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钱学森》一文，通过回溯钱学森同志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从中看到科学精神贯穿于他的生命，他以科学家的理性、严谨和求实精神，深入思考科学问题和社会进步中的各种复杂问题，他虽已高龄，但不断学习，勤于思考，不断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他以全身心报效祖国的言行，诠释了“人民科学家”的深刻含义，展现了一位优秀共产党员与时俱进，保持先进性的崇高人生境界。
   在当前深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活动中，让我们一起阅读钱学森，跟随他的足迹，接受一次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以钱老为镜，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和振兴中华作出应有的贡献。 

   钱学森是我国著名科学家。他的爱国主义情操，他对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和“两弹一星”事业的贡献众所周知。然而，让钱老引以为自豪的是，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他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怎样入党的？入党以后，他又是怎样严格要求自己，做好一名普通党员的？在今天全党进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把钱老这些鲜为人知的事迹公之于众也许是有益的。
   追根溯源，钱学森早年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一贯追求进步，思想左倾。上个世纪20年代，当钱学森还是一名青少年时就接受过进步教育。他晚年常常回忆说，他在师大附中读书时，语文老师董鲁安思想进步，在课堂上除了讲授语文知识以外，还常常用较长时间讨论时事，批判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这使他对旧中国有了初步认识，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奋发学习，争得民族自强。
   钱学森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时，好友之中有几位地下党员，他自己也参加过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活动，读过马克思、布哈林等人的书。他在美国学习、工作期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虽身在异国，但心系祖国的抗日战争，经常和几位好友聚在一起，谈论战争形势，对祖国的命运表示了深切忧虑。这些好友之中，如F·J·马林纳、S·威因鲍姆等都是美共党员。他的另一位好友、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L·鲍林虽不是美共党员，但思想更激进，二战后曾积极反对战争，争取世界和平，由于他这方面成就卓著，还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在麦卡锡主义横行的年代，钱学森的这些交际和社会活动引起了美国当局的注意。由于他参与了美国导弹的研制和美军尖端武器发展规划的制定等高度机密性工作，他的这些表现曾使得美国右翼势力相当紧张。1950年，当他提出要回到新中国时，便立即受到严酷的政治迫害：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失去了人身自由，当局还经常对他严加审讯，千方百计逼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非法入境。面对强大的敌人，钱学森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崇高气节和随机应变的机智勇敢，理直气壮地驳斥对他的诬陷。已公开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档案曾这样记载一次审讯情况：
   在经过多次正面审讯，钱学森均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以后，检察官想转着弯地引钱学森上钩。他在一连串的例行提问以后，突然问钱学森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
   钱学森略作思考，回答说：“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心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检察官追问：“你说的‘中国人民’是什么意思？”
   钱学森答：“四亿五千万中国人。”
   检察官说：“这四亿五千万人现在分成了两部分，那么我问你：你是忠于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还是忠于在大陆的共产党政权？”
   钱学森答：“我认为我已经说过我忠于谁的原则了，我将根据自己的原则作出判断。”
   检察官再问：“你在美国这么长时间，你敢发誓说，你是忠于美国政府的吗？”
   钱学森答：“我的行动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用自己的知识帮助美国做事。”
   检察官又问：“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吗？”
   钱学森说：“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要给谁就给谁。”
   检察官又说：“那么你就不让政府来决定你所应当忠心的对象吗？”
   这一下钱学森可抓住了他的把柄，义正辞严地回答说：“不，检察官先生，我忠于谁是要由我自己来决定的。难道你的意愿都是美国政府为你决定的吗？”
