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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佐夏:中国西北高等医学教育的拓荒者
2016-10-31  点击:[]

 
                                                                                     杨龙
 
【摘要】徐佐夏教授是我国高等医药学教育的开拓者,也是我国西北地区高等医学教育的开拓者。在抗日战争8年期间,他先后担任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医学院、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西北医学院药理学教授达7年之久,任西北医学院院长达5年之久。在医学院的制度建设、基础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疾病诊治、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重要成绩,在弘扬爱国精神、科学精神和传统道德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奠定了西北医学院在全国的重要地位。本文兹就徐佐夏教授在西北地区7年间对医学教育的贡献加以简要论述。
【关键词】抗日战争;高等医学教育;西北地区;徐佐夏;院长;管理;药理研究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相继沦陷。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广大师生高举民族抗战大旗,自1937年9月西迁陕西再图发展,开西北地区大学医学教育之先河。在8年抗战期间,医学院几经改组,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8月,由内科学教授吴祥凤、皮肤性病学教授蹇先器先后担任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医学院、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院长;1939年8月至1944年5月,由药理学教授徐佐夏担任国立西北医学院院长;1944年8月至抗战胜利,由生理学家侯宗濂教授担任院长。抗战8年期间,医学院共培养6年制大学本科毕业生210余名,为抗战胜利做出重要贡献。而在8年期间,徐佐夏教授在西北医学院工作达7年之久,主政医学院达5年之久,既为在西北医学院高年资教授中工作最久者之一,也是主政西北医学院时间最长者,实为中国西北高等医学教育的拓荒者,为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在西北的发展做出奠基性贡献。西北医学院发展至今,成为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本文兹对徐佐夏教授在西北医学院7年的贡献加以叙述。
      一、担任国立西北医学院院长之前的基本经历
      徐佐夏教授系山东广饶人,字益甫,1893年生。1913年9月以第二批(1913年1月为首批)考生考入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1917年6月毕业(第二届)。1918年在山东省立医学专门学校任教。1920年春至1924年在德国留学,先后在柏林大学、提宾根大学和格莱夫司瓦尔多大学学习,获博士学位。毕业后任柏林大学药理研究所研究员。德国留学期间,发表多篇研究论文:《细胞离子平衡之研究》(德国药理学杂志1920年)、《温热对于分离蛙心之影响》(德国药理学杂志 1921年)、《异性及同性血液凝集现象之研究》(德国免疫学杂志 1922年)、《溶血现象之研究》(德国免疫学杂志 1922年)、《发酵素吸收现象之研究》(德国生物化学杂志 1923年)。1924年回国后,3月被母校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聘为药物教授。1927年9月被聘为药物主任教授兼预科主任。1928年11月又兼任药局主任。又发表《浮萍之发汗作用》(北平研究院生理杂志)、《浮萍对于循环系之影响》(北平研究院生理杂志)。这些成果的研究和发表,标志着徐佐夏教授在当时较高的学术水平。
