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箭鸣
读交大历史，往往读出国家民族四个字来。作为我国创办最早、辉煌百年的学府，交大为国家民族而生，在国家民族的召唤下奋勇前行。过去，今天，永远，交大办学都是照着同一个方向：国家目标、民族使命、人类福祉。
孙中山与交通大学使命
有国父之称的孙中山先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爱国主义的一面旗帜，中国民主革命伟大的先行者。20世纪初叶许多年间，他的思想和主张，以及他的博大襟怀、革命风范，深刻地影响了交大的发展走向以及交大人成长。
据记载，1912年12月底，唐文治校长盛邀辛亥革命后致力于铁路建设，刚刚考察过全国各地的孙中山先生莅校演讲。孙中山先生是奋不顾身的革命家，也是殚精竭虑的建设者，极为深入透彻地思考过中国的发展问题。他历来主张“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有10年内修建20万里铁路的雄大计划，希冀借鉴西方“铁路立国”经验，作为实现国家富强的锁钥。为此，毅然于是年4月辞去临时大总统，奔走四方，筹款宣讲，擘建新路。而南洋公学之于他，真可谓知音中的知音。
南洋公学于世纪初开始兴办铁路班，至唐文治长校，首先建成铁路专科，继而开设电机科、船政科，奠定工科大学基业。至于唐文治本人，与铁路、实业更是大有渊源。当年他在商部任职时，就曾主管过铁路事务，并多有建树。“曾请准颁布铁路简明章程，为后来铁路法规的张本。又令各铁路督办大臣按期填送表谱图册，自后始有初步的铁路统计。又如厘定全国铁路轨制，明定以四英尺八英寸半为标准轨距，以及颁布路务议员章程等，皆由先生主其事。”（凌鸿勋《记校长唐蔚芝先生》）1907年他任南洋公学监督时，学校已改隶邮传部，该部乃为新兴实业中枢，统领路、轮、邮、电四政——当时国计民生最要害的四个方面。至民国，邮传部改称交通部，则南洋公学（上海工业专门学校）言必称交通。《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发刊词云：“铁路、电报、船舶、电话，有形之交通也；方言、报章、杂志，无形之交通也。吾国之滞在有形之交通，尤在无形之交通。本校造造之材，在有形之交通，亦在无形之交通。”在当时的人们心目中，交通实乃工业化、现代化的基石，国富民强之源。而从1906年至1937年，本校直隶国家交通主管部门（清邮传部，民国交通部、铁道部）逾30年，与交通发展血肉相连，密不可分。
用余秋雨先生的话说，交通大学之“交通”，实乃中国通向现代化的一座桥梁。交通的涵义是丰富的，而近现代中国发展交通首推铁路。
在铁路事业高度发达，列车已奔驰在世界屋脊，磁悬浮时代即将到来的今天，人们也许很难想象当年中国铁路以及整个交通运输业发展的急迫和艰辛。中国出现铁路在1876年，较西方世界已整整晚了半个世纪。而在此期间，欧洲发达国家早已建成遍布全国的铁路网，铁路使世界经济联成一体，火车汽笛宣告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不甘落后的中国人希望追赶上去，洋务派把大量精力用来修建铁路。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上，铁路的发展荆棘丛生。到南洋公学成立前夕，中国自主修建的铁路不过区区400公里。而在甲午战后，又发生了帝国主义列强掠夺瓜分中国路权的残酷现实。1911年清廷覆亡时，虽然中国土地上已经有了近万公里的铁路，但国有铁路，包括赎回的铁路总量仅占20%，其他均掌握在国际资本家手中。千方百计争回路权，排除万难修建铁路，并以交通铁路建设带动实业发展，逐步实现中国工业化，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而恰在这一点上，孙中山先生与南洋师生的心是息息相通的。
步入南洋校园，孙中山先生受到最隆重热烈的欢迎。在上院会堂，面对景仰他的师生们，先生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为大家描述了他所设想的中国经济大动脉的蓝图：南、中、北三大铁路干线将贯穿全国，并连通周边国家。一个可与西方相媲美的现代化交通运输网络的出现，将使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得到根本性改变。他勉励师生发奋钻研，掌握现代科技，立志振兴中华。同时他还论述了国家的外交方针和货币政策，表达了建立强大国防、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他把一同前来的原临时政府实业部长马君武介绍给师生，请大家把发展铁路事业的意见、建议汇集到马先生处。
有幸亲耳聆听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南洋学子热血沸腾。先生是用英文发表演讲的，而南洋英文素称一流，与会师生不时报以会心的微笑和热烈掌声。凌鸿勋时为土木科一年学生，他说，自己当时就下了决心献身于中国的铁路事业。后来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成为詹天佑之后中国最杰出的铁路建设专家之一，在陇海、天成、宝天铁路建设中做出开创性贡献，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1919年孙中山写成著名的《实业计划》即《建国方略》，对中国的交通开发、港口建设、水利设施、工业发展等作了全面展望，尤其对铁路建设制定出一整套计划。这年他再次专程来到学校发表演讲，对刚刚经历了五四磨练的南洋学子进行建设祖国的大动员。此后，他还特地为学生周刊题写了《南洋》刊名，为学校最具影响的体育社团技击部，题写“强国强种”四字，实际上是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深刻地揭示了南洋办学宗旨。
