国家尽快走上富强之路，我校转变自己的学科发展方向，由文科、商科大步转向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以MIT作为追赶对象，办出了当时中国最好的一所工业大学。
      100多年前，当清廷覆灭、民国肇始之际，老交大已建成一批中国教育史册上从未有过的专业学科：1907年创建铁路土木科；1908年创建世界上也才出现不久的电机科，从电气、电信两个领域培养专业人才，后来又增设了机械工程教育门类；1911年创设航海科；1918年创建铁路管理科，并由此开启我校享有盛誉的四年制大学本科教育。在此之前，我校的大学教育阶段学制三年，相当于专科，不过由于教学贯通中西，实验设备精良，学生基础打得极为扎实，毕业后留学可直接进入欧美大学研究生院深造，后来改为本科就更是如此了。
       老交大具有先进的育人范式：由于认识到教学科研并重的紧迫性，学校开办了我国高校第一个工业研究所；由于确立了“研究高深学问与弘扬传统文化并重”亦即“工文并重”的办学宗旨，学校在实行专业课程全英文授课的同时，对于国文教学、国文训练的重视程度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全国高校中独树一帜，在许多方面方面丝毫不亚于文科大学对于学生的要求；由于坚持育人为本、质量立校，学校凝练出“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办学特色，自觉向世界名校看齐，尤其是长期将学科设置相近的麻省理工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等作为学习样板。钱学森1929年至1934年期间在我校就读，1935年考取庚款赴MIT深造时发现，交大实际上是把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学整体上搬到中国来了，连实验都如出一辙。据此他认为，当时交大的本科教育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老交大的兴办，旨在培养造就学有专攻的工业人才、科技人才，而在这里所呈现出的一种特殊现象却是：最负盛名的国学大师（唐文治）办出了最具声望的工科大学；第一流的理工科学生具有第一流的传统文化素养；学业功课最为繁重的大学成为中国知识界最活跃的民主堡垒；优秀的科学家与工程师群体中，也生长出堪称一流的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学家、文学艺术家和新闻出版家等等，其中许多人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
      1928年至1930年间，老交大相继成立五大学院即电机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土木工程学院、科学学院（数理化）、管理学院。这些学院名称在当时中国大学中都是闻所未闻的，体现了独创性和鲜明的学术品格。而学科从电气、电信、机械、土木、化工、纺织等，延伸到公路、铁路、航空，后来还有了造船，从数理化三系之设，进而拥有实业管理、财务管理、运输管理等各个门类，几乎囊括地质、冶炼等之外当时我国大学的所有工程技术学科。在此10年之后的1937年，按照惯例，工科三个学院统称为工学院，科学学院改称为理学院，管理学院保持原名。在葆有强大工科的基础上，学校进一步形成理工管三足鼎立的格局，这在我国大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尤其当年高校中设有管理学院的仅仅只有我校。
      与老交大理工管三院制相隔六七十年后的今天，随着岁月变迁、任务的变化，西安交大已不再是一所单纯的理工管大学，或曰多科性工业大学，而早已演变成为一所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工科、理科、医科、管理学科、人文社会学科，构成了她相辅相成的五大学科板块。但纵观整个学校，理工特色仍然十分鲜明，管理学科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理工特色作用下的学科交叉融合和人才培养创新，赋予她强劲活力，使一所饱经沧桑的老校仍然能够走在时代发展最前列。
       第三，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承担特殊使命。
       考察历史会让我们看到，118年来，西安交通大学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做出过几个不能不一提再提的重要贡献：一是在四书五经的土壤上率先兴办近代化新式教育；二是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率先建成中国最优秀工业大学；三是在祖国西部率先创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当然这第三点目前还正在奋斗过程中，还远未完成，还是进行时。