      1937年3月重返德国柏林大学继续进修学习,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徐佐夏教授满怀爱国救国激情,毅然回国至青岛,得知国立北平大学与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合并组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后,从青岛直接赶往西安,参加了西安临时大学医学院的组建,成为西安临大医学院最早创始人之一。在西安临时大学医学院任教期间,由他任队长、妇产科副教授王同观任副队长,带领医学院师生30余人组成抗日宣传队,于1937年11月底从西安出发,途经陕西宝鸡、凤县、褒城、南郑(即今汉中市汉台区)一带,深入农村和城镇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以亲身经历揭露日寇侵华罪行,讲解防空知识,为群众诊治疾病,于1938年2月返回西安。在医学院除向学生进行药理学专业授课之外,在迁往南郑后,医学院面向社会主办救护训练班、公共卫生训练班、乡村巡回诊疗队,徐佐夏教授担任公共卫生训练班负责人,负责对陕南地区各县乡公共卫生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并被西北联合大学聘为校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委员,与陈东震教授共同担任医学院三年级导师。
      二、主政国立西北医学院五年期间的主要贡献
      1939年8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继分立出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后,又解体分立出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因原西北联大常委徐诵明辞任西北医学院院长,教育部遂改聘徐佑夏教授担任院长。西北医学院的独立,也标志着其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在这艰难的抗战岁月里,在中国的大西北,徐佐夏教授开始带领医学院的同仁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一)处分联大财产,独立建院肇始。在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三校从西北联大分离之际,徐佐夏院长即委托黄万杰教授具体负责西北联大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的分割。根据教育部的命令,原西北联大医学院的一切图书、仪器设备及其它设备,均归西北医学院接收应用。西北联大校舍校址,由三校分用。其经费分配,由教育部定额拨款。
     (二)出版学院院刊,进行宣传交流。从1940年12月1日始,主编出版《国立西北医学院院刊》。院刊定为每月一期,逢每月1日出版。至1943年1月,目前能够见到的,已经出版到廿七期。内容包括西北医学院的规章制度、教育部法令、领导人讲话、学院工作活动信息、院务会议议项内容、校友信息等,对于扩大沟通交流信息、促进工作学习、保存历史等起到重要作用。
     (三)延聘高端人才,夯实教学根基。西北联大解体后,原联大常委徐诵明及医学院10多名精英教师离院,对医学院后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独立建院后,徐院长即着手延聘高级医学人才,保证正常教学工作进行。他先后聘用王同观(留日归国,妇产科教授)、毛鸿志(留日归国,病理学教授)、董克恩(留德归国,外科学教授)、黄万杰(卫生教授)、颜守民(留德归国,小儿科教授)、杨其昌(留德归国,耳鼻喉科教授)、陈作纪(留德博士,生理学教授)、孙珍田(留日归国,日文教授)、马馥庭(留德归国,病理学教授)、李学禹(留德归国,解剖学教授)、万福恩(协和医学院毕业,外科学教授)、王顾宁(留学比利时,组织解剖学教授)、王云明(留德归国,德文教授)、李宝田(留德归国,内科学教授)、翟之英(外科学教授)、陈学穆(眼科学教授)、潘作新(留学奥地利,眼科学教授)、贾淑荣(内科学副教授)、王友竹(生化学副教授)、赵清华(皮肤科学副教授)、周海日(留日归国,热带病学副教授)、蒋士健(留日归国,国文讲师)及吴墨林、隋式棠、王振中、刘竹筠、弓睿、曹居久、姜乃风、王得道等30余名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来校任教。要求教授、副教授每周任课10-12小时,并不得在院兼任有给职务,并严格执行请假制度。带教老师多数本科毕业于北平大学医学院,副教授以上大多具有国外留学背景,掌握国际医学发展趋势,为提高教学质量、改善教学工作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证。同时还聘请著名的寄生虫学专家洪式闾教授和解剖学专家陈友浩教授来院担任兼职教授,提高教学水平。