当孙中山先生第二次莅校时，南洋事业又有了更大起色，尤其是铁路管理科的率先兴办，为国家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对此，先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而在这之后，学校定名交通大学，旗帜鲜明地引领交通科技发展，并以交通为先导，大力推进电力、电信、机械、动力、土木、管理各学科的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理、工、管相结合，科学、电机、机械、土木、管理五院鼎立，中国独一无二的高水平工业大学。再往后则航空、航海、水利、纺织诸学科相继问世，几乎囊括当时所有的工程技术教育，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开辟草莱，承担起日益重大的责任，学术研究引领潮流，人才培养质量享誉世界，民主科学精神蔚成风气。这些，都可以看作对孙中山先生伟大思想的创造性实践。
周恩来与交通大学西迁
凡交大人都对周恩来总理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不但因为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中国革命领导人，还因为他的名字与交通大学西迁紧紧联系在一起。50年前，正是在他的亲切关怀下，交通大学西迁最终得以圆满实现。
凌安谷同志等编著的《交通大学内迁西安史实》告诉我们，1957年春夏之交，当交大西迁在校内外发生争论，一度陷入僵局，似乎就要迁不动的情况下，日理万机的周总理用大量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集中精力解决交大西迁问题。他的工作做得极为深入细致。5月23日至25日，他连续3天听取各方面的意见。5月28日，他首先听了彭康等校领导的汇报，接着又把陈大燮、程孝刚等7名教师请到中南海座谈，会议从下午7时一直开到次日凌晨2时。5月29日，他从高教部长杨秀峰的书面汇报中，详细掌握交大教师情况，了解不同年龄层次人们对迁校的基本态度。此后，他还专门听取与交大西迁相关的中央各部委意见，上海、陕西两地意见，以及上海、西安多所院校意见。有时会议从下午开到晚饭，晚饭后持续到午夜。用总理的话说：“交大迁校问题到了国务院这一级，这是一个典型问题，可以更深入了解认识一件事物”。而人们从这一问题的研究处理过程中，亲身体会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求实作风。
在深入透彻了解情况的基础上，1957年6月4日，周总理首先召集彭康、苏庄等交大校领导开会，接着又主持召开国务院关于交通大学迁校的专题会议，发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讲话，成为指导迁校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这篇讲话收录在《交通大学内迁西安史实》等出版物中，它高屋建瓴，贯穿实事求是和民主协商精神，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芒，今天的交大人仍然应该很好地学习和领会。
在讲话中，周总理反复阐明一个重要思想，这就是，一定要从发展中认识事物，从国家大局来理解和处理好交通大学的西迁。他告诉大家，不但交大西迁，包括建国后开展的院系调整，都是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作出的决策。旧中国的工业、教育布局是不平衡、不合理的，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建设的需要，因此必须加以改革，从国家建设实际出发进行必要的调整。
总理说，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发展，国家的工业布局放在内地，沿海紧缩，工业内迁。交大西迁就是根据西北工业基地建设的要求，和离开国防前线的条件下提出来的。他进一步分析说，西北过去是落后的，但是必须成为我国建国巩固的后方，是我国工业建设的重点。而西北西南的建设不靠沿海先进地区的支援是不可设想的。西北建设中需要加强的地方很多，为什么不叫西北工学院扩充来解决呢？就是考虑到工业速度要加快，以西北工学院为主不可能，交通大学搬去可以搞得快些。
总理心中装着国家全局。他在讲话中详尽介绍了西部和整个内地工业建设的前景，包括大工业基地的建设，铁路建设，钢铁建设，电力和石油化工建设，机械装备建设等等。他说，西北工业发展的前途是广阔的，只是速度慢了一些。
总理指出，交大内迁的决定是对的，但对困难估计不够。1956年形势有新变化，出现了可搬可不搬的局面。但要看到迁校这件事影响很大。他深刻地分析说，如果别的学校都要回老家，如果我们从哪里来回哪里去，那就是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就不可能有新中国和建设社会主义。
关于交大问题的解决，总理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一切为了更好地动员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交大西迁这件事要看得远一些，要考虑到未来发展。大的不外两个方案，第一个，坚持搬西安，要有多数人去，少数不能去的不勉强。他还说，如果大家能接受，我并不放弃全搬的可能。
总理饱含深情地说，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中国革命发源于东南，成功于西北。因此，如果能到西北锻炼是很有好处的。太舒服不能锻炼培养青年，应该是锻炼经得起风霜。西北是苦，不仅有风，而且有大风。引导青年克服困难，应该是求之不得，要敢于向学生讲这些话。
