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 珊
想起的吴阿姨大名吴德元。吴德元与我有什么关系，她曾是我们家中的一员，更准确地说，是1957～1966年间在我父母亲的家庭里承担了所有家务劳动的家政服务员。
我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我的父亲凌雨轩、母亲王敏颐尚未成家。当时，他们是作为共产党解放军接管扬州市干部队伍中的一员进了城，之后组织上决定抽调我父亲参加“台湾解放后的共产党接收工作”。正因有这一特殊情况，上级领导打破了“二八五团”（即男方满28岁、参加革命5年、县团级）方可批准结婚的规定，批准了尚未到龄的父亲母亲结婚报告。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解放台湾的仗没有打起来，我父亲赴台参与接收一事当然也没能成行。此后的几年中，我哥、我和我的大妹、二妹接踵来到这个世界。那可是在20世纪50年代，国家不仅没有“计划生育”这一说，而且还在号召学习苏联多生子女争当“英雄母亲”呢。既组建了家庭、又有了孩子，家务劳动自然成了每天都要面对的“家庭作业”。我的父母都是十五岁加入共产党、随后即离开家庭成为职业革命者。因各自家境尚可、且又少小离家，故而我爸我妈基本都不会干家务活。结婚生子后的父母亲还是整天忙于工作、仍然无暇顾及家务，所以家里确实需要请人长期帮忙。另外，父母家里用保姆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政策的影响，因为先开始是“公家花钱雇人”的。曾听我母亲说“在实行供给制的年代，多生孩子可算是增加福利：一是组织上会为每个孩子雇一个奶妈、一个保姆，所以爸爸妈妈没有带孩子的负担；二是公家给孩子配发的东西（主要是食品），如孩子吃不完家长还可沾光；再就是供给制按人头发津贴补贴，每个孩子都有一份补贴的钱”。然而这种好日子没有持续太久，我出生后不久就实行了工资制，这类多生孩子带来的“福利”随着供给制的消失也就消失了。虽然“公家雇人”的制度性保障消失了，但我们家里已习惯了有人帮助带孩子、料理家务这样的模式，所以不得不继续请人来家里帮忙，只是这时已演变为“私人出钱雇人”了。
我已想不起吴阿姨到我家的具体时间。只记得1957年在上海的国立交通大学迁往西安时，父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孩子从上海搬家，到西安时家里就有吴阿姨了。在相当模糊的记忆中，我们家一路西行、中途曾去过江苏江都大桥镇的老家，并将出生不久的二妹留在那里请人帮忙照看。或许，吴德元就是在那时来到我家，我的印象不清。但可以肯定的是，吴阿姨是随着交大西迁的人流从江苏走向陕西的。后来我才听说，吴德元是我们苏北老家江都县一个叫“吴桥”那地方的人。因她的户口从来到西安就落在我家的户口本上，所以也就成为我家的一员。
吴阿姨由“苏北小地方人”变成了大城市居民。从此，她有了“西安市居民购粮本”上每月27斤半的粮食定量供应、也有了“西安市居民购货本”及各类票证的副食供应。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由上海搬来的交通大学西安部分似乎有不少家庭都是这样的情况：一批批来自南方各村镇的保姆们都顺利落户到西安市成为居民。只是不知道，这是当时全国农业人口进城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模式，或是国家对交通大学西迁的特殊照顾政策中的一条。