     (四)建立规章制度,加强科学管理。徐院长上任后,先后制订国立西北医学院《组织大纲》、《学则》、《学生操行奖惩办法》、《学生办法》、《院务会议规则》、《新生保证人资格暂行办法》、《借阅图书规则》、《教员服务规则》、《职员服务规则》、《职员请假规则》、《学生课外实施生产事业办法》、《教务训导总务三处办事规则》、《教务处试场规则》、《教务处注册办事规则》、《总务处文书庶务出纳各组办事细则》、《训导处学生佩带证章规则》、《学生参加总理纪念周及升旗降旗办法》、《级代表选派办法及服务规则》、《附设护士助产学校章则》、《附属医院组织概要》、《练习医生服务规则》、《附属医院实习规则》、《学生营养补救办法》、年度《校务行政计划》等,对不及格者按规定补考、留级或退学。按照国家抗战征调的有关规定,对不服征调的两名学生开除学籍。通过规章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使医学院步入了规范化的健康发展道路。
      (五)爱国抗战,谆谆教诲。对于徐佐夏教授来说,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始终贯穿在他的一生。抗战期间,因爱国主义而产生的抗战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随校西迁行动中,体现在他对发展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忠诚中,更体现在对全校师生的谆谆教诲中。在徐佐夏院长主政西北医学院期间,他作为当时教师中最年长者,不但拥有较高的学术地位,更有着令人敬佩的道德情操。
      抗战期间,医学院本处陕西汉中偏僻之地,物质匮乏,交通不便,又多次遭受日机的狂轰滥炸,房屋设备损坏无数。在1940年5月2日晚9时许,由12架敌机分两批次轰炸南郑县城东郊黄家坡地区及医学院,医学院教务长兼耳鼻喉科主任杨其昌教授杨其昌教授和另外两名同学当场被炸身亡(杨其昌教授当时因腹部重伤而亡,籍贯江西赣县的25岁陈德庥和籍贯山东黄县的25岁栾汝芹两位男同学均因头部重伤而亡)。面对强敌的淫威,徐院长及医学院的师生们没有屈服,在西北医学院《组织大纲》的第二条,即阐明“本学院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造就医学专材并研究医学高深学术及发展西北医疗卫生事业为宗旨”。在1941年初《劝告二十九届毕业生应征书》中,动员毕业生树立必胜信念,“为公民一份子,受国家培养之厚恩,学成本以致用,立志尤在活人,值此抗战紧要关头,目睹前后方军民伤病无人救治苦况,即政府不下令征调,亦应激发天良,自动投效,于无条件下,参加抗战工作”。在1942年7月的《告本院三十年度毕业学生书》中,从“立志”、“服务”、“求进步”、“负责任”、“习勤劳事”、“应征调”六个方面对毕业学生提出期望,要求“自须有悲天悯人之心意,医人医国之抱负,立此志愿,坚忍不拔,不为外物所惑,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不渝,力以赴之,有志竟成,定有功效”,以“牺牲个人献身社会为天职,是以欲使此种事业之发展,必须养成孜孜为善,吃苦头耐劳之习惯,方克有济”,并指出“医学卫生事业,犹有其特殊性,服务于此业者,待人接物,须有仁爱之精神,持身处世,要有和平之态度,痈瘝在抱,恻隐为怀,同情博爱之心理,断不可少。深盼诸君本以上各端,身体力行,竭尽智能,负起吾人伟大之使命。长足迈进,前途光明,抗战建国,同深利赖”。在《民国三十二年元旦献词》中,指出国立西北医学院独立四年以来,“一则在培植公医人才,以补充公医之不足。一则在发展西北医学教育,推动西北医学之建设,其有关于抗战大业者至重。故今日之谈医学,不仅在使个人身体之健康,与夫治疗疾病之技术,其着重之点,是在献身国家,为国尽力,负起时代所付之任务”,并从“明理论”、“重实际”、“维道德”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立爱国抗战、做人做事之高标。这对全体师生建立全心全意为国为民服务的思想品格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
      1941年10期间,他因繁重的行政管理、科学研究和带教工作而致过度操劳,身体患病而萌生退意,向教育部提出辞职意向后,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发电报予以挽留,电曰“西北医学院徐院长佳电悉,贵恙至为系念,盼加意调养,俾早复原。院务希继续努力,勿萌退志。”见到陈立夫的电报后,徐佐夏院长只能回电表示“惟有强尽棉薄,继负仔肩”了。
