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0年进交大学习，毕业留校任教一直到退休，半个多世纪从没离开交大，一直在教学一线。我深爱着这所教育、培养我的母校，5年寒窗奠定了我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基础，教我踏实做事，老实做人。我讲几个我印象特别深的故事，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当时校领导以学生为本的办学理念、交大老师的严谨治学精神，以及我们学生的优良学风。

彭校长看见学生爬窗

      彭康校长是师生心目中十分敬仰的大领导。一般每学年，比如开学典礼或中央有重要精神，他有可能来做个大报告，每逢此时，我们学生会十分兴奋。我的印象中，校长做报告不拿稿子，但手上的烟一支接一支。学生们觉得校长的报告水平高，内容深刻，因此报告之后，一般都要认真讨论。

       彭校长经常“微服私访”。我们的学长，1956级的陈国良院士曾给大家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那时学生很用功，许多同学早于起床喇叭就起来了。有一天早上大约7点来钟，有3个学生来到1200教室上早自修，但太早了，前后门都没开。怎么办呢？他们发现有一扇窗门可以打开，于是他们3人叠罗汉准备爬窗，此时一位同学突然不使劲了，原来他发现在不远处彭校长在看着他们。这下3个学生吓坏了，心想一定处分临头。”

       事后彭校长是怎么说的呢？他给干部们说，学生上早自修进不了教室门，我们后勤部门就应该早一点开教室门，免得学生爬窗。

       学生的一次“爬窗违规”，竟意外改善了教室管理，谁能想到。

《微分几何》把我们考糊

       我们老师不仅课讲得好，而且非常敬业。如教我们的祝颂和老师的泛函分析、唐象礼老师的复变函数、龚怀云老师的数学分析等，他们上课从来都是徒手的，不带一纸。不论定理证明、例题分析、图表展示都在脑子里。课堂内讲者津津有味，听者如痴如醉。至今回想起来，他们讲课的姿态还很清晰，我们甚至还传承了他们的“金句”。

       我们用的教材，都是用国内最高要求的版本，或莫斯科大学数学系课本。师生习惯往深里教和学，对学不懂的，我们从不会埋怨老师，首先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想办法。西二楼有几个长明灯制图教室是很抢手的地方，我也常去开夜车。

       我们也有“走麦城”的经历。周建枢先生教我们“微分几何”，老先生的教学方法很超前，跟现在提倡的启发式差不多，他从不按书教，考试就更是“无边无涯”。记得我们班那次期末考，从上午9点一直考到下午2点多，他不催你交卷——估计一切在他预料之中。虽然考试时间可自由拖延，可不会做的题时间再多也无济于事。那次不及格可能有半数，七八十分就很好了，但学生“死而无怨”，至今我还记得周老先生沙哑的喉咙，讲起话来始终笑嘻嘻，一副慈祥的面孔。

交大“第一考”激发我努力5年

       老师教得深，学生刻苦地学，难免有的同学颇感吃力。考试很令人紧张，但那时的考风纯洁，个个诚实应考，我从没听说过有作弊的，故老师名为监考，其实为学生服务。

       我大学中印象最深的一次考试，是我进交大第一学期的第一场考试——“数学分析”期未考。这门课对于我们应用数学专业而言是最重要的基础课，所以专业教研室（相当现在的系）决定面试，这对我们一年级新生来说实在太恐怖了。

       教研室宣布要先面试两人，有试点的意图，我被选中。记得是一个早上，教研室面试老师都来了，连平时难得见到的两位主任——徐桂芳教授、游兆永教授也坐在考官席上。按面试程序我抽了考题按规定时间准备，然后上台作答。也是天助我也，那次没有难倒我，对老师的提问也都“对付”过去了，最后得了5分！

       这次面试对我影响很大，大大端正了学习态度，提升了我学习的自信心。在大学5年中，我始终保持拼命学习的劲头，认真对待每一次考试，争取优异成绩向国家、向父母汇报。可能学习还不错，当了几年的学习委员。

劳改窑的起床号为穷学生报时

       不否认学习压力大，但有一部分原因是学生“自作自受”。我们从不满足老师课堂上教的，总要找更多的参考书、习题集来拓展。时间自然不够，真希望一天有两个太阳轮流地照我们，可多一点白天时间。现实的办法是开源节流：星期天基本上都在教室，学习外的事如洗衣服、写信、班上活动等都不能侵占整块好时间，一般都放在中午或晚饭后。

       我们还想早一点起床，再挤一小时、半小时。当时一个寝室8个人住，至多一只手表。早上天未亮就不知几点钟。常有同学闹笑话：他蹑手蹑脚起来，特别是冬天，天黑黑的，搞不清楚是几点钟，看周围没动静只好又爬回被窝。

       真的把穷学生难住了吗？也是老天帮忙，当时交大附近有一座劳改窑，他们6点钟准时有起床号声，正好比学校早上起床喇叭早一小时。有了这个时间参考系，早起床的问题解决了。

负重越野跑没吓倒学生

       对学校“三好”“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号召，学生积极响应且身体力行，尽管学习“压力山大”，大部分同学仍会选择下午课外活动或早锻炼。学校群众性体育十分活跃，每学期都会有许多系际或以班级为单位的体育比赛，因此篮球场、排球场常人满为患，场外围着加油的同学。一方面那些体育比赛很接地气，吸引了本系本班学生，再则也是场地紧缺，故为了下午有场地，我常常4点多钟就抱个球去抢占球场。高校的体育运动应该回归到学生，这才是“开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初心。

       我是体育积极分子，学生时期体育活动给我留下许多美好记忆，其中一次最令我刻骨铭心，就是大四时学校组织的负重越野比赛。规则是以系为单位组队，比赛以每队最后到达的队员成绩计分，也就是说，绝不能让一个队员掉队；每个队员要背一条被子一根步枪，队员间可以互相帮助；路程是校操场门口至大雁塔一个来回。

       我所在的数理系是全校最袖珍的，共计十几个班，约400名学生，每专业一个年级出1人，我又被选上了。3000m都没跑过，何况万米的负重越野跑。当时我确实背上思想包袱，但答应了，只好硬着头皮上。

       长跑队的训练强度很大，第一个星期练1000m，第二周练2000m，到第5周我们竞然已经能跑5000m了，但大部分人体力也到了瓶颈。后面还得加距离，还要练背被子、扛枪，我们确实有点怕吃不消，但没有一人退缩说不干了，大家仍坚持练。

       2个月的训练经历对我而言弥足珍贵，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学生们都有一股子不怕吃苦、不怕困难、敢于挑战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