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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园五忆 ——我和西安交大的故事
2016-11-01  点击:[]

肖云儒
椒园缘起
       在中国文字中,西安交通大学是一个大词。对于中国的高校,对于中国的科技战线,对于西部和陕西,乃至对于中国近现代史,都是一个不可省略的大词。在千千万万莘莘学子和他们家长的心中,更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打了着重号的大词。
       但对我则不然。西安交大所有的宏大叙事我都了然于心,它让我充满豪情。不过,这所巨无霸式的学校留在我记忆深处的,更多的是只属于私人话语和私密空间。那层层叠叠的楼群,那灿烂如云霓的樱花道,那从教室里喷涌出来、满挟着求知和思考、憧憬和理想的人流,那无计其数的夜灯和夜灯下苦读的面影,还有盘桓在食堂中长龙般的队伍,还有泛漫在饭桌上胜似美味的谈笑,我都不是一个旁观者,可以说其中无不有我。犄角旮旯,有着我人生的小场景在再现;断断续续,有着我生命的曼陀铃在弹拨……
       我给这只属于我的西安交大,起了个只属于我的名字:椒园。我并不知道美丽的校园里是不是也有葱葱的花椒林,它只是个谐音,却平添了一点浪漫,悄悄传递了一点我和交大的亲昵,也便有了特指的感情内容。
自上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开始,我写的许多文章结尾落的地名出现了“椒园”二字,“某年某月某日于西安椒园”,那指的便是交大的校园。不要以为我是在交大书如烟海的图书馆中,或是在温馨明净的小蜗居里完成的这些文章,不是的。大半是在随便路过的哪幢楼的哪间教室,或小小的师生答问室中写就的。因为我要选择孤独、陌生和安静,这是比咖啡和热茶更好的写作环境。
       后来,大约10年后,当我搬到西郊现在住的“不散居”时,曾将自己改革开放以来的人生轨迹,以先后四个居住地的名称缀成一联,书于宣纸,那便是:“才从岚楼椒园过,又抵谷斋不散居。”岚楼、椒园,谷斋、不散居,储藏了我三四十年的生命。长安城里小有名气的烧瓷专家魏庚虎先生,还将这个毫无平仄、只有忆念的联句烧在一个大青花瓷瓶上。几十年过去,现在仍然庄严地放在客厅大书案的正中央。
“傅堪”与“姐夫”
       我为什么把交大校园当做我的“椒园”呢?这就要追溯一个更早的故事。
       1977年,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10多年的全国高考恢复。夫人李秀芳是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那年夏天正在紧张地备战高考,却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全国停课、停考闹革命。这一耽误就是12年。12年中,她下乡当农民,当民办教师,当县办工厂工人。12年的光阴毫不留情地让她由18岁跨进了30岁门槛,让她由少女而结婚生子,而成为支撑一个家庭的少妇。那永远追讨不回来的残酷的12年,粉碎了她的大学梦!1977年恢复高考,我与她心里立刻“死灰复燃”,为了有更充裕的时刻复课,决定她参加第二年即1978年的高考。这时孩子也要从幼儿园升小学了。她辅导孩子,我辅导她。
       这一考,她竟然阴差阳错地成为了西安交大的一名大学生,孩子也成为了西安开通巷小学的一名小学生。我从此与这个校园有了近40年纠缠不清的缘分。
       30岁上大学,比班上最小的同学大了十多岁,这使妻子荣获了班级“大姐”的荣誉称号。正是这位“大姐”使我进驻了校园,成为西安交大一名正式的眷属。她在女生宿舍占了四张架子床中的一个床位,心理上,这也成为我可以“归家”的一锥之地。大学一年级就有了丈夫和孩子,高中才毕业的应届生们多少有些新奇,她也多少有点尴尬。所以平时我基本不在她们班露面。有次突然要去外地出差,必须给她交代孩子,那时没有手机,宿舍也没有座机,便硬着头皮去了女生宿舍。她恰好不在,问舍友借了纸笔,留下了一张便条。便条落款“傅堪”,这是我工作的《陕西日报》副刊的谐音,她一读便懂的。
       不想惹下了“祸”。过了好些日子,我早已将此事淡忘,有次去她们宿舍,不料全舍女生大喊:“姐夫傅堪到……”然后叽叽喳喳地揭秘,说姐夫就是姐夫,还有什么不敢承认的?什么劳什子“傅堪”?啥事都别想瞒过我们!这便成了一段佳话。“姐夫”我也就成为她们班上许多人的习惯称呼。这习惯延续了几十年,直到现在,她的同学们已经先后成为老头老太太了,见面依然姐夫长姐夫短的喊。每当听到有人喊“姐夫”,我内心便会启动“交大专用频道”,那是“椒园”,对,是“椒园”在呼唤和感应你啊。记得“椒园”这个词冒出来的那一刻,“姐夫”心里漫开了一泓暖意。
