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上恒
各位在座的西迁老前辈，各位学长，各位老师：
      大家上午好！
      今天作为西迁教工子女的代表参加“交大西迁精神座谈会”，倍感亲切和荣幸。我发言的题目是《父亲经历的三次“西迁”》，以此表达对父亲的缅怀和对所有西迁老前辈﹑老学长崇敬之情。
     我选择了这样一个发言题目，完全缘于父亲与老朋友一次闲谈，父亲当时说的一句话“我这一辈子经过三次西迁”，给我留下印象。我的父亲黄席椿先生1936年从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留校当助教，1938年4月赴德国留学，1941年4月回国，到上海短暂停留，辞别我的祖母，和母亲一道辗转来到四川宜宾李庄同济大学，任电机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承担了全部弱电方面的课程，既有《电话机交换原理》这样的简单课程，也有《理论电工》和《微波引论》等艰深课程。母亲在同济预科教英文和数学。当时同济工学院设址李庄镇东岳庙，教室就设在原先的庙堂里。职工宿舍是大仓房用泥糊的竹篱笆隔成的，既不隔音，也不隔味。每天在油灯下做夜功课，备完课鼻孔两颊熏得漆黑。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父亲一点没有降低教学要求。前一阵中央电视台播放过纪实片《中国李庄》中，当年的同济学生，中科院院士王守觉先生两次提到了父亲：黄席椿先生教我们《理论电工》，教得非常好。......我印象最深的的一个老师叫黄席椿，他是德国回来的。他出的题说实话太难了，我班上19个同学，我考96分，第二名考73分，第三名考63分，16个同学不及格......
      抗战胜利后，父母亲于1946年5月随同济大学迁返上海，结束了他们第一次“西迁”。1952年院系调整后，父亲任交通大学电机系电信组组长兼副教务长。1956年始，父亲又开始了他人生经历上的第二次“西迁”。那一年他领命筹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即今天的电子科技大学）。在那一两年内，大部分时间父亲在成都，间或返回上海。当成电初具规模时，部里已和父亲沟通有让父亲在成电任职的意向，父亲欣然同意，我们一家人有了去做成都人的思想准备，父亲的珍贵书籍也装箱运到成都。
      1957年下半年事情发生了变化，父亲从成都被召回交大，据说是老校长亲自到高教部把人要回来的。希望由父亲主持，筹建交大西安部分的无线电工程系并任系主任，父亲没有提任何条件，又开始了他的第三次“西迁”。 他一人先期到西安，筹划初建的工作。关于怎样在师资力量实验条件几乎为零的基础上建立无线电工程系，边建设边招生边发展的情况，胡保生先生作为亲历者，在口述史《无线电工程系的筹建》中讲得很详细，有兴趣的老师可以在档案馆的网页上读到。
     我们全家1958年8月随父亲赴西安，据说这是交大西迁的最后一批。父亲白天很忙，尤其是初到西安的这两年里，除了繁忙的行政工作外，还承担教学任务。他读书和写作通常放在晚上。每当回忆父亲时，首先冒出来就是夏夜书桌前左手摇着大蒲扇，右手不停疾书的印象。有一次父亲发现他推导的一个公式与权威书上所列的有一个符号差别，竟然花了一个通宵，彻底搞清楚才休息。父亲从1959年开始培养无线电电子学方面的研究生，受他精心培育的研究生达数十名，其中博士生四名。他对教学严肃认真，对青年教师和学生循循善诱，悉心指导。他要求周围的中青年教师课前要做充分的教案准备，授课语言要规范，板书要清晰工整，并要求尽量脱稿讲课。数十年来，他一直以这样的要求从自己做起。就是在“文革”期间受到种种不公正对待的情况下，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研究，利用短暂平静，将专业名著上的习题全部工工整整地做了一遍，在以后的研究生教学中，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凡是听过父亲授课和接受过他指导的中青年教师和学生对他高尚的师德，长者风范和严谨的治学学态度留有深刻印象。“文革”刚结束，父亲接连有《滤波器综合法设计原理》《电磁能和电磁力》和《论波速》等多部著作和多篇论文问世。他被推选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也是第一批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权的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导师。他在晚年，依然勤恳为学校发展和学科建设作出贡献。
      1985年教师节，信控系举办“黄席椿教授七十四寿辰暨从事高教事业五十周年”的庆祝会，父亲从医院回到他熟悉的东二楼办公室。会上他即席讲话，表达了他对老无线电系发展成长的喜悦心情，也表示了“不服老，学到老”的信心。他说，我搞了一辈子解析解，看来已不敷工程应用了。我愿意向青年教师学习使用计算机，学习数值解法，谁愿意收下我这个“老童生”？可惜他的最后愿望并未实现，四个月后，1986年1月8日父亲辞世远去了。父亲和同事们艰辛创建的无线电工程系如今已经发展到了覆盖五个一级学科的规模，在全国占有一定地位。作为一个老西迁人，如果泉下有知，父亲一定会感到欣慰。
      我随父母到西安时，是一个十岁的懵懂少年，如今也年近七十了。除1968年（上山下乡）到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的十年外，一直生活学习工作在西安交大。身份从“西迁教工子女”变成了西安交大的学生，继而成为西安交大的教师，成为续写“西迁”篇章的一员。在这漫长岁月里，父亲好像从来没有教导我“你应当做什么，你应当怎么做”，但父亲“国家为重，事业为重，淡泊名利”的理念， “物质要求简单，学问从不马虎”的生活态度及宽厚真诚待人的性格又似乎无时无处不在影响着我。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荒唐年代，我前途渺茫，万念俱灰。正是父亲埋头读书，安之若素 ，一心搞他的解析解的那份从容，让我有了重拾课本，补充知识的勇气。我当上了教师后，父亲告勉我，理工科教师要有一定的人文知识修养，才能上好课。在以后教学过程中，我对这一点也有了深刻体会。
      正如刚才宫辉老师所说，60年前的一场大迁移，改变了父子两代人的人生轨迹和命运，两代人的与西安交大紧紧连在一起，不可分割，西安交大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与我们息息相关。“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奋斗”这16个字通过包括父亲在内的老一辈西迁人身体力行，深深影响了我们西迁第二代人，我希望这把火炬在交大校园里不断传承下去。因为无论时代怎样变迁，“国家至上，为国献身”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谢谢大家！请允许我代表西迁第二代向老前辈老学长再次表示敬意！
                                                                                                                                               2015-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