总理考虑问题非常细致。他谈到，当前迁西安是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可以逐步改善。如果有些老教师不能去，也不能太勉强。还是要坚持自觉自愿的原则。一棵大树如果与当地土壤接不起来，就是个损失。因此也可以考虑其他方案。但即便回上海，也必须以最大的可能支援西北，否则无以对西北人民。交大8000人已到西安一年，已和西北人民发生了历史的关系。总理具体分析了有可能采取的各种方案的优劣。指出，就是搬不动，也要多留些专业在西安，特别是那些新兴专业。全部回上海是不可取的，交大师生也不会采取这样的态度。他再三阐明：交大在西北发展前途大，如回上海发展就有局限性，前途会有影响。因为当时上海的任务是求精、提高，新工业将主要在西北发展。相信道理讲清，会有人愿去的。
总理还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学校，到处有内外联系。特别是交大一举一动都会有很大影响，不但对上海、西安的相关高校有影响，也会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到院系调整的学校。因此，交大同仁一言一行必须照顾大局，一切从团结出发。我们是集体主义者，必须从全面着想。有人讲交大“骄傲自大”，值得警惕。
总理提出：总的原则是求得合理安排，支援西北方针不能变。在这里，他表示了对交大师生的高度信任。他说，问题摆在大家面前，最终采取哪种方案，请交大自己讨论，决定后报高教部批准。他请高教部杨秀峰部长、刘皑风副部长分赴上海、西安，向师生讲清情况，以利于深入讨论和实事求是做出决定。
总理亲切和蔼，娓娓而谈，但在人们心中激起巨大的波澜。他的这一重要讲话精神的传达学习，不但很快统一了大家的认识，也迅速形成有利于迁校工作继续向前推进的良好舆论氛围。根据这一精神，经过校内充分讨论、集思广益，以及学校与高教部、与上海陕西两地的反复协商，彭康校长主持的交大校务委员会创造性提出迁校新方案。这就是：交通大学分设西安、上海两部分，实行统一领导。新专业、理科专业、机电方面的主要专业，以及西北所需要的其他专业，设在西安。同时照顾上海的需要，设置机电方面的若干专业，落实周总理此前就以提出的“留一个机电底子，以为南洋公学之续”的指示。教职工调配以支援西北、保证两地教学质量为原则。这一方案是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不但得到师生员工拥护，校内外也给予极高评价。1957年9月5日，周总理在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后，亲笔批准了这一方案。
经过合理调整的迁校方案，毫无障碍地落到实处，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在学校主力移师西安，并对上海部分有所加强和充实后，再通过一段时间的运转和磨合，祖国的西北、东南，屹立起同根所生的两所交通大学。1959年中央批准两校分设之际，她们同时进入国家重点大学行列，成为16所重点大学中的姊妹学校；1986年她们又一并列入国家重点项目，并于此后率先携手开展“211”、“985”建设，一同由国家确定建设成为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昔日的交通大学，今天的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珠联璧合，相互辉映，其对国家民族的巨大贡献远远超出人们的期盼，而今后发展的势头将更为强劲。当年的正确决策结出如此丰硕的成果，这是可以告慰于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
1956至1958年间响应国家召唤，分批陆续前往西安，并牢牢扎根在黄土地上的师生们，其精神境界极其可敬可佩。他们胸怀大局，步履坚定，执着奋斗，无怨无悔，以对祖国人民的衷心热爱，几十年如一日艰苦创业，铸成伟大的西迁精神。而终其一生，他们心中都珍藏着当年周总理那些亲切温暖的话语。
江泽民与西安交大未来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同志，是交通大学1947届电机专业毕业生，交大历史上划时代的杰出校友。他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期间，曾于1989年9月13日、1993年6月15日、2002年3月31日三度莅临西安交通大学，视察工作和看望师生，体现了江海般深厚的母校情怀，而西安交大则有幸成为总书记视察次数最多的一所大学。
笔者作为学校的一名工作人员，两次有幸目睹总书记莅校盛况，感触极深。其中一次的记载见本书《总书记的嘱托》。
交大师生员工记忆中永不磨灭的一幕是：当总书记第一次莅临母校的那天上午，他在行政楼走廊看到当年的老师严晙教授手拄拐杖走过来，立即上前搀扶他，两人会心的笑容感染了在场所有的人。尊师重教，思源致远，这是中华民族最值得珍视的传统美德，它集中体现在江泽民同志的言行中，点点滴滴都为大家做出表率。钟兆琳先生是江泽民同志在校就读时的系主任，师生间保持了终身友谊。1985年钟先生因病住进上海华东医院，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同志主动承担起照顾老师的责任，一有空就来医院看望先生，几年间给了他莫大的安慰。首届教师节，钟先生受到的第一封贺卡就是江泽民同志寄来的。1990年4月钟先生去世后，已担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送了花圈，并特意要来先生生前的录音磁带作为纪念。
总书记回到母校，提到最多的是当年老师，讲得最多的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道理，对年轻一代叮嘱最多的是敬重老师、珍惜时光、发奋学习。1993年学校正筹建大型学生活动场所，总书记为之题写了“思源学生活动中心”，作了正式命名。1995年中央宣传部批准西安交大图书馆命名为钱学森图书馆。以健在的大科学家命名图书馆，这在中国大学首开先河，而其馆名也是江泽民总书记挥笔题就的。他衷心希望新的一代交大人沿着钱学森走过的道路健康成长。