我想起，吴阿姨刚来时不认字，基本算文盲。印象中最开始她要给老家的人写信都是找别人代笔、有来的信也是要靠别人念给她听的。先后于1958年和1960年上了小学的我哥和我，都曾为吴阿姨念过信并代笔写过信。吴阿姨不甘心当“睁眼瞎”。她先是积极参加扫盲班，扫盲班结束后又向我们这些小学生学习。记得我帮吴阿姨学的一是拼音、二是笔划，似乎主要是为查字典用。为了学以致用，吴阿姨开始每天记账，包括买东西的账单和做事情的流水账。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的努力和坚持，她终于可以查着字典看信、写信了。吴阿姨能识字写信，当时在她们那群保姆中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因为相比之下、和吴阿姨同时参加扫盲班的数位保姆却因没能坚持而终又回到原状。通过此事，我感受到吴阿姨热爱学习、自立自强的人格。
想起吴阿姨的能干。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像我们这样七、八口人大家庭的家务劳动那真叫“事多、量大、繁琐”，但这并没有难住吴阿姨。虽然那时并没有经过什么“家政服务培训”，但架不住她是个心灵手巧、干啥像啥的人。吴阿姨不仅会洗衣做饭、会缝补衣裤做鞋子，还自学成才地掌握了剪头发、裁衣服等技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她甚至干过养猪和公共食堂的炊事员。至今还清楚的印象中，好像并没有感觉到吴阿姨在我家时有多繁忙、甚至从没有看到她手忙脚乱的形象。相反，忙里偷闲的吴阿姨还偶尔露一手、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记得有一年元宵节前，吴阿姨一口气扎了三个花灯，一个是白纸剪成毛茸茸的兔子灯，一个是绿纸画上黑道的青蛙灯，还有一个是红花绿叶的莲花灯。哎呀，那真叫漂亮啊！节日之夜，我们兄妹点上花灯得意地在房前屋后转悠，着实博得了左邻右舍小朋友们的羡慕。
想起吴阿姨的纯真。吴阿姨虽然识字不多，但知道的并不少，尤其是生活常识类的知识和谚语常挂在嘴边。例如，每到春秋季节她就告诉我们“穿衣服要春捂秋冻”，我们问为什么呢，她说“因为春天里人的毛孔是张开的，穿的少了寒气容易侵害身体”。看，说得还真有道理。记忆中吴德元念叨给我们的“语录”还有：“小孩子不要怕学习，本事多了不压人，就怕用时没得用”，“常吃麻萝卜，胜过小儿科”，“嘴是没底的箩，上床还吃只鹅”，“帮人的人是好人，害人的人是坏人”…。听听，吴阿姨脑子里装的东西就是这么多，虽都是些“村言俚语”，但从话语中谁都能看到她内心的真和善。当然，作为女人的吴阿姨时不时也会冒出些“八卦”类的话，如苏北老家传说中有一种专吃小孩的“麻虎子”，吴阿姨拿此怪物来吓唬我那60年代出生的小妹妹，结果一段时间里小妹每晚都要依偎在吴阿姨的身边才能入睡。再如，吴阿姨不止一次煞有介事地告诉我“鱼有九智、人有十智，所以这世界是人吃鱼，如果翻过来就变成鱼吃人啦”，搞得我险些将此话当真。
想起吴阿姨帮我教我。大约是1964年，经我们几次要求，吴阿姨开始教我和大妹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活，最初好像是从补袜子开始的。印象中那时的“尼龙袜子”是很时髦而稀罕的物件，我们家里的大人孩子穿的是棉线织的袜子，在“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时代，家家户户的补袜子算是一项经常性的家务活了。我学会了补袜子等针线活后、又要求学做饭炒菜。吴阿姨第一次让我独立操作的是炒韭菜，记不清为什么当时她不在现场，只记得我将韭菜倒入锅中反复翻炒，唯恐不熟、还加水煮了，结果当然是一塌糊涂。后来，我逐渐掌握了不少烹饪技巧并常以自制美食奉给家人和来客，但从没忘记吴阿姨是我做家务的启蒙老师。细细回想起来，吴阿姨所说“求人不如求自己”一语，的确给年幼的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记。也许正因为此，在以后成长、成年，成为人夫、成为人父的人生路上，我不仅一直坚持自己学、自己做各种各样的家务活，而且还学会了如修自行车、“鞋匠”等带有专业性的手艺。