      在椒园当上这个长青不老的“姐夫”,让我得意了大半生。
陌生的闯入者
      那时候我所在的《陕西日报》社离交大并不远,就两站地。但报社只一间住房,晚上妻子自己复课还要辅导孩子,我也正好开始了专著《西部文学论》的写作,也需要一个书桌和一份安静。最合理的安排便是下班、下课后,她由学校沿咸宁路西行回报社宿舍,与孩子享用宿舍。我则逆向东行,从报社骑自行车去交大找个地方写书稿。
      在古城暮色初降的时分,我俩每天这样相向而行,她在路那边,我在路这边,中间是五颜六色流动的人海,是甚嚣尘上的机动车流和自行车流。有时很向往在路上两口子不期然相遇的那种感觉,这机会实在太少,记住了的只有一两次。到了南廓门附近,看见她由东往西,浮游在车流人流之中,缓缓地前行。我曾经停下来,想喊,终于没有出声——在闹市中大喊无异于神经病发作,况且再大的嗓门也无法听见。我在路边倚着自行车,便这样看着她迎着夕阳缓缓地飘过来,在我西前旋转180度,又缓缓地飘过去,消融在夕阳金色的逆光之中。“肖老师,你还有这样罗曼蒂克的记忆呀!”哪里罗曼而且蒂克啊,那是带着苦艾子气息的记忆,真的,咀嚼起来苦涩苦涩的。
       我从交大北门进到校区,并没有固定的地点,随兴所至,在某一幢楼、某一层的某个教室,找到某一个座位,落下来。这个座位通常是远离自习学生的最后一排最偏僻的角落。为了安静,也因了自感在年轻的学友中多少有点“异类”。铺开资料,而后铺开思路,进入写作。
      晚间的交大教室,那是从事思考性劳动多么理想的地方啊!谁也不认识你,不打扰你,每个人都沉浸在对知识的专注之中,无暇顾及周围。它形成了一个场,一个孤独的思考者的精神文化场,你受着这个场的影响和制约,也在这个场里制约与影响别人。不经意大声咳嗽一下也会脸红。这个心理场和情绪场以一种强大而又看不见的引力波,将你带进外层空间,满目湛蓝碧透,忽又电光火石,倏尔湍流般飞舞回旋。创造性精神之光辐射出的那种灿烂与瑰丽,真是目不暇接,美不胜收。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直到教室里同学走完了,才万分不舍地开始收拾我的战场。
      每晚回家的路上,总会路过一个卡拉OK歌舞厅,里面也总会传出那个年代的各种流行歌曲。刚刚经过精神劳动神圣洗礼的我,此时此刻会对这类音乐产生莫名的歧视,会紧蹬几步自行车,尽快地逃离。是椒园让人高洁了几许么?
      整整一个春季又一个夏季,我每晚在椒园去来。甚至形成条件反射,上了瘾,不去教室写不成文章,有时周日的白天也去,中午就在学生食堂吃饭。夹在比我年轻一大半的学友中排队买饭,有同学会以诧异的目光看我一眼。我也会根据这目光给自己编各种故事,聊以解嘲:比如,他们会不会想,这个半大老头为什么放假不回家,孤苦伶仃地与我们这些快乐的单身汉混在一起?是离异了?是夫妻反目被赶出家门了?自怨自艾,又哑然失笑。回到家里也会把这些想法当夫妻间的谈资,往往能够忽悠到妻子动情地回答:下次我给你送饭,加一份肉饼!肉饼可是我的最爱。
两任教授
      妻子毕业时,我曾想着,怕要和徐志摩告别康桥一样,告别椒园了。不料天公作美,她被留校任教,从此成了人文学院的一名教师。看来我与椒园的故事此生不会再有结尾了。
      我们在椒园中开始有了自己的房子,而且先后搬了好几处。记得刚毕业是在教学区里的一个单身楼,她与留校任教的同班同学刘英、张延冬共处一室,放了三张床。张延冬是她们班的“班花”,其实被公认为美冠椒园,后来去深圳发展,成了大型国有企业的党委书记。刘英也了不得,一家人都是学霸,兄弟姐妹在世界各地名校拿学历,她也准备考北大哲学系,好像报的是外国哲学史贺麟先生的研究生。为了不打扰她,我们基本不去那间房子。只有一次因为要取什么东西,才去了。刘英恰好不在,房间十分朴素自然地在我眼前呈现开来。有几样东西很触动了我:书桌上堆着的书和翻开的书,还有密密麻麻的笔记,台灯旁放着备用的白蜡烛和火柴,还有拆开了的点心盒。这一切,组合成一种苦读的情境,传达着一位苦读者的形象。这是我俩一生向往的境界,内心不由涟漪迭动。果不其然,后来刘英考上了北大哲学系,而后又留学、定居德国。站在那间房子里,我对妻子遽然有了一丝内疚,因为我、因为这个家,生性好强的她怕是再也难以进入这种苦吟苦读苦思苦行的境界了,而她的成绩和心劲本是完全可以追随刘英去登攀的。
      后来,我们又搬到校园南边菜地前的一幢楼里,再搬到交大一村一个叫苹果园的地方。我所熟悉的朱楚珠先生、钟明善先生和著名作家叶广芩女士都住在那里,广芩是时任人文学院副院长顾明耀教授的夫人。有更多的院士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知名专家,都住在这里。我不熟识他们,但从那些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苏式老房子群落中,分明能感受到一种气场,不只是知识的,更有情怀和境界的气场。苏东坡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给予乃师欧阳修“斯文有传,学者有师”的赞誉,而欧阳公晚年也曾交代他的这位学生:“我走将休,付斯文”的重大文化使命,苏东坡当即叩首受命,表示“有死不易”。古城东侧的椒园,正是这令人景仰和心仪的“斯文有传,学者有师”的幽深高古的去处啊。
