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悠久的交通大学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出众多灿若星辰的栋梁之才。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老师谭戒甫先生就是受业于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的优秀学子之一。

谭戒甫原名作民，改名铭，字介夫，又用介甫二字，派名有瑾，曾用名穷奇，湖南省涟源市龙塘乡洞冲人。生于1887年农历2月15日，卒于1974年12月27日，终年88岁，葬于武汉市九峰山公墓。

戒甫先生出生于农民家，十二三岁毕业于先祖墓庐，所居扶南山馆、青石山馆。山馆富藏周秦诸子书和墨子之类的书。戒甫少时入私塾读四书五经，五六岁请其六舅父颜畏庵主讲周秦诸子，深得其要领。不久，其五舅颜息庵从日本寄回《新民丛报》，阅读之后广增见识，并对自然科学产生了兴趣，向往游学国外，开阔眼界。1905年18岁时，他入长沙考入湖南预备科，专读外文、数理化和伦理学等六门课，1909年又考入上海邮传部高等实业学校，进入光绪33年新增设的电机科。电机科学制三年，课程繁多，名师荟萃，且聘美国教员谢尔屯为电机科科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学校学生组织义勇军热烈响应。10月底，学校改名中国南洋大学堂。受辛亥革命影响，1912年谭戒甫趁湖南稽勋局选拔留学生之际，从南洋大学堂肄业，申请去德国克鲁伯厂学习，幻想“实业救国”，决心继续攻读自然科学。经湖南省政府批准牌示，但被教育司仗持权势撤销了。他几经争取，终成泡影。沉重的打击使他改变了原衷，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从此以后，我不乞怜政府了，我即放弃原学电机工程，任教糊口，继续读先子诸书。”1914年8月以后，他到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教英文课，又在第一师范和妙高峰中学兼课。毛泽东当时正好在第一师范就读。戒甫先生喜爱锻炼身体，常常在江边飞奔跑步，大汗淋漓，然后在江中尽情遨游，精疲力尽之后便躺在沙滩上接受日晒雨淋。他喜欢大雨天爬山登高，还乐于带着学生一同挑战艰苦险阻。毛泽东喜欢学习英文，也注意锻炼身体，尤喜欢在大江大河中博风击浪，这同戒甫先生的特长和爱好十分吻合。戒甫先生很喜欢毛泽东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们之间的交往就日益密切。在第一师范，戒甫同王季范先生过从甚密。

1928年，谭戒甫在武汉大学中文系任讲师，1930年被聘为教授，讲述“诸子要论”、“诸子专书研究”、“目录学”、“形名学”。“七七事变”后，1938年谭戒甫随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后来又到由西安迁到汉中城固的西北大学任教。城固时期的西北大学文学院包括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历史学系、边政学系和教育学系。谭戒甫曾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全系学生60人左右。中国文学系的课程，根据教育部规定，除共同必修课外，分专业必修科目和选修科目。专业必修科目有读书指导、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中国文学史、专书选读、文选（及习作）、诗选（及习作）、词选（及习作）、曲选（及习作），小说戏曲选、外国文学及世界文学、毕业论文等。其选修科目如文学专书选读、中国文学批评、唐诗研究等等。这一时期谭戒甫同共事的著名教授有黎锦熙、刘朴、高仲华、高亨等。黎锦熙原任北师大文学院院长，毕业于前清优级师范史地部，曾任教育部编审处文科主任、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他有大量的著述，仅在1937年以前出版的著作即达21种之多，在文学、哲学、宗教等方面也有不少重要著作。

1938年9月到1945年，谭戒甫先后到西北师范学院、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任教。1946年2月到湖南大学任教授、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47年10月至1948年下曾两次应聘去广州中山大学做短期讲学。1953年高校院系调整，谭戒甫调回武汉大学任历史系教授。

谭戒甫一生着力研究先秦诸子、楚辞和金文。在先秦诸子的研究方面，主要有《墨辩发微》《公孙龙子形名发微》《墨经分类译注》《庄子天下篇校译》《校吕遗谊》等著作。他研究先秦诸子最突出的贡献是发现形名学与墨经小取论式（近似西方的逻辑学），并对这两个发现在所著《墨辩》《形名》二“发微”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阐述。1919年谭戒甫写出了《墨经长笼》稿本，1920年7月专门研究公孙龙子，将原来辑有的公孙龙子各种材料结合墨经进行研究。《墨辩发微》是一部研究《墨子》书中《上·下经、说》和《大、小取》等六篇辩学的专门著作。《公孙龙子形名发微》一书则是《墨辩发微》的姊妹篇。