     (六)搞好基本建设,改善办学条件。西北医学院独立之前,医学院从南郑县(现汉中市汉台区)城内移至东郊马家坝,距城约十余里,以马家庙为院部办公地址;附属医院设于东郊黄家坡之文家庙,距院部三里许,去城约八里;租占黄家坡之黄家祠堂、刘家祠堂、孙家庙及民房数十间,为男女同学住宿上课处所。医学院独立之后,面对招收学生、就医群众不断增加的实际,徐院长遂决定在黄家坡租田五亩,建筑教室两座及女生宿舍一栋,继添三皇寺、杨氏庙两处为教职员学生宿舍。为学生添建理发室和洗澡堂。1942年夏又对各处房舍进行修整,并改建实验室三座,教室、饭厅若干间,添制实习台、参观台、尸体桌、实习桌橙等,又在附属医院新建养病室一栋二十二间,使医学院和附属医院基础设施建设达到较大规模。鉴于汉中地处偏僻,徐院长于1941年4月26日离院赴甘肃兰州、天水勘察新院址,期间在兰州对新闻界发表演讲,访问甘肃省主席谷正伦和教育厅长等,得到甘肃各界竭力欢迎。6月8日回褒城后又于当日前往重庆教育部述职并要求迁校甘肃,终因迁移费用巨大而未能如愿,于7月19日从重庆返回汉中。
      (七)加强专业文化教育,力求服务社会群众。医学教育是与社会大众联系非常紧密的学科,汉中地处陕南,地域偏僻,生活艰难。在全民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徐佐夏院长带领西北医学院全校师生抱民族必胜之信念,倡导举办了各式各样的文化教育活动,促进了师生健康心理的发展。在此期间,医学院对学生实行每月一次的月考,提高学生的学习研究能力;举办了全校国语德语演讲比赛;元旦与当地政府联欢慰问荣誉军人及抗属,演有秦腔、杂技、国剧、音乐演奏等;倡导学生开展论文、演讲比赛,给优胜者予以物质奖励,并将优秀论文、优秀剧作品陆续刊登在《国立西北医学院院刊》上;举办夏季运动会、冬季运动会;组织音乐队演出并在汉中各高校率先于南郑广播电台录播音乐节目;举办扩大科学化运动宣传活动;师生举办抗日募捐画展,将筹得钱款用于前方抗战;鼓励学生成立德语研究会;组织师生进行公共卫生教学,进行传染病调查、杀灭病虫害、洁水、预防接种、社会卫生教育等,开展妇幼卫生调查和宣传,进行生命统计、儿童健康比赛等;组织巡回医疗队进行下乡服务;组织开展建国节约储蓄活动和向国家社会捐赠活动等活动;西北医学院还多次组织毕业生和五年级学生前往云南参加抗战,担任翻译、诊病等工作。这些活动的开展,显示出西北医学院师生高昂的抗战斗志、浓厚的生活氛围和乐观向上的气慨,保证了各项事业的向前发展。
      (八)领导科学研究,弘扬传统医药。鉴于欧西文化侵入我国后,西医代替我国固有中医之地位,教会医院遍地成立,使中医一落千丈。追其原因,实乃研究与宣传缺乏之故。在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于1940年6月间来陕南视察西北医学院时指出中医研究的必要性及提出相关建议后,徐佐夏院长对中药之研究产生强烈的责任感,遂决定成立成立中药研究所,由徐院长和毛鸿志教授负责,在仪器药品设备购置齐全后即付诸实施,也使得西北医学院成为我国较早开展中药科学研究的单位之一。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忽略卫生致各国因病伤亡的惊人之数及我国抗战期间后方卫生对前方抗战的重要性,加之学生假期赴城乡宣传或施诊时调查发现陕南文化较低,人民多不讲卫生致地方病种类甚多,而对治疗和消除地方病尚待研究的现状,就决定成立地方病研究所,由热带病学教授周海日负责,进行地方病调查和防治研究工作。1941年4月,他在从事药理学教学二十余年之际,因抗战后方书籍缺乏,特将战前所著药理学名著刊行问世(此书战前某书馆曾以大价收买版权未果),这对抗战时期的医药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还组织建立了解剖学、生物化学科、药理学、细菌学和生理实验室,实验监测设备达到基本研究水准,生理实验室的实验动物以蛙为主体,为学生实习和教师研究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九)扩建医院,救死扶伤。自1939年8月医学院独立建院后,徐佐夏院长将位于黄家坡文家庙的医学院附设诊所改为附属医院,任命资深的小儿内科教授颜守民担任院长。1941年2月,在颜守民院长教学近二十年,受政府明令褒奖并准予带薪休假一年期间,继聘曾经留学日本的妇产科教授王同观担任附属医院院长;在1942年秋王同观教授辞任后,同年10月又聘皮肤性病学教授赵清华担任院长。在徐佐夏院长向教育部申请和关怀帮助下,国立西北医学院附属医院规模逐渐扩大,在原有庙产修理为各科门诊部及各办公室医师室外,又建筑病房二十二间,检查室、手术室、调剂室、事务室各一间,使床位增加到80张(其中头等12张,二等20张,普通28张,施诊10张,产妇床6张,隔离床2张,重病室2张)。平均每日收治住院病人60名左右,每日收治门诊病人80名左右。内科在1942年度(从1月至12月15日)门诊诊治病人5913人次,收治住院病人948人次;妇产科对于妇女不孕症找出淋病及子宫后屈为主要原因,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产科还开展产前检查教育及异位胎位矫正,可行人工流产术、产钳手术、子宫搔刮术;耳鼻喉科诊治统计则以慢性肥大性鼻炎占第一位,口腔以牙龈出血为最多,耳病疾患则以慢性穿孔性中耳炎居首;皮花科诊治中则见性传播疾病多于皮肤病,比例为6:4;小儿科、传染病、寄生虫病也有相应的诊治统计数字。眼科于1940、1941年度行砂眼手术、球结膜下注射术、眼睑内翻术、泪囊摘出术、眼球摘出术、白内障截囊术等35种手术,计1938例;眼科1942年度进行各种手术833例。这些工作的开展,均代表了当时西北地区的医疗技术水平。闻听中央军校第一分校从南郑汉台移往乡间,徐院长经向教育部、当地政府和军方主管多次争取,将汉台部分房舍归设西北医学院门诊部,于1943年春开诊,设立观察病床15张,配备医护人员24人,以满足学生实习和群众诊治疾病之需要。