我国高校众多，各具光荣历史，各存鲜明特色，各有重要贡献，比西安交大办得好的大学当然是有，但能够同时具备这三种贡献的恐怕还不多。特别是从上海迁到西安来艰苦创业，身处大西北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这是西安交大的特殊校情和特有的历史使命。我校所做三大贡献的前面两点已经略略讲到了，关于第三点，本文的最后部分还会涉及一些，这里仅举出几个事实来说明问题：
       1959年，西安交大进入全国首批16所重点高校行列。由于交大西迁，祖国西部第一次拥有了国家重点大学。
1985年，以国务院公布的“国内第一流，在国际上有一定声誉和影响，师资力量强，学术水平较高，代表我国先进水平”为标准，西安交大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等10所高校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西安交大是西部唯一的一所。
      1996年，国家启动“211”工程，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西安交大作为西部第一所高校首批启动“211”建设。
      1998年，国家发动“985”工程，以落实中央“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战略目标，西安交大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成为“985”工程第一层次建设的9所大学，就是通常所讲的“2+7”大学，或C9联盟。在这里，仍然是由西安交大来代表西部整体。
       提到这些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要说西安交大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承担着一份重要的历史责任。
       现在我们交大人每天都在问自己，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执著奋斗，交大该怎么办？交大人的回答恐怕只能是四个字：奋勇前进。往前看，我国21世纪的现代化发展“当惊世界殊”，尤其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西部大开发，不但连接起历史、现实和未来，也连接起世界与中国的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长远性重大意义。作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60年前就已经布点在西部大地上的一支国家队，西安交大任重而道远，她必须为此付出更加艰巨的努力，她也注定要在改革、发展、创新中大步超越自己的先辈，抓住机遇，开拓奋进。      （一）、“交通”二字记载了学校为我国现代化不懈奋斗的历史
      毋庸讳言，“交大”在中国高校之林中是一个比较显赫的字眼。建校118年来，我校称为交大（从交通大学到西安交通大学）共计86年，校名冠以南洋（南洋公学、南洋大学堂、南洋大学）前后也有十五六年，还曾在十多年间有过其他几个校名。绝大多数年月中是叫交大。
       其实我校第一次采用交大校名已是在1921年，那时学校已成立25年，作为一所著名的工科院校也已经有15年历史了。交通大学这个校名，当时中国和世界上都没有，之所以如此命名，是由于民国交通部1920年、1921年间在部内进行了一次教育改革，就是以地处上海的我校为中坚力量，将分布在京、沪、唐三地的四所部辖院校整合为一体，总称为交通大学。简而言之，交通部所举办的这唯一的一所大学就称之为交通大学，当时的全称是交通部交通大学，校长就由交通总长叶恭绰先生本人担任。与此前分散的几个学校相比，这位总长兼校长对交通大学期望是很高的，曾经设计与哈佛等世界名校进行合作，争取办出与世界先进水平接近的一所大学。
       清朝晚期、民国前期，国家只有不多的几个部，交通部（以及清廷邮传部）是统领国家路、电、邮、轮等各项实业发展，涵盖面很宽的一个政府大部。而考察老交大历史，从她兴办之日起，曾有整整40年与国家实业发展密切相关：1896至1905年，她的办学经费由当时最重要的两大实业——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全力承担；1905年学校直辖清廷商部；1906至1911年学校直辖清廷邮传部；1912至1927年直辖民国交通部；1928至1937年直辖民国铁道部，在该部1937年撤销后才归属到教育部管理。在这40年间，老交大就相当于国家实业部门的长子，或独生子。在此期间当过校长（清季称监督）的，除盛宣怀、唐文治这样叱咤风云的人物外，尚先后有过两位交通部长、一位铁道部长、一位大学院院长（相当于民国高教部，即蔡元培）来主政校务。