谭戒甫与毛泽东交情甚好，1950年和1953年初就有书信来往，体现着深厚的师生情谊。1953年1月毛泽东写给谭戒甫的信云：“戒甫先生，去年十二月三十日惠书收到，备悉教学勤恳，嘉慧后学，极为感谢！此复，顺致敬意。”1957年毛泽东邀请谭戒甫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及游览上海、杭州等城市，还邀请谭戒甫和杨树达、王季范、章士钊到北京中南海毛的家中叙旧。当时其他三人都在北京，只有谭戒甫一人在外地，毛泽东希望谭戒甫也来北京。谭戒甫推说不习惯北方气候而予以推诿，毛泽东也就作罢了。随后毛泽东拿出300元相赠，笑着说你只能好自为之了。谭戒甫还想推辞，章士钊、王季范都忙说，主席已经拿出手了，总不能再拿回去吧。于是谭戒甫就把这300元钱作为礼物，小心珍藏起来。

1958年4月6日，毛主席在武汉体育馆接见武汉地区科学工作者代表，在众多代表中发现了谭戒甫，便立即停下脚步，亲切地和他握手，问候他的身体、研究工作情况，特别提到谭戒甫对研究论文《屈原（哀郢）研究》一文的发表问题，说：“关于《哀郢》一文，已经看过，可以发表。”

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给谭戒甫复信：“戒甫先生：惠书敬悉，极为感谢，此复顺颂敬祺。”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谭戒甫被红卫兵宣布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抄家，从箱子里抄出毛主席给谭戒甫1953年1月写的信。之后，他们又从箱子里翻出一个纸包，拆开一看，里边是300元。他们质问谭戒甫为什么私藏300元钱？因为那时已经给谭戒甫停发工资，银行存款被冻结，每月只发30元生活费。无奈之下，谭戒甫只好如实讲了这300元钱的来历。红卫兵了听了谭戒甫的解释，也许心灵有点感悟，领头的说话口气也缓和了：“那这样吧，这三百元钱上面有规定，必须上交，不能留。至于你这个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年纪大了，就不必下乡或去农场劳动改造了，就在学校参加打扫学校卫生，扫扫厕所。”

从此，谭戒甫就由二儿子谭仲嘉和三儿子谭季麓帮扶着去点名、打扫卫生。后来管理放松了，两个儿子就分别顶替谭戒甫去打扫卫生、打扫厕所了。

谭戒甫的儿子谭仲嘉在武汉大学指挥部直接指挥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吹小号，当时驻校军工宣队指挥部有位政治部主任曾当过号兵，对谭仲嘉格外看重体贴，谭仲嘉有一天就试探着向这位政治部主任请求一件事：说他父亲身体不太好，又缺少营养，能否批准从银行取点存款，顺便还谈到毛主席给他父亲赠的300元事。三天后，这位政治部主任批了条子，把存在银行中的那300元让取了出来。谭戒甫的老伴就把毛主席给的300元在紧要时用在了谭戒甫身上，这还正好合着毛主席当年送钱的初衷。不久，冻结银行存款的政策有变动，这位主任最早审查并批准了谭戒甫申请银行存款的解冻。

1970年的一天，谭戒甫家旁边的各个路口突然出现解放军把守，禁止行人通行。谭戒甫老伴儿见此情况十分惊恐，立即告诉谭戒甫。谭戒甫听言，却笑着说：“如果抓我一狱吏足矣，何须用兵，可能会有贵客来。”果然几天后，真的有客人来访。谭戒甫对夫人说：“贵客到了，快去开门吧！”

谭戒甫夫人刚开门，一大批客人进入家中，其中有一位是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海蓉，她是谭戒甫的老友王季范的孙女，她带来了毛主席的问候，并请谭戒甫能上北京同毛主席一会。陪同王海蓉前来的有武汉军区、湖北省、学校的领导，以及历史系的负责人，时任武汉军区副政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委书记（相当于现在的省委副书记）潘振武少将也在其中。来的人多，房间内挤不下，不少人站在院子里，隔着窗子向谭戒甫点头打招呼。见面后，首长们对谭戒甫的健康到衣食住行关心问了个遍。自此以后，谭戒甫的处境发生很大变化。文革前谭戒甫是正教授，住武汉大学特三区42号大半个单元的房子。文革中因子女下乡等因素，只按谭戒甫夫妇两个人头住了半个单元，两间房外加厨房和卫生间。王海蓉来访之后，这一切都大变，那半个单元的邻居很快就搬走了，谭戒甫夫妇住回了武汉大学特三区42号一整个单元，房子也整修得美观结实。此后省、市领导以及相关部门及武汉大学常有人到家问寒问暖。逢年过节，谭戒甫有时也坐到了省市举办的庆祝活动的主席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