     (十)学潮突起,被迫离院。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学校言论受到严厉的监督和控制。早在1941年5月,医学院学生徐骏(女)和高履勋就因从事进步活动被捕,后在徐佐夏院长的营救和李学禹、陈作纪教授的担保下获释。1944年1月,在军训期间因军事教官和学生发生严重冲突,爆发了全校性学潮,同学们以罢课形式表示抗议。徐院长和附属医院赵清华院长先后到汉中警备司令部向祝绍周报告学潮情况。徐院长随后又到重庆教育部再次报告学潮问题。教育部长陈立夫电召赵清华去重庆汇报。为了最后解决事端,平息学潮,加之因操劳过度,腹泻严重致饮食顿减,病势益重,无力推行院务,徐佐夏院长于4、5月间多次向教育部长陈立夫提出辞呈。陈立夫挽留无效,于5月30日准予辞呈,同时任命著名生理学家侯宗濂教授接任医学院院长。在侯宗濂院长8月17日来西北医学院视事前,徐佐夏教授于6月离开西北医学院。本次学潮的终结,也结束了徐佐夏院长在西北医学院长达7年的执教生涯。
      (十一)桃李遍天下,杏苑春满园。徐佐夏在西安临时大学医学院、西北联大医学院和西北医学院执教和主政的7年期间,医学院培养的6年制本科毕业生达180余名,正在学习而尚未毕业的学生每年均在200至300余名,这对抗战胜利和战后国家建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培养的毕业生在其从事医学领域多有建树,如骨科专家尚天裕、药理学家王筠默、血吸虫病专家王培信、妇产科专家王秉正、胸外科专家陈向志、微生物与病毒学专家王用楫、耳鼻喉科专家肖明耀、眼科学家陈庆魁、解剖学家张怀瑫、普外科专家高瀚、心血管内科专家杨鼎颐,等等。西北医学院因他5年的领导发展而使得根基更加深植牢固,不断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三、离开国立西北医学院之后的简要经历
      徐佐夏教授1944年6月离开陕西后,先后在国立江苏医学院任药理学主任教授、副院长等职。1951年在山东大学医学院任院长、教授。1956年被评为国家一级教授。1956年9月起一直任青岛医学院(从山东大学医学院延革)院长。历任第一~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青岛市政协副主席、中华医学会山东分会副理事长、山东省药学会理事长、中国药典委员会委员。在药理学研究方面,除对中药(如甘草、茶叶、松节油、苏木等)的作用原理及其它西药继续进行研究外,还改编出版了《药理学》、《毒理学》、《处方学》、《简明药理学实习》、《植物疗法》等专著,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药典之药理部分的编纂工作,曾负责评阅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药学专业试用教材,在全国药理学界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徐佐夏教授于十年“文革”中被批斗,于1971年逝世,终年78岁。在逝世前,还念念不忘“口服避孕药”的研制工作。
 
     徐佐夏教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多方面的。当我中华民族面临存亡关头,他所表现的抗战求存大义之举,他那一以贯之的爱国情怀、孜孜不倦的科学研究追求、诲人不倦的师长风范、其所具有的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与弘扬、对中国西北高等医学教育的开拓性贡献及对中国整个医学教育的贡献,应无愧于中国现代医学教育家和药理学大师的称谓,也将永远被我们在建设祖国、共筑中国梦的进程中缅怀、珍惜、继承和发扬。(本文参加2014年10月第三届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会议交流,现略有增删)
 
参考文献
1.陈敏章,贺建国主编.中国当代医学家荟萃(第二卷):药理学家徐佐夏.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50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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