       上世纪20年代命名交通大学之后，随着国家致力于工业发展、铁路发展，学校迎来了一次办学质量和层次上的飞跃，被称为交通大学10年黄金时代。尤其1930年前后五院制的建立、理工管特色的形成、工业研究所的开办等等，使交大稳居我国高等工业教育的旗舰地位，培养造就出大批杰出人才。我国科学界、工程界、教育界的领军人物如钱学森、张光斗、吴文俊、徐光宪等，均出自这一时期。由于交通大学这个校名如此深入人心，后来是任何人想改也改不掉了。交通大学这杆旗不但在1937年归属教育部后继续高高举起来，就是在1959年经过西迁终于分设西安、上海两校后，也仍然由她的两个嫡系传人世世代代永远继承下去。
       无论老交大时期的“交通大学”，还是后来的西安交大等校，“交通”二字从来不是一个行业界定词，也从来不限于学科专业范畴，更不能套用“交通运输”来理解这所大学。学校的兴起当然与交通有密切关联，但那是大交通，不但有建铁路、管铁路的交通，还有江海航行的交通、电讯往来的交通等等。学校最基本的学科电机、机械等，则与制造业直接相关。后来还有过汽车、航空、化工、纺织等。在这里，“交通大学”实际上成为工业大学的同义词。
       另外究其实际，交通大学的“交通”早已成为一种理念，就是交汇中外，通达四方，就是要从此岸到达彼岸，从未知实现已知，从今天走向美好的未来。易经中所揭示的“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交大人高度认同。
     （二）、交通大学曾经是个大家庭
      前面已经讲到，交通部1921年将部辖三地四校整合在一起，始有交通大学之命名。当时的交通大学以交通部办公地为总部，设有上海学校、唐山学校、北京学校。后来虽然短期分开过一段，各自有了命名，但在1927年复又经民国政府之手合为一体，仍然成为同一所交通大学，先由交通部直辖，后由铁道部直辖，最后归入教育部，如此一校三地前后凡19年。不过这时校本部已经长期设在了我校，即上海的这所学校。上海除校本部外，也是理工管各学院的本部，是规模最大的一部分。上海之外的两个分部，一个是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一个是交通大学北平管理学院。到了近20年后的1946年，经历了抗战烽火的交大各校在政府安排下彻底分设了：本部仍称国立交通大学，其他两部分别命名为国立唐山工程学院、国立北平铁路管理学院。它们就是后来的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曾经多年并肩居于铁道部旗舰大学地位，现在早已直属教育部。
      因此渊源，老交大大家庭中的四所学校西安交大、上海交大、西南交大、北京交大拥有同一个校友总会。这里有一个比喻也许不尽恰当：以老交大而言，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是一对孪生长子，亲兄弟中则有西南交大、北京交大，他们血肉相连、气脉相同自不待言。
      谈到地处台湾新竹的一所亚洲名校国立交通大学，用了老交大的名字，但并非分设自老交大，而是经过淩鸿勋先生等一些赴台交大老校友的努力，在1957年开始筹建，由电子研究所逐渐发展起来的。学校办得很好，校歌、校徽等老交大的印记很浓，连学院的设置都很相像，完全可以看做交通大学在宝岛台湾的精神传人。这些年来与大陆校友总会四校往来密切，早已建立起长期亲密合作的关系。
      在这里似乎需要加以说明，目前中国大陆尚有其他4所以交通大学冠名的学校，分别是华东交大、兰州交大、重庆交大、大连交大，是近些年由各铁道学院、交通学院等改名而来的，它们各具优势和长处，也都是办得很好的学校，但与历史上的老交大并无联系。我们讲交大校史，就不能涉及到这些学校。
      值得一提的是，谈到现在的重庆交大，尤其要避免与交通大学历史上的重庆分校、重庆本部混为一谈。1940年至1946年间，老交大在大后方重庆先建分校、后设总部，以交大传统优势学科机、电、管之设，以及航空、造船等一批新学科的建立，以工学硕士和优秀本科人才的加快培养，以科学研究的广泛开展，来积极适应抗战需要，其贡献早已载入史册。抗战胜利后交大这部分回到上海。老交大艰辛备尝的重庆岁月是极其凝重的，也是非常光荣的，它大大拓展了交大事业，为不久就要到来的新中国成立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人才准备，同时也成为交大开发和建设祖国西部的先声。前不久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商定，120周年校庆之前要在重庆旧址建立一座抗战兴学纪念碑。至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所重庆交大，是1951年创办的学校，2004年由重庆交通学院更改为现名，与重庆时期的老交大毫无关联。      （一）、国家决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