   检察官狼狈不堪。第二天洛杉矶报纸上的大字标题是：“被审讯的不是钱学森，而是检察官！”
   钱学森就是这样在美国度过了5年的漫长岁月，直至1955年经中国政府和周恩来总理的营救，他才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
   回国后，钱学森目睹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看到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形象。所有这一切，都使这位在旧中国度过漫长黑夜的科学家大为感动。在学习了党的知识以后，他深深地认识到，党的事业是非常伟大的。而他个人不管有多大本事，如果不依靠党组织，他所追求的祖国强盛梦想是无法实现的。所以他回国不久就萌生了入党的愿望。1958年初，他向组织郑重提出入党要求。
   据当时的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同志回忆：一天晚上学森同志到他家，谈了自己在美国的遭遇，并郑重提出入党请求。张劲夫对钱学森要求进步的动机给予肯定和鼓励。钱学森找到当时科学院秘书长杜润生和力学所党的负责人杨刚毅作入党介绍人，并在1958年4月6日向组织写了长达7页纸的“思想检查”，对自己过去的历史作了详细交代，还深挖了回国以后的思想。比如，他说自己对思想改造的艰巨性、长期性认识不足，一回国就急着要把杭州老家的房产交给国家。以为把那点东西一交自己就成为“无产阶级”了，“思想就轻松了”，可国家偏偏不接收，弄得他思想很不愉快。他说，这其实是自己“资产阶级思想的一种幼稚病”，还“没有下决心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
   由于他认识深刻，这份“思想检查”得到了组织的肯定。同时力学所支部召开有部分群众参加的支部大会，征求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大家在会上都发了言，既肯定钱学森的进步，也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钱学森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并作了详细记录，至今他十分珍视保留的记录稿纸就有8页。比如，有人说钱学森不接触工农群众，有知识分子的“臭架子”。钱学森在会议结束时表示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一定在行动中注意改正缺点错误。
   不久，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毛主席号召“除四害”，力学所组织全所人员到北京郊区农村去吆麻雀。钱学森觉得这是接触农民群众，改造自己的好机会，便一起参加了。这件事很快被中央领导同志知道了，立即批评力学所党的负责人，说不能这么简单化地理解知识分子要接触工农群众的口号，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党有更重要的事请他办，以后这样的活动再不要让他参加了。
   对于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钱学森十分感谢。1958年4月19日他又向党写了长达8页的“交心”材料，进一步谈了他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认识，尤其是对反右斗争的认识。因为有人提出他在反右斗争中还去看望钱伟长，在经济上接济“现行反革命分子”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的家属，政治立场不坚定，思想上划不清界线。钱学森在“交心”材料中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像这样的事在那个年代其实是司空见惯的，今天的人们不值得大惊小怪。党组织对钱学森是十分爱护的，他写的这些材料当时都定为“绝密”级，不准向外扩散。鉴于钱学森对党的深厚感情和对党认识的提高，组织上决定发展他入党。1958年9月24日钱学森正式填写“入党申请书”，1958年10月16日力学所支部召开有部分群众参加的支部大会，正式讨论钱学森入党问题。全体党员一致同意钱学森入党，也诚恳地给他提出了意见和希望。比如，有人提出钱学森和院领导如张劲夫、裴丽生、杜润生等关系很好，但对力学所党的领导尊重不够，一些业务上的重大问题不征求他们的意见。钱学森在支部会上老老实实承认了自己的缺点，说他在思想上觉得张劲夫、裴丽生等人虽不懂科学，但很能干，有领导水平，所以有问题总愿意请示他们。在他的思想深处确有瞧不起力学所党支部负责人的想法，遇事就很少找他们商量。经过大家的帮助，他认识到“这是不尊重党的领导的表现”，是一个“严重问题”，他“一定从思想深处提高认识，坚决改正”。
   钱学森是心口一致，说到做到的。他在以后的工作中和力学所历任党支部、党总支负责人，像晋曾毅、杨刚毅等同志都建立了良好的同志式工作关系。他在晚年也常常念叨这些老同志在他刚刚回国时对他的帮助和支持。他也很感谢同志们在支部大会上给他提的意见。他说：“像我这样的人上面很重视，如果我飘然自大，不尊重本单位领导，那也做不好工作。同志们及早指出我这方面的缺点，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时时注意这个问题。我后来在工作中和老五院、七机部、国防科委及国防科工委的领导同志能处好关系，搞好团结，是与支部大会同志们的帮助分不开的。”
   1959年1月5日，科学院党委通知力学所党总支：钱学森“已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自1958年10月16日至1959年10月16日”。    1959年11月12日，力学所所办支部大会一致通过钱学森转正。从此，这位科学家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正式党员了。
