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先生是我从年轻时期起就衷心崇敬的科学家。记得 1957年春，他在清华大学礼堂作“论科学技术”的报告，钱先生步出礼堂时，我和许多年青教师和学生一样，争先恐后，以目睹钱学森的风采为荣。后来，我在系统工程和管理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更领会到先生的高瞻远瞩，“风骚先领”的思想先行者风范。1978年钱学森牵头在“文汇报”发表长篇文章，提出“系统工程”是一门组织管理技术。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该文引起全国学术界巨大反响，其热烈的情景真难以言表，从此触发了大学管理教育的重建和30年来的蓬勃发展，以“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为目的的软科学随之兴起。随后，钱先生又提出系统工程的定量分析不能离开专业人员和领导者的经验判断，建立“思维科学”并推动此学科的普及和发展。90 年代钱老指出“系统工程”体系上的缺陷，只注意到旨在改造世界的人为系统研究，而没有注意旨在认识世界的自发系统研究，提出要研究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这促进了我国复杂科学的发展，并跟上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步伐。
      钱老在系统科学、管理科学、思维科学和复杂科学等领域的引领性和独创性贡献，这是我亲身经历和体会到的。其实，他在导弹和航空航天技术等科学技术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早已得到全国人民的公认，他是当代的当之无愧的科学大师，值得后人永远怀念。
     值此钱老仙逝周年忌日，我深深缅怀钱老对中国的伟大贡献。然而，最为萦系心头的是钱老生前关于杰出人才培养的多次谈话，通称之为“钱学森之问”。
2005年温家宝总理看望钱学森时，钱老诉说心中的疑惑：“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钱学森之问”的核心。
     钱老还说过：“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这种话语清楚表明，钱老晚年看得最重的，而又最担心的就是和中国兴衰攸关的培育杰出人才的问题。“钱学森之问”实际上表达了这位一生爱国爱民的一代宗师的唯一遗愿。
     “钱学森之问”令人联想到“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问为什么中国在中世纪科技比较发达，到了19世纪对世界科技贡献就很小了？欧洲出了牛顿、伽利略、法拉第等科学家，而中国没有？钱学森则问为什么“冒”不出杰出人才？甚至沉重地说：“回过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两者异曲同工地展示了类似的历史现象。“李约瑟难题”已成为中国科技发展史不可回避的重大论题，同样，“钱学森之问”必将是中国教育发展史无法绕过的论题。回答钱学森或李约瑟之问，不仅为了解释历史，还要找出教育和科技的发展途径。钱学森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培养原创性的杰出人才，这个要求达不到，教育制度和体系无论如何不能说明是成功的。
按照什么样的办学模式才能培养出发明创造人才，钱老的脑海里无疑是有答案的。涂元季等整理的“钱学森最后一次系统谈话”流露出钱老对加州理工学院的憧憬，他理想中的大学模式就是“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在这种大学文化的氛围下，“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钱老还对比分析差距：“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加州理工），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大学里这种现象处处可见，例如博士生论文工作中，很注重从文献中发现研究热点，然后跟踪，而加州理工按钱老的描述，他们首先想到的却是超越别人的学术思想。
      至于怎样才能形成这样的创新文化，钱老指出，要像加州理工那样容纳一批“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师、怪人”。要给“学者、教授们提供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充分发表。”“学生也可向权威们挑战。”这些话实际上是在描述一种“学术自由，思想独立”的大学学术生态。人才辈辈皆有，苍天并不偏向任何一辈，只是哪个时代具备适宜的学术生态，杰出人才才能“冒”出来，钱老用“冒”字来表述，用意深刻。
      我们大学的学术生态和钱老所向往的差距更明显。大学的“官本位”，行政文化日趋严重，行政干预甚至主导学术决策，使得这些与常人不同的敢说敢做的“大师，怪人”，往往被“边缘化”或归入“另类”。按行政系统从上而下规划学科发展和研究课题，分配资源，评估考核，导致行政目标对个体行为的规制，使个体失去主动性，而没有个体主动性就没有创造力和学术思想。行政过分地介入和干预学术，形成王元化所指出的“意图伦理”，它使学术不再成为真理的追求，而变成某种意图的工具，“先定了我喜欢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然后想出道理来说明所以喜欢以及恨的缘故”，这样一来，“认识真理已经带有既定意识的浓厚色彩了，使本应有的责任感沦为宗派意识”。这种明显差距使我一方面体会到钱老所提问题的敏锐和深刻，同时也认识到要实现“钱学森之问”所表达的钱老理想，谈何容易。
       钱老作为毕生不懈追求真理的一代宗师，晚年犹忧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高瞻远瞩提出了“钱学森之问”。作为后人，在理解它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同时，要答好属于自己的哪份答案，为实现钱学森遗愿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钱学森遗愿实现之日，乃国家大幸，民族大幸。（转引自《西安交大报》第773、77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