      1955年3、4月间，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陈毅、彭真等，签阅了一个由周恩来总理领导的国务院拟定的重要文件，郑重决定交通大学由上海迁至西安。在此一个多月后，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彭康带领几位担任系主任的大教授走进西安城东南的一大片麦田，就是现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千年之前的大唐帝国宫殿废墟，划定了1200亩交大新校址。今天已经很难想象当年交大人的脚步快到了何种程度，仅仅才到年底，红瓦青砖的交大新楼宇群已经拔地而起了。从1956年5月起，大批师生员工陆续迁来西安，图书档案几乎全都搬来了，校刊也已改在西安出版。当年9月10日，首批迁来的5000师生，包括近千名教职工、4000名全体一二年级学生在西安人民大厦举行了开学典礼。因此1956年就成为交大西迁标志性的一年。当时由于校园建设、实验室建设、科研工作正在火热开展等原因，学校决定迁校分两步走，将三四年级学生、研究生和另一部分教师在1957年全部迁来。尽管1957年四五月份大鸣大放引起的争论，以及当时发生的一些实际困难稍稍延缓了迁校进程，出现了一些波折，短时间内似乎大有搬不动之势，但中央的决策继续得到贯彻，师生员工响应号召西迁创业的热情依然高涨。在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在上海、西安两地的全力支持配合下，经过高教部的精心工作，至1957、1958年之间，交通大学的大部分学系和师生最终还是搬到了西安，并永久扎根在这里。这成为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
       中央为什么决定交通大学迁西安？新中国成立后是把工业建设放在第一位的，面向全国大学所进行的的院系调整，突出工业与科技人才的培养。原来一批办得很好的综合性大学如清华大学、浙江大学、重庆大学等，均已调整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同时成立了许多单科性的工学院。交大、天大、哈工大等不多的几所老牌工业大学被赋予更重要的责任。院系调整是一场教育革命，交大不能例外，理科、管理学科和一些工程学科陆续调整出去了，非常可惜，但同时也调进来其他高校的机、电、动专业，使强的更强，优势更加明显。在被视为工业建设之母的电气机械工程领域，交通大学独领风骚，进一步凸显了她的重要作用。当时公认领军工科大学中，交大与清华难分伯仲，哈工大则成为学习苏联经验、培养大学师资、推进专业教育的桥头堡。
       1955年，我国大力推进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奠基作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朝鲜战争、台海危机等因素，原本基础较好的东南沿海地区无法进行大规模建设，上海甚至基建都停止了，国家发展的重点转向中西部地区，战略性的产业布局在这里，许多大型工矿企业也要建在这里。但这时遇到的一个尖锐矛盾是，由于旧中国的畸形发展，我国教育和研究机构集中在沿海中心城市，中西部地区则极端薄弱。以西北五省而言，1955年之前大专院校总共不到10所，能够承担工业教育的仅仅只有当时地处咸阳的西北工学院。国家于是决定抓紧在西部进行高校布点，从南北各地调取力量，在西安相继组建了动力学院、建筑学院、航空学院等，但从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进行学校整体搬迁的，只有交通大学一所高校。
       迁校之前交通大学所遇到的问题是，一方面她要承担很重的任务，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机电动之外，原子能、无线电等尖端领域亟待发展，学生规模也要前所未有达到万人以上，但另一方面上海一时无法开展建设，原有的几百亩校园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大量仪器设备不能开箱使用，学生也不能多招。当时6000人的在校生规模已超过最大峰值，必须临时借地安置。因此国家决定交大内迁西安以尽快发挥作用，在新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可谓正逢其时，而大家拥护迁校也正基于此。几十年后江泽民同志为缅怀他的母校老师沈尚贤教授所题写的嵌字联：“举家西迁高风尚，电子工业是前贤”，正好是从服从需要、发展事业两个方面说明了这个问题。
      当时决定交大内迁，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如果战争一旦打起来，要保护学校。新中国成立最初几年间，上海的形势比较紧张，一些单位要疏散。保证交大不受损失，是党和政府下了决心的。