   钱学森对自己的政治生命十分珍视，他后来说，他曾经为自己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激动得彻夜难眠，这是他这一生中仅有的三次激动之一。今天的年轻人也许不理解钱老的这种思想感情，因为他们没有钱学森那样曲折复杂的人生经历。试想，一个自幼追求进步但又不是党员的人，在美国却背上“共产党”的罪名，遭受了那么大的磨难，一旦他几十年的愿望终于实现，真的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了，他怎能不激动得彻夜难眠？
   钱学森参与创建的“导弹航天”事业举世瞩目，震撼全球，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他一贯反对别人称他为“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他总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告诉大家：像“两弹一星”这样的大科学工程，不是哪一个两个人能干成功的。“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这是他的肺腑之言。 入党以后，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上，他总是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1966年在我们国家进行第一次“两弹结合”飞行爆炸试验的现场，他一直冒着生命危险站在发射塔下，直到原子弹与导弹对接操作全部完成，他才撤回指挥室，请聂荣臻元帅下达点火命令。他的无声行动给现场操作官兵以极大的信心和力量。上世纪60年代初，在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他为党分忧，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两部科学巨著所得大笔稿酬作为党费上交组织，同时在个人生活上他又节衣缩食，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度难关。
   钱学森同志党性原则极强。只要是党组织决定的事，他从不说二话，坚决执行。比如他一直坚持不准给他写传。有人迫不及待要写，他知道后非常生气，曾十分严厉地说：“我还没死，你们急什么！”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之坚决真是达到令人敬畏的程度。
   然而，当他听说《中共党史人物传》是经中央批准的，他已被列入，要写一个几万字的传略条目时，他不再坚持己见了，完全服从组织的决定，并嘱咐说：“我想，写传不是为写传而写传，更不能为个人歌功颂德去写传。而是要通过写传反映一个时代，反映我们党在那个时代的科学技术成就；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指导以后的工作。所以，第一，要实事求是；第二，千万不要写出矛盾来，我绝不和任何人争功劳，特别是关于我们国家‘两弹一星’，我过去多次讲过，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我本人只是恰逢其时，做了该做的工作，仅此而已。这就是我的观点，是实事求是的观点，你要按照这个观点去写。”
   从这段谈话我们可以看出，钱学森同志在放弃个人意见，服从党组织决定时，他的态度绝不是消极的，这就是钱老的党性原则。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钱学森同志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不仅始终坚信党的事业，坚持党的基本理论，而且十分注意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紧紧跟上党的前进步伐，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从1958年创刊号，到后来改名为《求是》杂志，他每期必读，直至今天94岁高龄。他一生订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等党刊党报，阅读党报之认真，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几十年来他一直坚持亲手将报章杂志上的有用文章、新闻和消息剪下来，粘贴整齐，注明日期，分类装袋归档。仅仅是剪报材料就有629袋，计有24500多份，在钱老家里整整挤满5个大书柜。学习报刊尚且如此认真，学习中央文件、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等等就更不用说了。
   钱老这种活到老，学到老，前进到老的坚韧不拔毅力，使他的思想不断升华，境界不断提高，从早年的一位爱国者，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并进而成为一名优秀党员，科技界的楷模。
   今天，钱老尤感欣慰的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并在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理念。他由衷拥护中央的决定。他晚年之所以大力倡导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就是力图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所有成就，探索“科学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有了科学发展观和科学执政的理念，他的那些系统科学思想都可以逐步得以实现。
   钱学森同志已经94岁高龄了，今年又正值他回到祖国50周年。他在国外立志学有成就，报效祖国，使祖国再不受列强的欺凌，使人民能过幸福安康的生活。他在成为世界知名学者以后，历尽千辛回来了。50年来，他把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全部无私地奉献给了他的祖国和人民。他像春蚕一样为人民吐尽了蚕丝。他所得到的是一个强大的祖国和繁荣的社会主义大厦。而他，仍住在40多年前的老房子里不断地学习，紧紧地跟上党的前进步伐，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