“文革”期间15岁的我，曾到建国门外的废品收购站用三、两分钱买几块碎皮子回来缝补球鞋，那双鞋因此而延长使用了两年多；有一年还在大妹的帮助下，我自己纳鞋底、上鞋帮子，成功做出过一双松紧口的布鞋。时至今日再想、再悟，吴阿姨教给我的，其实不仅仅是做家务活的能力、更主要的应当是勇于面对困难坚持自立自强的生活态度。正是有了这样的生活态度，使得我和我家人的生活质量常有提升，也使得我在40年工作履历中虽更换了十七、八次岗位，但都能坦然面对并通过学习很快适应。
想起吴阿姨离开我家的情境。“文革”期间我的父母均被打成“走资派”，从此开始每月只发人均12元的生活费，按人头计算的生活费中，既没了原来应按月付给吴阿姨的工钱、当然也没有吴德元的生活费，因此她只能离开我家。记得1966年底和吴阿姨分别时，我的三个妹妹都哭了、吴阿姨也掉下眼泪；当时我心中的感觉很复杂，有不解和愤怒、也有无奈和无助，自然还包含着不舍，但强忍着没有流露。当年十三岁的我在想，不知这一分别还有没有再见的机会。
我又想起，吴阿姨初来西安时是姑娘、10年后离开我家时还是单身，后来……，一直到她离开这个世界仍是单身妇女。为什么会这样？据我了解是因为她受过创伤。吴阿姨从没说到过她的家人家事，估计可能是父母较早就离世了，好像吴德元是跟着哥哥长大的，在苏北时家里有个豆腐房，她帮着哥哥嫂子共同操持这个小生意。不知何时、也不知为何原因，吴阿姨的哥哥将自己的孩子扔到河里要淹死，此事被当地政府发现后将肇事者逮捕并判了刑。由此，吴阿姨出来工作的收入主要用于帮助她远在老家的几个侄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似乎成了她的责任、更成了她沉重的经济负担。现在想来，自己没有资金积累、还要负担侄子们的费用，很可能是当年吴阿姨不找或不敢找对象的原因之一。另外，哥哥的事件一定给年轻的吴阿姨造成了心理阴影，至于这是否成为她一辈子没有结婚的魔障，就不得而知了。
我至今不知道，一辈子独身的吴阿姨，在人生历程中是不是曾有过与她心动的异性擦肩而过的机遇？也不知道，当吴阿姨思想不痛快或遇到了麻烦时，有没有可以倾诉的地方、有没有可以求助的对象？但我知道，吴阿姨多年来一直是将侄子们当作自己的孩子在抚养，侄子们好像也将这位姑姑看成是亲生父母样的长辈。我也知道，吴阿姨所到的每一家，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活和劳作中，她都是将自己的爱毫无保留地倾注给了孩子们。我还知道，我们家的兄妹和其他家中这些曾与吴阿姨共同生活并得到她悉心关爱照料的孩子们，也是将吴阿姨当作家中长辈尊敬的。
想起我再见吴阿姨的情形。吴阿姨离开我家后，先是在西安交大的一家、后又到当时在西安的第二军医大学一家，都是继续当保姆，之后随着那家人到了上海。记得是1975年暑期，我从念书的厦门大学回西安途中在上海转火车，曾到江湾五角场的“军医大家属院”打听并找到了那家，专门看望了吴阿姨。将近10没见，我再见到的吴阿姨两鬓已露出白发、脸上也有了明显的皱纹。那天，吴阿姨接过我送她的一对枕巾时、眼睛里分明有些湿润。这是我和吴阿姨最后一次见面，以后关于她的信息越来越少了。后来，听说年纪大了回到老家的吴阿姨是指望几个侄子为她养老；又后来，听说吴阿姨不愿吃闲饭、在老家那里又干起了“豆腐房”；再后来…，又隔了好些年再次听说的是吴阿姨几年前去世了。
人常说“人老一大特征是：眼前的事情记不住、过去的事情忘不了”，此话不假。退休三年来，我常情不自禁地想起过去的人和事。关于吴德元的回想中，还有她带我从大雁塔坐着马车去看传说中王宝钏的寒窑，行走在泥泞土路上的马车晃得我呕吐；也有她带着我在家门前自留地里摘扁豆、挖洋姜的收获喜悦；还有她带着我从西安交大家属院步行到八仙庵去烧香，至今也猜不出她许了什么愿。
每当想起那点点滴滴的情景，使我总觉得吴阿姨就是我的家人、亲人。
（ 2015年8月）