      交通大学全迁西安出自中央决定，但为什么最终迁过来的是学校的大部分而不是全部？这仍然是从国家建设需要出发的。1956年国际形势有所缓和，中央决定抓住战争一时打不起来的有利时机，在加快建设西部的同时，充分发挥沿海老工业基地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提出，交大迁西安后，可否在上海“留一个机电底子，以为南洋公学之续”（周总理语）。如果交大全部迁走，上海还要建类似学校以满足需要。1957年发生的有关迁校争论正是为此而展开，一些教师留恋上海生活、希望在条件更好的上海发展事业，也在情理之中。对此，中央是很慎重的，一方面“支援大西北的方针不能变”，另一方面也要“求得合理安排”。为此，把交大的同志们请到中南海去，在周总理的主持下经过反复研究，在1957年六七月间调整了迁校方案。就是，交通大学在同一所学校领导之下分为西安、上海两个部分，其中动力系全部，机、电各系的大部分，学校所有新建的新兴学科专业设在西安；造船、起重运输两个系，机电各专业中的一小部分师生留在上海。交大分设西安、上海两部分，从1957年8月至1959年8月，整整经历两年，成为交大历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这样做，既照顾了西安、上海两地的实际需要，又为学校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1959年7月31日，中央根据实际情况再次做出决定，把两部分分开来，成立两个学校，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命名为西安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命名为上海交通大学，两校同时进入国家重点大学行列，原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彭康，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至此，历时5年的交通大学西迁画上了圆满句号，而沿用已经30多年的交通大学校名也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
     （二）、交通大学西迁创业凸显了大学使命，丰富了大学精神
      交通大学西迁从1955年算起59年了，过去了整整一个甲子。那些艰苦卓绝的岁月已经远去，留给我们的不但有宏大事业，更有精神的光辉，那就是学校在10年前迎接110周年校庆时总结出的16个字：“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
      今天我们走到西花园，首先要向彭康老校长的铜像致注目礼。是他团结带领交大师生员工开辟草莱，以5年艰辛努力完满实现了大树西迁，并以10年精心擘画，在大西北创造出学校的第二个黄金时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迁过来时他说过，我们要赶上那些世界上有名的大学，我们要多培养几个钱学森，甚至比他更好的。彭校长故去42年了，这些任务我们完成得怎么样呢？而当我们走上彩虹桥，看到不远处钟兆琳先生的汉白玉塑像，就会油然想起，老先生卖掉在上海的住房，孤身一人来西安时已快60岁了。连周总理都关切地讲过，钟先生年龄这样大，就不一定去西安了吧。身为中国电机之父、交大一级教授，钟先生是拥护西迁态度最鲜明、带头作用最突出的一位教师，而他开发建设大西北的信念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依然还是那样执著。我们又该从他身上学到什么呢？
      在我国历史上，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出现的大学西迁、南迁，几乎涉及到当时所有108所大专院校。那是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一页，是中国知识界爱国之心、报国之志的集中体现。西南联大、西北联大等等众多高校在此期间的艰辛奋斗，已为人们所熟知。交通大学的重庆分校和总部、贵州平越分校（由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北平铁路管理学院组成），同样写下壮烈的故事。但从根本上讲，那毕竟还是战争所引起的迁徙，目的在于赓续弦歌，保存火种。1945年抗战胜利，大家便回到了当年出发的北京、上海、天津等各个城市。
      当然也有个别例外。抗战中在陕西汉中坚守8年，由国立北平联合大学派生出来的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后来是按照政府安排，不复返京，永久留在了陕西；另一所源于联大的西北师范大学则扎根兰州。西北医学院即今天的西安交大的医学部；西安交大经济与金融学院与当年北平联合大学亦有渊源。这些校名已经刻在了西部大开发先行者的丰碑上。今年4月，西安交大在汉中落成“医学教育抗战纪念碑”，再次表达自己的深深敬意。