总书记多次以自豪的口吻讲到，交大是我国有名的最高学府，理工方面世界闻名，以前我们做学生时都叫交大是“中国的MIT”。一个大学形成这样的基础不是一天两天，交大1996年就到100年了，它是多少年形成的基础啊！对交通大学的西迁，总书记是了解的，专门提到周总理动员西迁的往事。他对交大老书记、迁校时的西安部分分党委书记苏庄同志说，这是你很大的功劳。他说，自己读的电机系基本都迁过来了，应该说这里是我的母校。两次莅校谈话中，总书记都称赞西安交大校园郁郁葱葱，是读书的好地方。他对学生代表说，我很羡慕你们，当年在上海时交大校园可没这么好。
总书记殷切期盼今天的交大出知识，出新的科学家。1995年11月，在交通大学即将迎来100年华诞前夕，他以题词的方式，为母校确立了跨世纪奋斗目标：“继往开来，勇攀高峰，把交通大学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这同样也是极其鲜明地为社会主义中国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崇高目标，其历史意义重大而深远，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之后，江泽民总书记曾多次论述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这一历史性重大课题。1996年3月28日，他在中南海接见与老交大具有明确血缘关系的西安交大、上海交大、西南交大、北方交大四校领导同志，强调指出：高等教育在整个教育事业中处于龙头地位。高等教育的发展程度和发展质量，不仅影响整个教育事业，而且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和未来。在当今世界上，各国经济竞争十分激烈，焦点就是科学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的竞争。高等学校在推进科技进步特别是加强高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方面具有自身的优势，应该从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高度，十分重视和积极发展这一优势。在这次讲话中，他勉励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努力成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家、教育家，通过发挥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充分依靠广大师生员工的智慧和力量，把学校办得更好。
1998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发表重要讲话，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2001年4月他在清华大学的讲话中重申了这一重要决策。总书记并在讲话中对我国所要建立的世界一流大学内涵作出全面论述，这就是：坚持正确的办学思想和鲜明的办学风格，发展优势学科，具有一支高素质、高水平教师队伍；站在国际学术的最前沿，依托多学科交叉优势，努力进行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特别是要抓好科技的源头创新，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继承传播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场所和交流借鉴世界进步文化的重要窗口，新知识、新思想、新理论的重要摇篮；成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不断为祖国为人民培养出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全面发展的人才。总书记的这些指示，实际上也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大学的立校根本和发展指针。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确立的“985”工程，旨在建成江泽民同志所要求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在整个西北、西南地区，西安交大作为第一所高校，已于新世纪到来前夕，率先进入“985”工程建设，由国家确定建设成为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目前，由国家确定建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确定建为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的，除西安交大，还有复旦大学、上海交大、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即“985”第一层次建设的“2+7”大学）。为此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应是交大光荣传统的延续，也将是西安交大开创未来的基点。更何况西部大开发的号角恰于此际吹响，作为几十年前就开赴大西北的先行军和一支重要骨干力量，西安交大所承担的历史责任骤然加重。面对江泽民同志的谆谆嘱托和热切目光，交大人满怀豪情踏上新征程。这是一个不怕流血流汗的坚强群体，他们将以智慧和勤劳双手，托举起西安交大以及祖国西部更加美好的明天。
2006年7月18日写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