      大概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吧,不知何时开始,交大人文学院开始请我就自己熟悉的领域讲点课。先是给本科生,后来给研究生;先是讲文学,后来讲文化。在1200、1300、1400大教室,在管理学院的阶梯教室,在人文学院、“学而”讲堂和彭康学院,都留下了我与学友们授受交流的记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人文学院在我的一次学术讲座之前,举行了聘任我为兼职教授的仪式。潘季书记到场,顾明耀副院长发的聘书。因生命渐入衰年,一度辞去教职。到2014年,人文学院又一次聘任我为兼职教授,这次是张迈曾书记到场,边燕杰院长发的证书。……我与我的椒园,相互的进入是愈来愈深了。
       在所有讲课中,印象最深的是十多年前给本科同学讲《怎样成为文学家和成为怎样的文学家》。我讲道,在现代工业社会,文学、诗是人类与自然最后的生命通道,突然全场停电。先是一阵寂然,几秒钟后组织者开始小声商量办法,很快,一位女同学点亮了不知从哪里弄来的蜡烛,用手护着光焰走到讲台前。我忍不住感慨:黑暗,在所有的青春面前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退却!在交大学子面前更是只有两个字:那就是逃遁!场内兀地爆发了掌声、叫好声、跺脚声,真个是柳明花暗又一景。我们在烛光下继续着文学的对话,20分钟后电来了,有同学喊,不要开灯,就在烛光中讲!我于是又讲了一段很动感情的话,我说,同学们自己看不到,烛光中的你们是多么美!你们在烛光中闪烁的眼睛,渴望地探寻着无知的世界,你们被烛光映亮的脸庞,有一种青春的光泽。这一切都感动着我。我想告诉你们,青春天然美丽着,青春也天然文学着,让生命自如地、以美的方式展示吧,这正是文学艺术的真谛。
雄辩天下
      1996年,西安交大学生辩论队一举夺得“全国名校大学生辩论赛”冠军,此后几年也一直名列前茅。这不只是学生辩论队的胜利,更是西交大师生水平、人文素质的一次综合展示。我有幸在辩论队的教师辅导组忝陪末座,给辩手们讲过两次关于中国文化的背景分析,相互研讨了一些问题。这都是一些好生了得的同学,也许自己的讲述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但那种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情景却永远留在了脑海里。
      我在给西安交大辩论队文集写的序文中,将辩手们称赞为精神格力场上的射手、驭手、快枪手、重炮手。那是一群在智慧和精神的火拼中,浴血挺立、浴火重生的勇士啊。一直到现在,那次辩论队的几位主力路一鸣、樊登、郭宇宽,依然是校园内无可争议的明星,拥有一茬茬的粉丝,也和我时不时有着交集。
      郭宇宽后来云游四方,在北京、湖南、广东好几个大媒体干过,期间在中国传媒大学读博,在清华大学读博士后。有几年,被陕西卫视邀回西安,担任人文话题节目《开坛》的开山主持,成天与易中天、于丹、朱学勤、葛健雄、朱大可一干人对话。我也在这个讲坛上与他多次搭档,天文地理、历史现实无所不谈。小郭声音厚重,语感沉稳,视野宽阔,视角独到,常常在行云流水的对话中,杀出几匹黑马,让你猝不及防。他引邻了《开坛》节目重质厚文的风格。后来宇宽出了很多书,每来西安,多邀叙谈。我还作为对话嘉宾,出席了他的新书《开放力》的恳谈会。又一次品茶开坛,又一次重温旧梦。
      我写丝绸之路万里行的书《丝路云履》出版后,很快再版。出版社为了扩大影响,再版时邀请享誉全国的“樊登读书会”做一个悦读专场。组织者兴奋地说,原来我们老大樊登与你是老相识,年轻时你给他们辅导过辩论赛,很仰慕你呢,专程赶来筹划这次悦读会。这我才知道,这个利用互联网优势组建的读书会,在全国有25个分会、好几万听众,竟然是当年交大辩论队的那个叫樊登的小伙子搞的。这些年他北漂央视,南渡沪上,早已是成功人士,但永不忘读书、传播文化,每周自己研读一本书,然后给他的听众讲解、剖析一本书。走遍天下,不失椒园本色!
至于路一鸣,我们几乎“天天见”,因为我们家看中央电视台节目最经常、最集中的时间,就是午饭时分,佐着好节目,边吃边看。那正是《今日说法》、正是路一鸣主播的时间,所以我们家经常将节目名称说成主播名字:时间到了,快看路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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