       毫无疑问，新中国成立以来，基于国家发展战略和建设目标而实施的大学内迁，交通大学行动最早，也是影响最大、涉及面最广、作用最为久远的。2006年，为纪念交大建校110周年、西迁50周年，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周济先生发表讲话，对此作了精辟阐述：“如果把中国的发展战略比作一盘棋的话，交大西迁则是党中央在这盘棋局中摆下的一个十分关键的棋子。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随着国家经济发展重心进一步向中西部转移，当年这着棋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早已充分显现了，而且会越来越重要。可以说，交大西迁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十分重要的举措，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正是交大的西迁，改变了整个中国西部高等教育的格局，改变了西部没有规模宏大的多科性工业大学的面貌。西安交大通过自身的发展壮大，引领和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蓬勃发展，形成了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大好局面。”
      我相信我们交大人在听到这番话时，脑海中所浮现的，是1955年以来师生同心同德艰苦奋斗的那一幅幅波澜壮阔的画面，是那些无数个战胜重重困难、逾越巨大反差、在艰难困苦中开辟学校发展新境界的日日夜夜。限于篇幅，那些有关西迁的无数个催人泪下的故事，这里不再讲了！同时我也深深相信，听过这番话的交大师生，不仅仅在回顾既往，更多地是把目光投向今天、明天。
      目前我所供职的地方，交大西迁纪念馆有两幅形成对比的历史图片，一幅所表现的是大上海十里洋场的繁华景象，另一幅是交大西迁之际西安街头窄兮兮、土几几的落后面貌。看得多了，就不免在想，一直以来我们对西安相对落后的一面好像讲得多了一点，尽管过去、现在，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当年如果不是这样一种情景，交大也不会千辛万苦来此创业。
      然而目光稍稍放远点你会看到，恐怕还没有哪一个城市能够具有西安的地位。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发展高峰：周王朝、秦帝国、大汉、大隋、大唐，无一例外建都西安。周之礼乐文明、秦汉之制度文化、隋唐之开放气象，曾经造就中华民族的盛世辉煌。仅以交通而言，2200多年前修筑的秦直道、2100多年前开辟的古丝绸之路，都是从西安出发来实现民族伟业。后来的西安、西北是相对落后了，但长期以来，我国人民矢志改变落后面貌，寄厚望于祖国大西北。周总理当年勉励交大师生曾说过：“中国革命起源于东南，成功于西北”。他还说，国家要发展，就必须有一个稳固的大后方，西北必将成为像苏联工业最发达的乌拉尔那样的重要区域，因此“交大在西北发展前途大”。
       总理这番话激励了交大师生60年，在今天我们更加深切感觉到它的份量。在迎接建校120周年、迁校60周年之际，西安交大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目标。交大人深深懂得，扎根西安，在祖国西部率先创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既是光荣使命，也注定是一个艰辛和坎坷的过程，取决于学校在新型工业化建设、学习型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进程中的表现，取决于今天的西安交大能否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中把握先机，在西部大开发、新丝绸之路建设中表现卓异，也取决于学校的国际化、卓越化程度，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所达到的高度。特别是在今天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能不能继续起到标杆、表率和引领作用，能不能坚持不懈地出先进思想、出创新成果、出一流人才、出丰富经验等等，无疑对西安交大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过去的路走得不容易，今后的风险和挑战更大，但志在续写120年辉煌的交大人充满必胜的信心。2014年学校暑期工作会议提出全面加强学科内涵建设，切实加大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力度，全力加速解决教职工住房待遇等民生问题，正是对校内外重大关切的积极回应。尤其是省委、省政府鼎力支持下，西咸新区占地达4千多亩的西安交大科技创新港——智慧学镇的建设，必将为学校下一个百年发展奠定牢固根基。作为具有光荣传统和肩负重大使命的今日交大人，我们满怀信心眺望未来。
  作者：
贾箭鸣 西安交大副秘书长，校史与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